圩田dyked fields

人们利用濒河滩地、湖泊淤地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农田。是一种筑堤挡水护田的土地利用方式。南宋杨万里在《圩丁词十解》中说“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说明了圩田的特点。
圩田创始于长江流域，其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最初圩田修建相当简单，只是筑堤挡水而已，到五代时，圩田的修筑技术有较大发展，出现了堤岸、涵闸、沟渠相结合的圩田，而且规模宏大。《范文正公集·答手诏条陈十事》记载当时的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具有“旱涝不及，为农美利”的良好效果。
围田（见图）和圩田都是筑堤围田，但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二者有着不同的含义。筑堤围田是比较低级和自发性的，圩田是和灌溉系统互相配合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大片平原上开发建成的。王祯《农书》对此有详细阐述：“围田，筑土作用以绕田也，盖江淮之间，地多薮泽濒水不时淹没，妨于耕种，其有力之家，视度地形，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内容顷亩千

围 田

百，皆为稼地。后值诸将屯戍，因令兵众分工起土，亦效此制，故官民异属。复有圩田，谓垒为圩岸，捍护外水，与此相类。虽有水旱，皆可救御。凡一熟之余，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赡及邻郡，实近古之上法，将来之永利。”对围田、圩田、官围、民围作了区别，同时对修筑技术、在农业生产上的效益作了介绍。
北宋政和(1111～1118)年间长江下游沿江已有圩田多处，如太平州（当涂）围丹阳湖建政和圩，建康府高淳县围石臼湖建永丰圩，有田950余顷，太平州沿江圩田有300顷至万顷者四处，计田427 000余顷。其中太平州芜湖县万春圩，有田427 000亩，圩中有大道22里。平江（苏州）兴修围田2000余顷。南宋乾道六年(1170)积太平州筑圩几万数，淳熙三年(1176)太湖附近围田达1498所。熙宁三年(1070)，郏亶曾上书言江南水利。在其《水利书》中对太湖一带高田、低地、治旱、治水，特别是圩田，有着相当周密的规划和科学的布置。对高田则“设堰潴水，以灌溉之，又浚其所谓经界沟洫，使水周流于其间以浸润之，立堽门以防其壅”。对水田低地，则兴修大量平原水利工程，“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深阔而堤岸高厚，虽大水不能入于民田，然后择江之曲者决之，则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水亦高于海，不须灌泄，不自湍流”，这样吴淞江南北岸水田约120余里，南岸大浦27条，北岸大浦28条，淞江北横塘两条，大塘浦57条，塘浦之间，广开圩田。这种田地，由于抗御旱涝能力强，丰收较有保证。《水利书》称：“国朝之法，一夫之田，为四十亩，出米四石”，“十万万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万石。”国家可以聚敛不少的收益。
历代十分重视在沼泽地修筑圩田成功的经验。《文献通考》水利田分列“圩田水利”和“湖田围田”两项；王祯《农书》提到围田与圩田只是相类在占江湖、横截水势、干涸湖面、滥围滥垦的情况下，这种围（圩）田，不只无益，反而有害。《宋会要辑稿》记宣和三年(1121)十月二日诏书称：江东新置圩田，加上流兴筑闭塞水源，至向下民田，无以灌溉，或壅遏发泄，使邻近者反被水患，令所属监司，按视改正。宋代由于滥占滥垦，也有的圩区不只危害邻近农田，本身也少得利，永丰圩即为一例。永丰圩“横截水势，每遇泛涨，冲决民圩，为害非细，虽民田千顷，自开修至今，可耕者止四百顷，而损害数州民田，失税数倍”。由于滥围滥垦，使太湖水利遭到破坏而水患日益加剧：“近年濒湖之地，多为兵卒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授时通考》所载“卫泾禁围田奏”中：“……围田一兴，修筑塍岸，水所由出入之路，顿至隔绝，稍觉旱干，则占据上游，独擅灌溉之利，民曰无从取水。水溢，则流疏缺，复以民曰为壑。围曰侥幸稔，增租有几，而当税收之。因小有水旱，反为荒土，常赋所损可胜计哉。”可见，历史上南方在沼泽低洼地修筑圩田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滥肆“围湖造田”的深刻教训。
沼泽低洼地改造成为圩田，如果能正确处理好水的储蓄和宣泄问题，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滥围滥垦，泄湖为田，旱涝失去节制，不但所围田地收成无保，还会给四周造成危害。在近海地带也会出现雨涝时湖水横溢，遭旱时海水倒逆的情况。盲目地与水争地，滥围滥垦只会招致灾祸。北宋后期民间就不断发出“复湖”、“复陂”的呼吁，南宋政权曾多次发布禁止和取缔围湖和围田的命令，但势家、地主仍以其雄厚的财力，变本加利地攫占更大面积的土地。明清时期圩田进一步发展，与水利的矛盾也更加尖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