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董氏学

清末今文经学著作。清末康有为(生平见《新学伪经考》条)著。成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
《春秋董氏学》推崇变易和进化的社会历史观。将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重新编排。认为“《春秋》之作，在义不在事”，事例都是用来寄托义理的，不能把《春秋》看作纪事之书。指出“董子之于春秋例，亦如欧几里得之于几何也”，以为孔子作《春秋》、董仲舒作《春秋繁露》也是用的数学方法。“《春秋》以寓改制，其文犹代数，故皆称托，不过借以记号耳。数不能直叙，代以甲子、天元。天下无有怪甲子、天元之诡者，又何疑于《春秋》乎？”认为“一切皆托，不独鲁为托，即夏殷周之三统亦皆托也”，而“‘三世’为孔子之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并认为“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即把春秋二百四十年分为“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世，认为此“为《春秋》第一大义”，是以之为符号，来寄托人类历史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的社会进化规律。并糅合《公羊》的“三世”说和《礼运》的“大同”、“小康”思想，以“文教”作为社会进化的标准，认为“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
认为“元”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是“属万物而贯于一，合诸始而源其大，无臭、无声、至精、至奥”。认为“孔子之道，运本于元，以统天地，故谓为万物本，终始天地”。强调“天为万物之本，人与天同本于元，犹波涛与沤同起于海。人与天实同起也。然天地自元而分别为形象之物矣。人之性命虽变化于天道，实不知几经百千万变化而来，其神气之本由于元，溯其未分，则在天地之前矣”，把人当作“最贵而先天者”。从这个先验主义的观点出发，在心物关系上，强调精神贵于形体，“心有知者也，体无知者也，物无知而人有知，故人贵于物；知人贵于物，则知心贵于体矣”，认为人应“养其魂灵，统御其体魄”。在知行关系上，则强调“先知而后行”是“天然之理”，“通古今、别善否曰士，然则士以智为先矣”。认为人能预见祸福，早知利害，行为就自然合理。
主张“变化日新”。认为事物普遍存在着“两”：“就一物而言，一必有两”，而“孔子原本天地，知物必有两，故以阴阳括天下之物理”。反对周敦颐关于“太极说”的观点，认为“太极”是“不可得而见”的，“其可见可论者必为二”，而“太极说”放弃了《周易》“言阴阳而不言太极”的思想。强调“生物之始，一形一滋，阴阳并时而著”，“有对争而后能进”的进化思想。但又认为“取春秋而不取冬夏者，为中和也，此孔子大道之本”，提出“变法欲逊顺说（悦），勿强骤之”。倡导渐变，在政治理想上就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还宣扬资产阶级平等思想：“人人为天所生，人人皆为天之子，但圣人姑别其名称，独以王者为天之子而庶人为母之子，其实人人皆为天之子。”否定以天子自居的专制君主的权威。因此此书出版后受到封建顽固派的围攻，清政府曾两次下令毁版。
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刊于上海大同译书局。另有1917年《万木草堂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