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巧理论

刘若愚认为，把文学看作是一种技艺的观念，即为文学的技巧观。在中国文学里，这种观念常常隐含在创作实践之中，较少诉诸理性论述。
但公开陈说技巧观的，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子。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里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他认为，懂得如何调配韵律，是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有几篇讨论技巧：而在《总术》篇，他特别强调“术”的重要：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高启所谓“诗之要有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其中含有技巧理论的因素。李东阳既坚持区别诗文、诗体的形式，又坚持认为写作要有一定的规则和方法。例如，他说：“夫文者言之成章……。章之为用，贵乎记述铺叙，发挥而藻饰，操纵开阖，惟所欲为，而必有一定之准。”(《怀麓堂集文后稿》三)在明代，技巧理论有时与复古主义相结合。李梦阳和唐顺之均强调遵循古人的成文之法。清代的技巧论者有李渔(如“编戏有如缝衣”)、翁方纲(撰有《诗法论》)、刘大櫆(如“文人者，大匠也”)、姚鼐(指出学习古人要循序渐进地驾驭文章的“神”、“理”、“气”、“昧”、“格”、“律”、“声”、“色”八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