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人书》

北宋王安石作。作者在这封书信中，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古文家们的热门话题——道、文关系。作者认为，“文”指作文的本意，“辞”指篇章之美。作文的本意在于明道，而所谓“道”，则是施之于实用的经世之学；“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务为有补于世用而已矣”。这就是作者“文贵致用”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固然与作者的政治理想和特定地位有关，但过分强调“文”的实用性，而且把“文”的作用局限于礼教治政的范围，把散文降到了应用文的地位，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文”和“辞”的关系上，作者把二者比喻为“器”与“刻镂绘画”。制造器物的目的在于实用，器物上面的刻镂绘画，不过是为了装饰和美观。“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作者的重道轻文，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性是很清楚的。当然，作者对“容镂绘画”的作用也有所保留与肯定：“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尽管忽视了文学的审美特征，但与道学家的轻文乃至取消“文”还是有差别的。文中批评韩愈、柳宗元“徒语人以其辞”，贬低他们作品的巨大成就和审美价值，无疑是一偏之见，是不公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