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9 梁启超1873—1929

翻译评论家、翻译史家。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96年，编成《西学书目表》，并撰《西学书目表序列》，认为20年来的译著兵学类多于西政类是不正常现象，未学到别国之根本。同年，撰《论译书》一文，为发展中国翻译事业大声疾呼。1898年，撰《译印政治小说序》，在当时小说界产生巨大影响，开创了中国文学翻译的兴盛时期。1898年至1902年，翻译出版《佳人奇遇记》16回，日本柴四郎著，亦政治小说。《世界末日记》，“法国著名文学家兼天文学者佛林玛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记也。”载《新小说》第1号，译者列为哲理小说。《俄皇宫中之人鬼》，“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著也。”载《新小说》第2号，译者列为语怪小说，《十五小豪杰》共18回，梁启超译前9回。1902年所著《新中国未来记》中《哀希腊》2节译文，是中国最早的拜伦译诗。梁启超对中国的翻译史，尤其是佛经的翻译与明清之际的科技翻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不少人认为，东汉(公元1至2世纪)佛经的翻译是中国文学翻译的滥觞，梁力排众议，认为越国的《越人歌》是最早的译品，他令人信服地把中国有书可查的翻译史推前了数百年之久。

095 梁启超

他深受康有为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和空想的“大同”说的影响。主张“新民说”，宣扬英雄史观。认为中国要摆脱贫弱，首先必须使中国人改过迁善，刷新思想，作一个“新民”。如果有了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他还说：“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豪杰则无有世界。”这种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是与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相一致的。梁启超认为客观物质世界(物境)并非真实存在，乃是我心所造，其面目是随心而异的。他在《惟心》一文中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他完全否认思维对存在、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认为“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

181 梁启超1873—1929

近代思想家、学者、文学家。多才多艺，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文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鼓吹并组织了晚清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包括戏曲)革命”，使资产阶级改良派文学改革运动形成并发展起来，产生很大影响，是这一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其论诗、论小说的专著《饮冰室诗话》、《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等都是重要的历史文献。他在创作方面诸体兼长，以散文最著名。其文恣肆雄健，骈散杂用，文白夹杂，浅近畅达，笔端又常带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流行一时，号“新文体”，又称“新民体”(因梁氏著有《新民说》一文，传诵极广)。其诗爽健晓畅，感情奔放，亦极见工力，长篇歌行和语体歌词尤有创新意识。另写有小说、戏曲多部，传记多篇，还有不少译著。撰有《饮冰室全集》。今人有《梁任公诗稿手迹》、《梁启超诗文选》等。

165 梁启超1873—1929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政治家、报刊活动家。1895年，先后在北京编辑《中外纪闻》，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宣传变法维新，并对报纸政论文体进行改革，名噪一时。1898年，参与百日维新。戊戌政变后，东逃日本。先后在横滨创办并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宣传君主立宪，介绍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学说，进行启蒙思想宣传。他首次提出 “党报”观念； 首创“时事短评”； 强调小说为政治宣传服务，成为副刊改革之先声。1903年游美归来后，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分歧日趋尖锐，与《民报》进行激烈论战。在清廷伪立宪运动期间，组织“政闻社”，创办《政论》和《国风报》。辛亥革命后，组织进步党，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参加反袁。后复组织研究系，就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1918年末，赴欧洲游历，嗣与张君劢等发起成立 “新学会”，主编《解放与改造》 (后易名 《改造》)。

136 梁启超

近代学者、改良主义者。其伦理思想的代表作是《新民说》。主张道德决定论，认为国民应从民力、民智、民德三方面自新，新民乃“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新民要具有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心、权利义务思想、合群、尚武、自治、自由、自尊、进步、毅力等思想。认为国民品格缺陷是爱国心薄弱、独立性柔脆、公共心缺乏、自治力欠缺，提倡人人自克自修，剪除劣根性，修养完粹之品格。他认为道德的作用在于利群，是否利群是判断善恶的唯一标准，把道德区分为公德和私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新民说·论公德》)，提倡公德。他力倡国民要有自觉的爱国心，要求人人处理好权利与义务、自由与服从、利己与爱他各种关系。他认为“真苦真乐必不存于躯壳，而存在于心魂。躯苦而魂乐真乐也；躯乐而魂苦真苦也”(《德育鉴·存养》)。要人们放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重视精神修炼，视肉体为虚幻，视灵魂为真我，提倡 “无生”、“破我”。他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培人才”、“开民智”，反对养士教育。推崇王守仁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强调良心的自我评价作用，重视“克治小过”。有《饮冰室合集》等。

140 梁启超1873—1929

近代学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光绪举人，康有为弟子。曾参加组织“公车上书”。1895年参加强学会，办《中外纪闻》。1896年到上海任《时务报》主笔，并编辑《西政丛书》，发表《变法通议》等论文，宣传维新变法。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参加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后逃亡日本。其变法思想：主张采用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实行议会政治，行三权分立之制；学西方，废科举，兴学校，育人才；开民智，兴民权，兴律权；立农工商政，修铁路，开矿山，兴产业；批封建，变官制，兴民主等。后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展开论战，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理论和哲学，对当时知识界影响很大。辛亥革命后回国，组成进步党，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后反袁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五四时期反对马克思主义，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著有《饮冰室合集》。

157 梁启超1873—1929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主要代表，戊戌维新运动领袖，法律思想家。他重视法制，视法律之有无为人与兽、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强调“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在法律思想上接受西方庸俗进化论和社会契约说，主张以“变法维新”求“救亡图存”。尤为赞赏卢梭的社会契约说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认为法律有两类，一类生于契约，一类生于命令。出自命令之法律不正不善，由契约产生的法律才公正美善。主张法律源于人们的共同“良知”，应由众人共同制定，才会被自觉遵守。视三权分立为“得政体之本原”，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与“公意”的反映，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设立由“国民之多数”或其代表组成的立法机构行使立法权，制定能体现国民意志的宪法与法律。其法学著作有《变法通议》、《立宪法议》、《立法权论》、《卢梭学案》、《霍布斯学案》、《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论我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各国宪法异同论》等。

076 梁启超

1904年，发表了《墨子之论学》一文，用西方形式逻辑的知识和理论对照比较来研究墨家的逻辑思想。以后他又撰写了《墨经校释》、《墨子学案》等书，说《墨子》一书中的论式有的相当于西方逻辑的三段论，而更多的则相当印度的三支因明式。他就三种逻辑做了如下的比较：印度的因明，是用宗因喻三支组成，它的形式如下： 宗、声、无常。因：何以故？所作故。喻： 凡所作皆无常。例如瓶。《墨经》引说就经，便得三支，它的形式如下： 宗： 知，材也。因： 何以故？所以知故。喻：凡材皆可以知。若因。这条是宗在经，因喻在说，经上、经说上，多用这种形式。西方逻辑亦是三支：合大前提、小前提、断案，三者而成。其式如下：大前提：凡人必有死。小前提：墨子，人也。断案：故墨子必死。《墨子》中亦有用这种形式的。他说：“墨子全书，大半都是用这些论式构成。”梁启超就是这样对三种逻辑体系进行了比较研究。

186 梁启超

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戊戌变法运动主要领导人。他的经济思想在戊戌政变之前主要是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等内容。他对洋务运动的批判十分尖锐，认为他们搞了几十年的路、矿、轮、工、商各业皆“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之举，是 “中国工艺不兴之大原”。在批判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主张。他所说的“群”是指脱离专制统治的人群，实质是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变”则是指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他的“体”、“用”原则体现在经济思想上，就是放权于私人，鼓励自由举办新式工业，以实现中国工业化。他曾写过一篇名为《说橙》的小品文，通过一个种橙的农场主之口，提出租入土地经营资本主义农场的要求。戊戌政变发生后，他逃往日本。最初几年，他的经济思想仍有某些积极内容，例如呼吁国家采取保护关税等措施，以抵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等。但是，随着革命运动的高涨，梁启超逐渐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攻击革命派“平均地权”是剥夺小农的土地。他反对革命派“节制资本”的主张，鼓吹大资本家利益至上的谬论。五四运动发生后，他更进一步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以中国产业不发达为理由，认为中国不存在产业无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这一时期他曾对西方资产阶级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他在1902年写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是近代中国人写的最早的一本经济学说史；他写的《管子传》、《王安石传》等，对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也有一定历史价值。

梁启超1873-1929Liang Qichao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少年时就学学海堂。17岁中举人。1890年（光绪十六年）读《瀛环志略》及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方书籍，初步接触资本主义文化。同年秋，拜康有为为师，协助编校《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1895年进京参加会试，时值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遂与康有为一起联络在京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要求迁都抗战，变法图强。协助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宣传西学。参与发起强学会，任书记员。1896年8月赴上海任《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等多篇论文，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宣传变法维新，主张君主立宪。文章观点新颖，议论风发，文字流畅，富于感情，影响甚大，由此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最著名的宣传家。同年底，赴澳门和康广仁等创办《知新报》。1897年11月应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的邀请，赴长沙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继续宣传变法维新，提倡民权。为守旧派所不容。1898年春到北京，联络各省在京会试举人先后上书请求拒俄变法、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协助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保国会，宣传“保国保种保教”。百日维新开始后，光绪帝召见，赏六品卿衔，办理译书局事务。受军机大臣及总署委派，仿照日本学校制度，草定京师大学堂规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政府，鼓吹保皇维新。1899年12月赴檀香山，一面发展保皇会组织， 一面为国内自立军勤王运动筹款。1900年8月到上海准备参加自立军起事，旋因武汉自立军失败， 转赴南洋和澳洲。次年5月到日本。1902年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一面着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 进行思想启蒙； 一面宣扬立宪保皇， 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论战。他坚持改良， 反对暴力革命； 坚持君主立宪， 反对共和制度， 甚至主张“开明专制”。遭到革命派激烈批判。1906年清政府宣布 “预备立宪” 后， 起而呼应， 和康有为一道把保皇会改为宪政会。1907年10月创立政闻社，发刊《政论》杂志， 声明遵守清朝法令， 绝不干犯王室尊严和扰乱治安。同时又表示要把 “与革党死战”放在 “第一义”。1911年 （宣统三年） 武昌起义爆发后， 于11月间潜赴沈阳，待机入京，后因时局不利，折返日本，一时进退维谷。1912年10月回国，受到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礼遇。12月在天津创办《庸言报》，发表过许多关于行政、理财、司法等方面的文章。1913年2月加入以黎元洪、张謇为首的共和党。₅月共和党与章太炎的统一党、汤化龙的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 被推为理事。反对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 拥护袁世凯， 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 后改任币制局总裁。1914年12月辞职，避居天津。1915年针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变更共和国体， 传诵一时。并策动蔡锷起兵反袁， 1916年先后出任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总参谋、广东肇庆军务院抚军兼政务委员长。8月组织“研究系”政客集团，投机政治。1917年7月反对张勋复辟， 为段祺瑞讨伐张勋起草檄文。1919年五四运动后， 专心致力文化教育事业， 宣扬资产阶级文化思想， 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晚年在清华学校讲学， 写出 《清代学术概论》、《墨经校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等几部颇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一生著作极富， 编为 《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1873—1929Liangqichao

中国近代政治家、思想家。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89年举于乡，后师事康有为，积极参加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活动。后在上海主办《时务报》，主讲湖南时务学堂，系统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和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参加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新史学》等论著，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民权、自由、平等、爱国、利民、勇敢进取等思想，对当时中国年青一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世纪初，他公开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相对抗，反对暴力革命。五四运动后，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社会主义。1920年以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写出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在哲学思想上，他拥护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没有不变的，国家的治法也是非变不可。他还把进化论运用于历史领域，形成了他的新史学理论，批判了中国古代“治乱相嬗”的历史循环论。认为社会历史的进化并非是直线前进的，而是螺旋上升的。他的哲学思想根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只有“心”才是实在的，相信佛教所谓的“三界唯心之真理”。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无力的阶级本质。

梁启超1873—1929Liang Qichao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教育家，著名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省新会县人，举人出身。18岁后开始接触西学，并经同学陈千秋的介绍，拜康有为为师，思想上深受其影响。1894年随康有为入京会试，并帮助他从事各种维新活动，成为戊戌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物，合称“康梁”。1929年1月19日病逝。
梁启超曾发表《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论著，阐发维新思想，并指出：“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他依据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论证了变法的必然趋势。
梁启超从“教育救国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富强的根基在于文化教育，当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梁启超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都看作是“开民智”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认为这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他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培养大批具有维新变法思想、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上面。
梁启超对科举制度的腐朽性作了深刻地揭露。他在《戊戌政变记》中说：“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州，其蔽皆由于此。”
梁启超认为，兴学校必须从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入手。他在《教育政策私议》一文中，模仿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状况，设计了一个国民教育制度体系。这一制度把教育分为四个时期：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6～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21岁为“少年期”，受中等教育或与中学相等程度的师范学校或各种实业、专门学校的教育；22～25岁为“成年期”，受大学教育，大学分文、法、师范、医、理、工、农、商诸科。他认为：各级学校是相互衔接的，按学习程度递进，不能越级。中学、小学、幼稚园属于普通教育范围。小学阶段为强迫义务教育，“子弟及岁不遣就学，则罪其父母”。而分科大学、师范学校、军事学校、美术学校、政治法律学校则属于专门教育范围。
梁启超在“开学校”方面，比康有为更有远见。他认为要变法改革，只培养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支懂得政治法律的、会管理国家行政的专门队伍，效法欧美和日本尽速设立“政治学院”。为了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培养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各级各类学校师资，他极力倡导师范教育，并把它当作是“群学之基”。梁启超从男女平权、解放妇女的立场出发，主张开办女子学堂。他曾计划先在上海创办女子学堂一所，然后逐步推广到各省府州县。为此，他写了一篇《倡设女学堂启》，并附有《女学堂试办略章》。
梁启超也很重视教学法的改革。他认为旧的教学法是：“导之不以其道，抚之不以其术。”他尤其反对旧学校采取体罚，认为体罚的结果，使学生视学校如囚牢，畏教师如狱吏。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教学法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必教以天文、地学浅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必教以数国语言，童子舌本未强，易于学也。必教以算，百业所必用也。……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血气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为兵也。”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政治上逐步走向保守，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他的教育思想虽然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但对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的兴起是有影响的，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1873—1927Liang Qichao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 一字任甫，号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出身地主家庭。自幼受儒家学说薰陶，17岁中举。19岁从康有为学习经世致用之学，产生了维新变法、拯救中国的思想，后与康有为一同参与维新活动，人称“康梁”。1895年赴北京参加会试，与康有为共同发动“公车上书”。他创办报刊、书局、学堂，致力于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辛亥革命后回国，出任政治要职。后辞去职务，专力著述。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他提出了文学革命论，包括“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三个口号，反映了改良主义的文学主张，对当时的文坛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创作上，也有多方面的努力和尝试。他的散文才华横溢，自由奔放，风靡一时。用以宣传新思想，鼓吹变法，推动维新，形成了对传统古文的猛烈冲击，为晚清文体解放和“五四”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代表作《少年中国说》，慨叹老大帝国的沉沉暮气，讴歌朝气蓬勃的少年精神，感情浓烈，语言畅达，振奋人心。他的诗清新明快，热情豪迈，以新知识，新词语入诗，努力打破传统形式，体现出新诗自由解放的发展趋向，今存420余首。他还著有政治小说《中国未来记》，发表于1902年的《新小说》杂志。原设想写出60年维新派当权的未来社会，但只完成了5回。戏曲有《劫灰梦传奇》、《侠情记传奇》等。此外还有翻译小说数种。
梁启超又是著名的教育家，曾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东南大学讲师，还担任过北京图书馆馆长。1922—1923年，他在国内巡回讲学，影响很大。其间的讲演，表明了他的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就是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他非常重视教育，强调教育要有明确的目的，不能脱离社会，也不能脱离政治。他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提倡办好师范，主张教师对教育工作产生兴趣。所有这些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作品被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1873—1929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字卓如，一字仁甫，号仁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光绪十六年(1890年)乞学于康有为，帮助康著述变法理论文章及做编校工作，深受康影响，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赴京会试，随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发起“公车上书”，主张变法。后参加强学会，任书记员，为康有为创办的《中外纪闻》重要撰稿人。次年为上海《时务报》总编辑，并编辑《西政丛书》，创办大同译书局，大力宣传维新变法理论。指出“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变者，天下之公理也”，驳斥封建的墨守祖宗成法思想，积极鼓吹变法。同年入京，以六品衔创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参与戊戌变法，与康有为齐名，人称“康梁”。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初编《清议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积极介绍西方民主主义政治学说，自然科学知识，鼓吹民权，批判封建主义制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于东京成立政闻社，拥护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组织进步党支持袁世凯，任政府司法总长。民国五年(1916年)鼓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后与段祺瑞合作，任财政总长。“五四”时期提倡尊孔复古，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著作有《饮冰室合集》等。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1889年中举，1891年拜康有为为师，1895年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并组织强学会，1898年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编辑学堂，积极地进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亡命国外，参与组织保皇会，以后拥护袁世凯，支持段祺瑞，曾任段政权的财政总长。晚年在清华学校讲书。著述甚丰，遗辑有《饮冰室合集》。在人口思想方面的主要见解：提出中国不是人口过剩，而是未“尽地力”。梁启超承认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物质财富的增长速度。但中国的情况还不是人口过剩，而是土地未得到充分利用的问题。指出以往存在着严重的荒地不治、没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所以一再强调要“兴荒涨之垦利，扶种产之所宜，肄化学认粪土疆，置机器以代劳力” ( 《饮冰室合集·农会报序》)，要“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之” ( 《饮冰室合集·农会报序》)。以为只有这样，农业就会发达，工、矿、商业在农业的基础上又有所发达，人口就业机会就多了，就会达到国强民富的目的。他积极主张晚婚，提高人口质量。梁启超认为民族人口质量高低，与婚姻早晚有直接关系。他以印度人早婚，西方人晚婚为实例，说明早婚伤身体、弱子孙，不利于国民教育，国民修养，早婚会带来多子女，不利于国民生计。总之，认为早婚有”废人”、“废国”之大害，所以，从人口质量出发，积极提倡晚婚。梁启超的这一人口思想的确是超前的卓绝创见。

梁启超1873—1929

梁启超1873—1929Lianggichao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领袖。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生于1873年2月23日（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举人出身。1891年拜康有为为师。1895年春赴京会试，时值甲午战败，和议已成，乃助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主张变法。又组织强学会。1890年为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等；又编纂《西政丛书》，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理论。1897年，任湖南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与学生研究中国救亡之道。1898年光绪帝决定变法，他奉旨入京，赏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编译学堂，积极推行新政。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主编《清议报》，后又办《新民丛报》，力谋起兵勤王，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系统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鼓吹议会民主、地方自治、人权自由，对知识界影响颇大。辛亥革命后，以立宪党为基础组成进步党，拥护袁世凯政权，出任司法总长。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他多次上书反对。1916年又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后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五四”运动时期，他反对尊孔复古，反对封建专制复辟，批判封建文化，讴歌民主与科学。1920年支持张东荪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企图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开白话文风气之先。晚年在清华学校讲学。他一生学识渊博，著述甚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新闻、文化艺术、文字音韵、语言、小学、宗教等各方面，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1873—1929Liangqichao

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维新派著名代表，康有为的学生。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举人出身。曾跟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后在上海办《时务报》，1898年参与百日维新，失败后流亡日本，历时10余年，直到辛亥革命后回国。辛亥革命后，坚持改良主义，拥护袁世凯称帝，策动蔡锷倒袁。“五四”时期反对打倒孔家店，晚年在清华讲学。他一生思想学说多变，但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其思想跟随时代潮流的变化而变化，始终没有找到救国救民的真正道路。1929年在北京病逝，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在伦理思想上，梁启超发挥了严复关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认为中国贫弱不振，是因为中国人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素质太差，中国要奋发自强，“与列强相角逐”，就必须人人“自克自修”“剪劣下之根性”通过“自责”“自新”努力改过迁善，刷新思想，作一个“新民”。在道德起源、善恶标准上，梁启超认为道德是由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为调节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道德的作用在于利群，是否有益于群体公益、群体的巩固和发展是判断善恶的唯一标准。梁启超把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两类，他所说的公德是指处理个人与国家群体之间关系的道德，私德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道德。为了振兴中国，他大声疾呼提倡公德，培养国家观念，要具有爱国心。他认为中国国民缺乏公德，个人私德也“有大缺点”，要以培养私德为当务之急。在权利与义务方面，他认为权利和义务思想是自由国民所必具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依存的，无权利的义务和无义务的权利都是不完全的。树立为社会、国家尽义务的观念，发扬公德强盛国家。在自由与服从问题上，他认为自由是团体之自由，个人必须服从团体的法律和决议。在利己与爱他关系上，梁启超认为利己是人的本性，利民与爱他表面上对立，实质上统一于利己。爱他、利群、爱国、为公一切美德，实质上是变相的利己心，其根本出发点是人人只有利己之心。他是西方的 “合理利己主义”、严复的“开明自营”思想的继续。在人生价值问题上，认为人生有求乐、求利背苦就乐之本性。在生死观上，他认为人作为自然物不免一死，然死者为个体，生者为群体，死者为躯壳，生者为精神。在道德修养上，崇拜陆王学派的 “良知说”和 “知行合一说”， 强调 “道德者， 行也，非言也”。梁启超是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社会学说的学者之一， 其思想对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很大的影响。

梁启超1873—1929Liangqichao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著名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省新会县人，举人出身。他和著名维新派人物康有为一起发动了戊戌维新变法，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力倡“教育救国论”，认为国家富强的根基在于文化教育，当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他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都看作是“开民智”，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他对科举制度的腐朽性作了深刻的揭露。他在《戊戌政变记》中说：“入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敝皆由于此。”他又认为，兴学校必须从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入手。他在《教育政策私议》一文中，模仿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过程，设计了一套国民教育制度体系。这一体系把教育分为四个时期：幼儿期，5岁以下，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儿童期，6—13岁，受小学教育；少年期，14—21岁，受中等教育或与中学相等程度的师范教育或各种实业、专门学校的教育；成年期，22—25岁，受大学教育，大学可分文、法、师范、医、理、工、农、商诸科。他认为：各级学校是相互衔接的，按学习程度递进，不能越级。中学以下属普通教育范围，小学阶段又为强迫性义务教育，“子弟及岁不遣入学，则罪其父母。”而分科大学、师范学校、军事学校、美术学校、政治法律学校则属于专门教育范围。他特别注意师资的培养，极力倡导师范教育，把它当作“群学之基”。他又重视教学法的改革，他认为旧的教学法是：“导之不以其道，抚之不以其术。”他对西方国家的优秀教学法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必教以天文、地学浅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必教以数国语言，童子舌本未强，易于学也。必教以算，百业所必用也。……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血气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为兴也。”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政治上逐步走向保守。他的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1873—1929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饮冰子。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聪明好学，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从师康有为后，决然舍弃旧学，参与康有为的新学著作。光绪廿二年，他与汪康年、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连续刊载《变法通议》，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发表民权论。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与康有为建立保皇会，创办《清议报》等杂志，宣传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继续坚持改良主义立场。但他努力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的整理和研究也很有贡献，对动摇旧思想、旧文化起了广泛的影响。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后又在段祺瑞内阁里任职，1917年11月随着段祺瑞的倒台离开了上层政治活动而致力于著述。

梁启超1873—1929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康有为的学生和主要助手，世人合称“康梁”。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光绪举人。1890年秋谒见康有为，成为入门弟子，后又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师康三年。1894年跟随康发动“公车上书”。甲午战争后，“惋愤时局”，于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宣传维新变法；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主讲，推动湖南维新运动。1898年奉光绪帝电召入京，赏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编译学校，参与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先后主编《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封建文化，坚持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曾一度拥护袁世凯，出任袁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又与蔡锷联合起兵反对袁称帝。后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1918年赴欧考察，1920年回国后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打倒孔家店，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晚年在清华研究院执教、著述，曾一度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9年1月病逝北京。他一生在政治上“流质多变”、“保守性和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清代学术概论》)，但坚持爱国，不倦地寻找救国之路；在学术上推崇王守仁“致良知”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法二门”，“放之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德育鉴》)。他不仅介绍了西学，而且以近代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我国传统学术思想进行了分析研究、批判整理，对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梁启超的伦理思想以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和社会有机体论为理论基础，是改良派伦理思想主要代表之一。他提出“新民说”，认为“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饮冰室文集全编》卷一，以下凡未注出处的，均同)，中国贫弱的根源就在于人民素质差，“苟有新民，无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所以“新民”是救亡图存的第一要务。所谓“新民”包括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主要是新民德。据此又提出“新民”的10条道德要求，即要求人们具有公德思想，关心国家社会，不搞独善其身的束身寡过主义；要有当家作主的意识，去掉心奴思想，不为古人、世俗、境遇、情欲、强权之奴隶；要认识到自己的天赋人权，敢于争取和保护这种人权；要有自由思想，争取各方面的自由，同时又遵守法律，使己之自由以他人自由为界，实行合理利己主义；要自尊、自爱、自立、自治、自牧、自任；要有刚毅、正直、忍耐和百折不挠等品质；在享受国家给予的权利同时要向国家尽义务，有明确的国民道德责任感；重私德，克服自私性、残忍性、倾轧性、狡伪性、凉薄性和苟且性，努力消除造成私德堕落的专制政体、近代霸者、战乱、经济困难等原因；要有尚武精神和刚强的体魄；要有进取冒险精神，积极向上，不蒌缩退葸等，其基本观点是道德决定论。但他却比较明确地论证了自由、民主、民权、权利、义务、服从、刚毅等近代政治伦理概念，把中国古代伦理学在内容和形态上都向近代推进了一大步。梁启超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充分肯定了边沁关于求乐求利为人生幸福的伦理思想；大力宣传以利己心为基础的、“利己心与爱他心，一而非二者也”、“变相之爱己心者，即爱他心是也”的合理利己主义。在道德起源和善恶标准问题上，梁启超认为“德之所由起，起于人与人之有交涉”，道德能“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故认为善恶标准应是“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无益而有害者为大恶，无害亦无益者为小恶”。在人生态度上，梁启超提倡积极乐观精神。他肯定求利求乐是人的本性，是人生价值，但其更谋“大我幸福之乐”，反对那种“欲谋个人之快乐”的小我主义者。认为人虽“死不能免”，但可死者为个体，生者为群体；死者为躯壳，生者为精神，故“哀莫大于心死”。在道德修养上，他崇拜陆王的“良知说”和“知行合一说”，强调“道德者，行也，非言也。”梁启超虽然极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以新民德，救亡图存，但又认为“今日所恃以维持吾社会于一线者”，乃“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而已”，并认为“破坏旧道德”之革命家，是“亡中国之罪人”，“实黄帝子孙之公敌也”(《梁启超选集》)，表现了改良派的局限性。其著述宏富，有1400万字，编有《饮冰室合集》，其伦理思想代表作是《新民说》。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先后用过笔名有哀时客、饮冰、饮冰子、新民子等10余个。广东新会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其著述甚丰，均收入于《饮冰室全集》中。梁启超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晚清社会，积极地参与了“百日维新”活动。他的文论充分地体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理想和政治要求，他认为文学应直接地反映社会现实，使其自觉地为改良运动和启蒙思想的宣传服务。他对文学的本质特征、文学的思想性、艺术性等问题都做出过比较精到的论述。对于清中叶以来盛行的桐城派那种空洞僵板的文风十分不满，“夙不喜桐城派古文”而提倡“新文体”，这种文体新鲜、活泼，或奇或偶，或文或白，非常自由，可以广泛地吸收口语和俗语。他曾说：“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小说丛话》)这实际上已开了我国白话文之先河，他自己正是以此为方向从事写作的。“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这实在是对于传统古文一次猛烈的冲击。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1890年起从学于康有为，协助进行变法理论的著述和编校工作，深受其影响。1895年赴北京参加会试，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后为强学会书记员、《中外纪闻》重要撰稿人、上海《时务报》总编辑，并编辑《西政丛书》，创办大同译书局，大力宣传唯新变法理论，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时人合称“康梁”。戊戍变法后逃亡日本，宣传改良，主张保皇，后转为同情革命，1913年初回国，拥护袁世凯，后因袁复辟帝制而与之分道扬镳， 策动蔡锷反袁。 后又组织研究系， 与段祺瑞合作。“五四”时期，反对尊孔复古，反对复辟封建专制，批判封建文化，讴歌民主与科学。1920年支持张东荪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持改良主义立场，晚年在清华学校讲学. 他文笔流利畅达，学识渊博，于学无所不窥，于论无所不及，著作内容宏富，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新闻、文学艺术、文字音韵、语言、宗教等，淹贯经史、参驳古产。他的思想最突出的部分为进化论，他认为“自然之变，天之道也”。“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产之公理也。”主张“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提出“伸民权”的政治主张，认为民权不伸是中国积弱不振的关键。但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而民权取决于民智的高下，故要兴绅权，还得先“开官智”。在历史观上，他认为“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豪杰则无世界”，“吾读数千年中外之历史，不过以百数十英雄之传记磅礴充塞之。使除此百数之英雄，则历史殆黯然无色也。”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1873—1929

资产阶级改良派，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1890年就学于康有为。1895年赴京参加会试，随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8月，参加强学会，积极鼓吹变法维新，为康有为得力助手。百日维新时，被光绪帝召见，以六品衔专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戊戌政变后逃往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坚持君主立宪，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大论战。辛亥革命后回国，任共和党党魁。后又组成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出任司法总长。既反对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后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讨袁。袁世凯死后，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政府合作，出任财政总长。五四运动时期，反对尊孔复古，反对复辟封建帝制，讴歌民主与科学，但企图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学说渊博，著作宏富。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

近代思想家、教育家。广东省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人。1873年生。10岁应童子试，12岁为秀才。1890年开始接触西学并传播西学。1895年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8年参与戊戌变法。后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1920年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师、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讲学和任教。1929年去世。毕生坚持教育救国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