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鹰楼诗话”的意思、由来及中英文翻译是什么-中文百科知识-开放百科全书

射鹰楼诗话

文论。清林昌彝撰。二十四卷。昌彝字惠常，侯官（今属福建）人。道光进士。有《小石渠阁文集》。“射鹰”，即“射英”谐音。意即射击英帝国主义。故前两卷全为搜集魏源、林则徐、张维屏、朱琦、孙鼎臣等爱国诗人的作品，广泛反映了鸦片战争史实，作者评论中充满爱国主义精神。论及有清一代诗人约四百人，诗歌两千余首，特重乡梓福建诗人作品。林氏论诗强调要有现实主义内容，“须有命意，而后讲性情风格”，“贵在抱负，方为大家”。主张诗歌发挥“裨益经济，关系运会”作用。在艺术风格上，反对模拟古人，独尚一格之偏见，主张“诸品”齐放，即提倡多样化风格。林氏论诗观点反映出清中叶之后的进步文艺思潮。有咸丰元年(1851)家刻本。

射鹰楼诗话

诗话。二十四卷。清林昌彝撰。林昌彝(约1854年前后在世)，字惠常，号芗溪。福建侯官人。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精于三礼之学，由此贯通群经。所作古诗文，雄厚渊深，时人比之为顾炎武、朱彝尊。关心时政，与魏源为挚友，与同乡林则徐交情极深。林氏所著《平夷十六策》及《破逆志》四卷，深受魏源、林则徐称许。林则徐在粤东五围英兵，三夺英船，其中两次英船退出外港，不敢对阵，即用林昌彝兵法。(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三)林氏虽然六次上京考试，皆未能中进士，然终身忧患国事，大声疾呼抗英御侮，是晚清主战派的有影响的人物。
《射鹰楼诗话》成书于庚子(1840)，刊行于咸丰元年(1851)。“射鹰”二字，“鹰”即英吉利。卷二二云：“余谓凡著书须有关系，诗话主其一也。余所为诗话，意专主射鹰。”因而是书大旨非同于一般泛泛论诗之作。林氏写作十分认真，编成之后，从庚子(1840)年到庚戌(1850)年十年间，六次上京应试时，都携带行箧，因而补入了鸦片战争前后的若干诗篇及时人议论，相当程度上实录了当时的大事和士人心态，这就使这部书不止于诗学，更兼有史传的性质。基于抗英御侮救亡图强的主旨，《诗话》中以道德教化论诗，占了很大的比重。卷二三云：“诗歌足以感激人心者，无过忠孝节烈之事。”卷五论科举八股之弊，卷四论花会赌博之害，卷三论福州海防之失，以及论士人人品、师友交道，等等，皆以诗正风俗，敦教化，是当时的传统知识分子，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所流露出的深重忧患。基于此种论诗主旨，《诗话》评骘古今诗人，首以道德为标准，如对乾隆以来享有大名，后生向风的袁枚，屡加贬斥。《诗话》推重原本经史、以学养入诗的创作旨趣。如评论严羽“别材别趣”之说，认为“沧浪谓汉魏不假妙悟，夫不假妙悟，性情之中声也”。而“诗有别材”之学，则非碻论。“果如沧浪所论，则少陵何以‘读书破万卷’耶？”（卷五）论洪亮吉“至性过人，发为忠孝，故其诗奇思独造，远出常情”(卷二○)；对忠臣烈士，如鸦片战争时抗塘殉国的姚怀祥（履堂），大费篇幅，选录其诗章，皆归本于儒家诗教之旨。同时人温训《射鹰楼诗话·序》评此作“所见极博、所解极精、淹洽同于竹垞（朱彝尊）而特识高于四农（潘德舆），故可贵也”。
有清咸丰元年家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较为通行。

词条	射鹰楼诗话
类别	中文百科知识
释义	射鹰楼诗话文论。清林昌彝撰。二十四卷。昌彝字惠常，侯官（今属福建）人。道光进士。有《小石渠阁文集》。“射鹰”，即“射英”谐音。意即射击英帝国主义。故前两卷全为搜集魏源、林则徐、张维屏、朱琦、孙鼎臣等爱国诗人的作品，广泛反映了鸦片战争史实，作者评论中充满爱国主义精神。论及有清一代诗人约四百人，诗歌两千余首，特重乡梓福建诗人作品。林氏论诗强调要有现实主义内容，“须有命意，而后讲性情风格”，“贵在抱负，方为大家”。主张诗歌发挥“裨益经济，关系运会”作用。在艺术风格上，反对模拟古人，独尚一格之偏见，主张“诸品”齐放，即提倡多样化风格。林氏论诗观点反映出清中叶之后的进步文艺思潮。有咸丰元年(1851)家刻本。射鹰楼诗话诗话。二十四卷。清林昌彝撰。林昌彝(约1854年前后在世)，字惠常，号芗溪。福建侯官人。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精于三礼之学，由此贯通群经。所作古诗文，雄厚渊深，时人比之为顾炎武、朱彝尊。关心时政，与魏源为挚友，与同乡林则徐交情极深。林氏所著《平夷十六策》及《破逆志》四卷，深受魏源、林则徐称许。林则徐在粤东五围英兵，三夺英船，其中两次英船退出外港，不敢对阵，即用林昌彝兵法。(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三)林氏虽然六次上京考试，皆未能中进士，然终身忧患国事，大声疾呼抗英御侮，是晚清主战派的有影响的人物。《射鹰楼诗话》成书于庚子(1840)，刊行于咸丰元年(1851)。“射鹰”二字，“鹰”即英吉利。卷二二云：“余谓凡著书须有关系，诗话主其一也。余所为诗话，意专主射鹰。”因而是书大旨非同于一般泛泛论诗之作。林氏写作十分认真，编成之后，从庚子(1840)年到庚戌(1850)年十年间，六次上京应试时，都携带行箧，因而补入了鸦片战争前后的若干诗篇及时人议论，相当程度上实录了当时的大事和士人心态，这就使这部书不止于诗学，更兼有史传的性质。基于抗英御侮救亡图强的主旨，《诗话》中以道德教化论诗，占了很大的比重。卷二三云：“诗歌足以感激人心者，无过忠孝节烈之事。”卷五论科举八股之弊，卷四论花会赌博之害，卷三论福州海防之失，以及论士人人品、师友交道，等等，皆以诗正风俗，敦教化，是当时的传统知识分子，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所流露出的深重忧患。基于此种论诗主旨，《诗话》评骘古今诗人，首以道德为标准，如对乾隆以来享有大名，后生向风的袁枚，屡加贬斥。《诗话》推重原本经史、以学养入诗的创作旨趣。如评论严羽“别材别趣”之说，认为“沧浪谓汉魏不假妙悟，夫不假妙悟，性情之中声也”。而“诗有别材”之学，则非碻论。“果如沧浪所论，则少陵何以‘读书破万卷’耶？”（卷五）论洪亮吉“至性过人，发为忠孝，故其诗奇思独造，远出常情”(卷二○)；对忠臣烈士，如鸦片战争时抗塘殉国的姚怀祥（履堂），大费篇幅，选录其诗章，皆归本于儒家诗教之旨。同时人温训《射鹰楼诗话·序》评此作“所见极博、所解极精、淹洽同于竹垞（朱彝尊）而特识高于四农（潘德舆），故可贵也”。有清咸丰元年家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较为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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