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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尉缭子
类别 中文百科知识
释义

074 尉缭子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相传为战国时尉缭所著,系辑录尉缭对梁惠王陈述兵法31篇而成,约于前220年左右成书。现仅存5卷24篇,9000余字。按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前12篇主要论述战争观和政治观,后12篇主要论述军令和军制。本书在哲学上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先进的;认为军队的战斗力在于士气,励士之道在于保障人民生活,要用爵禄鼓励,用严法重刑威逼士卒战斗;提出了攻、战、守三种作战形式的原则;特别强调了战场纪律与军令的森严,因“内畏则外坚”等。本书继承了孙武、吴起有关的军事思想,论述广博并切合用兵实际,对后世有重要影响,宋元丰时被列为武学必读之书。但是主张重刑杀戮士卒,反映了封建阶级军事思想的残暴性,过分强调国君和将帅的作用,反映出其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

尉缭子

古代兵书。传为战国时尉缭作。五卷。共二十四篇: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共四千四百余言。前十二篇论述作者的政治观和战争观,后十二篇论述军令和军制。一些主要内容含有朴素的辩证唯物思想。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出土该书竹简三十六枚,有兵谈、攻权、守权、将理、原官、兵令等六篇,内容与今本基本相同。

尉缭子

兵法论著。五卷。战国尉缭撰。尉缭(生平不详),梁惠王时代人。成书于战国中期魏国。一说秦始皇时代人,成书于战国晚期秦国。或以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和由大梁入秦的尉缭是同一个人,《尉缭子》是尉缭或其弟子根据他的言论在不同时期写成的作品的合编。《汉书艺文志》“杂家类”下著录《尉缭》二十九篇,又“兵形势家下著录《尉缭》三十一篇。一般认为两者是同一部书,今本《尉缭子》是原杂家《尉缭》和兵形势家《尉缭》的两个残本的合编。
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尉缭子》被编入《武经七书》,厘为五卷,凡二十四篇,是历代传本中主要的版本系统。卷一共四篇:《天官》从梁惠王与尉缭问答写起,针对兵阴阳家“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的说法,阐述了“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观点,即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人。《兵谈》从战略高度论述治国与治军、经济与军事的关系,以及将帅的作用、地位和素质等问题。《制谈》着重论述政治、军事制度与战争胜负的密切关系,强调军队法治的重要意义。《战威》论述军队士气的重要性和激励士气的方法。卷二共五篇:《攻权》主要论述集中优势兵力、机动作战和战前准备等用兵战略、策略。《守权》讲城市防守的战略战术。《十二陵》以精炼的语句,从正反两方面概括出治军的十二条经验和十二种教训。《武议》分析了战争的性质和目的,并进一步阐述经济实力对战争的作用,将帅的权力、责任,以法治军的原则等问题。《将理》由将帅的司法职责入手,阐述了司法与军事的关系。卷三共六篇:《原官》论述国家设官立制,“官分文武”、“职分四民”的重要性及其职能和施政方法。《治本》阐述“反本缘理”的政治主张,即重耕织、重教化法治。“战权”谈用兵的权谋。《重刑令》讲战争期间的惩罚措施。《伍制令》讲军队中实行什伍连坐制的有关条令。《分塞令》讲部队营区划分、管理等规定。卷四共五篇。《束伍令》讲战场上的各种奖罚制度和各级军吏的司法权限。《经卒令》讲有关部队战斗组织、编队等方面的军法军令。《勒卒令》讲述金、鼓、铃、旗等指挥信号工具,在统一军令、整训士卒方面的作用和使用方法。《将令》讲将帅受命、颁令时的礼仪制度。《踵军令》讲战斗部队的编成和合成作战问题。卷五共四篇。《兵教》(上、下)主要讲述练兵方法、步骤与奖惩制度,以及国君用兵的十二条“必胜之道”。《兵令》(上、下)深入分析了战争中军事行动与政治手段的相互关系,“兵者,以武为植,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武为外,文为内”。再次强调以法治军与战争胜负的关系。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先秦兵法的军事思想和理论,内容非常丰富。它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反对用唯心主义天命观指导战争,明确区分战争的正义和不义性质,支持“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伐暴乱而定仁义”的战争,反对发动“杀人之父兄,利人的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在战略上它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集中反映在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论述方面。认为政治是根本,军事从属于政治,与两千年后德国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尉缭子》是先秦兵家中唯一存世的“兵形势家”著作,其理论特色主要表现为强调未战之前的对敌优势,将战之时的作战布势和既战之后的凌敌威势。《尉缭子》记载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特别是孙武和吴起,具有很高的军事史料价值。
《尉缭子》历来受到兵家的重视,历代史志均有著录,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学者注释、评论络绎不绝。它很早传入海外。日本译注、研究《尉缭子》的著作多达三十余种。朝鲜也有刊本。《尉缭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书残简。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间的《武经七书》本,后世诸本包括分卷不同的各种丛书本大都源于此本。

尉缭子

中国古代兵书。传为战国时尉缭著。《汉书·艺文志》载有《尉缭》三十一篇。今本共五卷二十四篇。即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蹱军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书中批判了唯心主义天命论的战争观,认为军事上的胜利取决于国家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措施。同时记载了关于军队服装、军衔、编制制度等内容,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尉缭子

中国古代兵书。战国时期军事家尉缭著。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编入《武经七书》,作为武学必读的军事教材。《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杂家《尉缭》29篇,并注“六国时”三字,另著录兵形势家有《尉缭》31篇。今本共5卷24篇: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武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尉缭子》将战争分为“挟义而战”的义战与“争私结怨”的非义战两种,赞成“诛暴乱、禁不义也”之义战,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之非义战,指出杀害无辜,滥施武力是强盗的行径。认为将帅应有良好的品德,“勤劳之师,将必从己先。故暑不立盖,寒不重裘,有登降之险,将必下步。”(《战威》篇)“凡将,理官也”,应“不私于一人”(《将理》篇),公正地处置各种事情。指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兵谈》篇)是将帅应具有的素质,而“心狂”、“耳聋”、“目盲”则是为将者的弊病,应加以避免。主张对士兵进行道德教育,“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战威》篇),认为只有“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重刑令》篇),才能使军队“天下莫能当其战矣”(《制谈》篇)。《尉缭子》的武德思想是以“天人相分”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是反对“卜筮”、“祷词”等迷信做法而重视人的因素在伦理道德领域的具体表现。此书集先秦法兵家之大成,被后人称誉为“不在孙武之下”的兵书名著,在军人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尉缭子

五卷。尉缭撰。其生卒年及籍贯皆不详。班固《汉志》杂家类《尉缭》下注云“六国时人”。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云:“缭为商君学”。除此记载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有一个尉缭,考其事迹,当非今本《尉缭子》的作者。今考其书开卷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云云,其人当为战国中期人。此书最早见于《汉志》的杂家类和兵形势家,前云二十九篇,后记三十一篇,未知孰是。《隋志》作五卷,与今本合。《唐志》作六卷。南宋学者陈振孙开始怀疑此是伪书。(《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此后伪书之说纷起,遂成定论,代不疑焉。1972年山东银雀山一号汉墓竹简出土,其中有此书的残简,这起疑案才得到澄清,其书确为西汉以前已经流传的古书,成书似在战国中期。今本《尉缭子》凡五卷,计二十四篇,近万余字。具体篇目为:卷一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攻权、卷二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卷三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卷四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卷五兵教(上下)、兵令(上下)。前十二篇表述作者政治观和战争观,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论述了战争和政治、经济的联系,主张 “以武为植,以文为种; 武为表,文为里。”后十二篇论述军令和军制,颇为具体,为其他先秦兵书所少见,对研究先秦军制史有很大的价值。此书上承《孙子》、《吴子》军事思想,并又有发展,对后世影响极大。唐宋时诸家注《孙子》皆引其文,在一些类书和兵书中也屡见引述。但该书中主张重刑杀戮,来威压海内,甚至称“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云云,殊不足称道。此书有若干种本子,大略可分为古本和今本两大类,竹简本与原本近是,是为古本。宋《武经七书》之后的本子皆可谓之今本,而且皆以《武经七书》为祖本。今本又可分为两个系统,即《武经七书》系统与丛书系统的本子。前系统的本子多有注解,后者少有注解,即使有也极简略(说详钟兆华《尉缭子校注》)。此书有黄氏刊本、明汪刊《直解》本,《诸子萃览》本。较通行的有《武经七书》本、《子书百种》本等。近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的注释本、中华书局1979年的注译本、中州书画社1982年的校注本,颇便学者。

《尉缭子》

兵书。中国《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战国尉缭作,但说法不一。全书5卷,24篇,4400字。前12篇,论述作者的政治观和战争观;后12篇,论述军令和军制。有8个版本。今本主要以宋本为底本,参照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作了订正。

《尉缭子》

战国中期魏国(今河南开封)人尉缭作。内容多涉及军事,讲究奇正配合。书中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又主张避实击虚。《汉书·艺文志》列入兵形势家和杂家,前者记31篇,后者记29篇。北宋时《尉缭子》与《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合编为“武经七书”,成为官定军事教科书。今本24篇,即“武经七书”的传本。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中发现《尉缭子》残简,有6篇与今本基本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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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9/28 10:3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