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 扬雄前58—18

西汉语言学家、文学家。亦作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成帝时为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天禄阁，官为大夫。少即好学，善作辞赋。但口吃不能剧谈，遂以文章名世。博览强记先秦古籍，多识古文奇字，好古而乐道，通晓训诂。作《训纂篇》以续《苍颉篇》，凡34章，2040字，将童蒙识字教本发展为文字训诂之作；仿《论语》作《法言》，阐发先秦诸子的语言学说； 又作《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13卷，记述西汉时代各地方言，于训诂领域别开生面，为后世语言研究留下了宝贵资料。堪称中国小学的创始人。

036 扬雄

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早年所作《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在形式上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等赋。后来主张一切言论都应以“五经”为准则，进而鄙薄词赋，谓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语言文字学等。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扬子云集》，清代严可均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其赋、箴共4卷，最为详备。

076 扬雄

把道德建立在自然无为的“玄”的基础上，认为“玄”是宇宙的本源，万物的主宰，不赞同老庄的消极无为的人生观，而一方面认定天道自然无为，另一方面承认人事积极有为，礼义法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生死问题上，提出有生必有死，是“自然之道”。在人性论上，既反对孟子“性善论”，也反对荀子“性恶论”，而提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因此特别强调“学习”和“修性”的重要性。他把人分为“众人”、“贤人”、“圣人”三等，“圣人”能完全自觉地“去恶迁善”； 而“贤人”能按“礼义”来择善而从之；至于“众人”所追求的只是生命与富贵，于善恶都无所择。他承袭“五伦五常”的道德观，用阴阳学说来论证封建道德规范的永恒性。“夫妇、父子、君臣、长幼、朋友”这“五伦”是“天地之经”，肯定了“尊尊为君，卑卑为臣”的君臣之制。在道德修养上，认为“仁，宅也；义，路也； 礼，服也； 智，烛也； 信，符也”，要人们按仁、义、礼、智、信办事，取四重(重言、行、貌、好)，去四轻(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华实”相符，就会成为有贤德的君子。主张“德治”和“法治”并用，特别强调教化的作用。他的伦理思想具有开创性，给宋明理学思想以很大的影响。

038 扬雄前53—公元18

或作杨雄。西汉文学家、哲学家。字子玄。蜀郡成都(今四川郫县)人。提出“玄”支配天文、地理、人事：“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认为“玄”发布阴阳二气，生成天地和宇宙万物。主张事物有因循，有变化：“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训”。提出“新则袭之，敝则益损之。”“以往圣之法治将来，譬犹胶柱而调瑟。”承认事物的对立和转化：“阳不极则阴不萌，阴不极则阳不牙，极寒生热，极热生寒。”指出“新故更代，阴阳迭循”但他又用三分法把事物的变化机械地划分为九个阶段，把一切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都塞进它以“九”为基础的数的格式中。否认神怪与长生不死。指出“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在天人关系上，提出“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认为事情的成败，虽有客观因素的作用，决定的因素还是人。在知行方面，强调行的重要：“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无也，为众人。”哲学著作有 《太玄》、《法言》。

036 扬雄

西汉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仿《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两书中多有逻辑辩说与类推问题。认为辩言应事辞相称，不在虚辞，“事事辞称则经”。强调言要有验，做到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如言无验，则为虚妄之说。将辩分为“大辩”、“小辩”。主张以儒家经典易、书、礼、诗、春秋五经为大辩的标准，“舍斯，辩亦小矣”。认为大辩则言必有中，小辩则为𫎝𫎝之说；大辩由 “多闻见”而为“至识”； 小辩则因“多闻见”而陷于“迷识”。要求辩说应从大辩，不能取小辩。是连珠体的创启者。但所作连珠多已散佚，今仅存两首于《艺文类聚》中。

扬雄前53—前18YangXiong

西汉文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少时好学，喜爱辞赋，性恬淡寡言，不慕荣利。40岁后，经友人推荐，任给事黄门郎，侍从祭祀游猎。历仕成、哀、平三世，一直官位卑微。因不满朝政腐败，宦官专权的局面，埋头著书。王莽称帝后，搜杀异己，扬雄校书天禄阁，因恐惧而投阁自杀，未死。后召以为大夫。
文学成就以辞赋为主。曾模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作《甘泉》、《羽猎》、《河东》、《长杨》等赋，描写了天子的宫殿、苑囿、祭祀、游猎之盛，篇末寄以讽谏，对汉末现实有所批评。较有特色的是《解嘲》、《逐贫赋》、《酒箴》三篇作品，或假托主客问答，或杂以嘲戏，或托物咏怀，抒发了正直之士不见容于世的愤懑，暴露了贤愚不分、险恶污秽的现实。其中《解嘲》受东方朔《答客难》影响，但又有所发展。早年还作有《蜀都赋》，描写成都的繁华壮丽，开了京都大赋的先河。
散文亦有成就。曾模仿《周易》作《太玄》，模仿《论语》作《法言》。《法言》言简意赅，其中提出了一些文学观点，如主张宗经征圣，批评汉赋欲讽反劝，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对后人有一定影响。其政论文《谏不受朝单于书》理充辞畅，气势劲健，颇受后人称道。王莽称帝后，他曾作《剧秦美新》一文，为之歌功颂德，受到了后人訾议。此外，他又是“连珠”体的开创者。
明人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扬雄前53—18

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 （今四川）人。一作 “杨雄”，《汉书》作 “扬雄”，清人段玉裁考证，“扬”应作“杨”。少时好学，喜爱辞赋，性恬淡寡言，不慕荣利。成帝时为郎，给事黄门。王莽时任大中大夫，校书天禄阁，因恐惧而坠阁自杀，未死。后召以为大夫。文学成就以辞赋为主。曾作《甘泉》、《羽猎》、《河东》、《长杨》等辞赋十二篇。描写了天子的宫殿、苑囿、祭祀、游猎之盛，篇末寄以讽谏，对汉末现实有所批评。较有特色的是 《解嘲》、《酒箴》、《逐贫赋》三篇作品，或假托主客问答，或杂以嘲戏，或托物咏怀，抒发了正直之士不见容于世的愤懑，暴露了贤愚不分、险恶污秽的现实。明人张溥辑有《扬侍郎集》。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Yangxiong

一作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汉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幼即好学，博览群书，口吃不能剧谈，遂默而好深湛之思。少壮之时，喜好辞赋。30余岁时，游京师，先为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吏，后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天禄阁，官为大夫。“好古而乐道”， “用心于内，不求于外”。晚年鄙薄辞赋，转而研究哲学，专心著述，仿 《论语》作 《法言》，仿 《易经》作 《太玄》。提出以 “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的学说，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否定神仙方术的迷信观念。在伦理道德问题上，反对老子绝仁弃义、绝灭礼学的观点，重视儒家学说，又不恪守儒家的一家之言。批评庄周、杨朱荡而不法，墨翟、晏婴俭而废礼，申不害和韩非险而无比，驺衍遇而不信，对各家道德论都有独立见解。在人性问题上，认为人的本性是善恶相混的，“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身》)他十分注重后天的学习和修养。“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法言·学行》)。修养善性的标准是：仁、义、礼、智、信，认为“仁”是宅，“义”是路，“礼”是服，“智”是烛，“信”是符，要求人们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按仁义礼智行事。欲修成君子，还必须“取四重，去四轻”。“四重”为：“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四经”是：“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谣”。人在言、行、貌、好四方面能取“四重”，去“四轻”，就合乎“礼的要求。其伦理思想独具特色。《汉书·扬雄传》：“今杨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赞，则必度越诸子矣。”主要著作除《法言》、《太玄》外，还有语言学著作《方言》、《训纂》等。明人辑有《扬子云集》，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其赋、箴等共四卷。

扬雄前53—公元18Yangxiong

西汉学者、辞赋家。字子云， 成都人。少而好学， 知识渊博。40岁后始游京师， 被喜爱辞赋的汉成帝召入宫廷， 任给事黄门郎。王莽称帝后，他曾校书天禄阁，作过吹捧王莽的 《剧秦美新》， 招致后人讥议。
扬雄的主要赋作有 《甘泉赋》、《羽猎赋》、《长扬赋》 等。其用辞、构思等与司马相如赋相类。《解嘲》、《逐贫赋》、《酒箴》等是他自述情怀的作品， 比较有他自己的特色。《解嘲》是一篇表现他仕途失意发牢骚的文字，文中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风气的败坏以及小人当道， 贤才难用。因此他采取 “默默者存”、“自守者身全”的处世态度。文章纵横驰说、善为排比， 辩锋锐利，虽受东方朔 《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艺术上仍显示出他自己的风格。到了晚年，他对辞赋的看法有了转变， 认为赋是 “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 其作用往往是劝百讽一， 无补无事。懊悔自己写过赋。除辞赋外， 扬雄还模仿 《论语》作 《法言》， 模仿 《易经》作 《太玄》， 表述他对社会、政治、哲学等方面的思想。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但好为艰深之辞。《隋书·经籍志》有 《扬雄集》5卷， 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 《扬侍郎集》。

扬雄前53～前18

西汉著名的辞赋家和语言学家。有时也写作 “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小时就爱好学习，博闻广识，尤其好辞赋，但口吃不善说话。出身贫寒，不爱奉迎，不慕富贵。40岁到京城，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很欣赏他的文采，召为门下吏。成帝时召入宫，写了 《羽猎赋》、《甘泉赋》，封黄门郎给事。他一生不得志，官职一直很低微，又耿直不愿与权贵为伍。王莽称帝时他校书天禄阁，官为大夫，后受牵连差点被捕。他一生创作丰富，但大多是模拟作品。比如他的 《甘泉赋》、《羽猎赋》就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内容也写天子祭祀场面的浩大，极力夸饰。他的 《太玄赋》模拟 《周易》，《法言》模仿《论语》。他学识渊博，在模拟中有创造。他的赋更流畅，文辞华美，气魄雄大。晚年他认为赋是 “雕虫篆刻”，还提出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对后代影响很大。他还著有《训纂》、《方言》等语言文字著作。《方言》是中国第 一部记载各地方言的著作，保留了古代很多语言材料，有助于研究古代语言文学。明人辑有 《扬子云集》。

扬雄前53—后18

一作杨雄，西汉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蜀郡（今属四川）人。成帝时为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天禄阁，官为大夫。为人口吃，不善言谈，以文章名世。早年作《反离骚》、《甘泉赋》、《河东赋》、《长杨赋》等，以讽汉帝。后来薄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法言·吾子》)，转而研究经学。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哲学上，以“玄”为宇宙万物的本原，“玄者，幽摛万类而不见形者也”，它“摛措阴阳而发气”，阴阳之气“一判一合，天地备矣”(《太玄·摛》)。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提出“自然之道”即是“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法言·君子》)，否定了当时神仙方术的长生不死的迷信观念。在社会伦理方面，批判了老庄“绝仁弃义”的观点，重视儒家的道德学说，“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法言·问道》)特别强调修养的重要，认为人的本性是善恶相混的，经过后天的修养才能发展善性，成为善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身》)“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法言·学行》)重视行为实践，“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无为，为众人。”（同上）提出以圣人是非为是非的评判标准，“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吾子》)强调人要自爱、自敬，“人必其自爱也，然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然后人敬诸……未有不自爱敬而人爱敬之者也。”(《法言·君子》)主要著作除《法言》、《太玄》之外，还有语言学著作《方言》、《训纂篇》等。著作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扬子云集》，清严可均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其赋、箴等共四卷，最为详备。

扬雄

扬雄前53—18

西汉著名的哲学家，语言学家，辞赋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作为古文美学家的扬雄，主要致力于赋的创作和研究。他早年曾沉溺辞赋写作，摹仿司马相如，构思遣辞，力求写得沉博绝丽，虽自有其特点，却使辞赋创作走上了模拟因袭的道路。随着思想的发展变化，他晚年一反以前对赋的偏爱，指出汉赋的形式主义创作倾向妨害了文学讽谏作用的发挥：“雄以为赋者，将以风（讽）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就是说，赋家尽管意在讽谏，但由于作品极力铺陈，“侈丽闳衍”，只能起到欲讽反劝的效果。因而悔其少作，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自以为“壮夫不为”(《法言·吾子》)。这种对浮夸文风批判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但扬雄并未全盘否定赋体文学，他从思想与艺术两方面将赋体分为“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两大类，并揭示了它们各自的特点，他所要否定的实际上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详见“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条》)。在《法言》等文章里，扬雄还提出要宗经，征圣等观点。主张以经书作为言语的典范、行动的规则。“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无）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法言·吾子》)与此相应，他反对过分文饰，主张华实相符：“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这些思想，对后世刘勰，韩愈等都产生了影响。

扬雄前53——18

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从小即好学博览、酷爱辞赋。家贫而不慕富贵，口吃而敏于深思。《汉书》本传记载：“年四十馀，自蜀来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成帝初召入宫，任给事黄门郎。官职低微，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时受人牵累坠阁自杀未遂，后复被召为大夫。扬雄早期即以辞赋闻名。其辞赋每以司马相如为式，效《子虚》、《上林》而作《羽猎》、《甘泉》诸赋，所以后世有“扬马”之誉。还有《解嘲》《酒箴》和《逐贫赋》。《逐贫赋》“呼贫与语”，发泄怨愤，抒惆怅失志之情，是具有独特风格的小赋。晚年认为作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经典为典范。对作赋和后代的文论有很大影响。辞赋之外，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哲学思想。散文方面还有一些优美政论文，创立了“连珠体”。另有语言学著作《方言》。明人张溥辑有《扬侍郎集》。

扬雄

扬雄前53～后18

西汉文学家，经学家，语言学家。一作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 （今郫县） 人。少时好学，博览群书。汉成帝时自蜀游京师，以文名被召见，后用为郎，给事黄厅，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年老转为大夫。专精著述，辞章、小学、经学兼长，著作甚丰。作《长扬》、《甘泉》、《河东》、《羽猎》诸赋，形式上仿屈原、司马相如，影响颇大。后鄙辞赋曰“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经学，作 《法言》、《太玄》，提出以 “玄” 作为宇宙根源的学说，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性，驳斥神仙方术的迷信。在社会伦理方面，批判老庄 “绝仁弃义” 的观点，重视儒家学说。语言学方面著作有《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记述西汉时各地方言，又续 《仓颉篇》，编成《训纂篇》。著作原有集已佚，明人集有《扬子云集》，清严可均编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中收其赋、箴共4卷。今郫县有扬雄墓。

扬雄前53～公元18

西汉末学者，文学家、哲学家、语文学家。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又作杨雄，字子云。年十余，自蜀至京师游。成帝时，经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推荐， 待诏承明之庭，除给事黄门郎，曾奏《甘泉》、《河东》、《校猎》 (或作 《羽猎》) 《长杨》诸赋以讽谏。王莽时，先校书天禄阁，后召为大夫。曾因甄寻、刘棻案牵连，跳天禄阁自杀未遂。又曾作《剧秦美新》以谀莽。他少而好学，不为章句，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非其意虽富贵不事。然口吃不能剧谈，唯以文章名世。在文学方面， 早年倾慕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后来主张一切言论者应以《五经》为准，转而鄙薄辞赋，谓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在哲学方面，以传莫大于《论语》而作《法言》， 以经莫大于《易》而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说。他强调应该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在社会伦理方面，不赞成老庄学派“绝仁弃义”的观点，主张“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在语言学方面，他搜集整理汉代各地方言，撰成《方言》一书，又继《仓颉》而作《训纂》，均为研究古代语言文字的重要著作。原有文集，已散佚。明人辑有《杨子云集》。清严可均编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将他的赋、箴收集为四卷。

扬雄前53～18

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一作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自幼家贫好学，学问渊博。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新朝时，为大夫，校书天禄阁。为人口吃，不能剧谈，但善写文章。作赋12篇。以《甘泉赋》、《羽猎赋》、《河东赋》、《长杨赋》为著名，形式上多模仿司马相如，但也表现出自己的某些特色，气魄比较雄伟，行文也较流畅，因此得与司马相如并称“扬马”。另有《解嘲》一文，辞锋尖锐，挺拔有力，具有纵横家的气势和风格。扬雄晚年不满于辞赋“劝百讽一”的传统，认为辞赋是“壮夫不为”的“童子雕虫篆刻”。乃转而研究哲学，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在《法言》中他将赋分为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见解。这些观点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另有《训纂篇》，对文字学有一定贡献。所著《方言》，为研究古代语言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