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讲经

南朝梁武帝萧衍宣扬佛法，研习经义，多次御讲佛教经文。《梁书·武帝纪下》载：“中大通三年 (531) 冬十月乙酉，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般若》、《涅般》经文，乞于乙卯。……十一月乙未，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摩诃般若波罗密经》义，乞于十二月辛丑”。从《广弘明集》卷19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看，梁武帝讲经，听者甚众，“自皇太子、王侯以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义学僧镇座一千人，……其余僧尼及优婆塞、优婆夷众，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衣居士、婆斯国使、于阗国使、北馆归化人，讲肆所班，供帐所设，三十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二人。”梁武帝不仅赴佛寺讲经，而且还曾于 “大同七年(541) 三月十二日，讲《金字般若波罗密》、《三慧》经于华林园之重云殿。华林园者，盖江左已来，后庭游宴之所也。……凡听众，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及尚书令何敬容、百辟卿士、虏使主催长谦、使副阳休之及外域杂使一千三百六十人，……又别请义学僧一千人，于同泰寺，夜复制义。凡讲二十三日，自开讲迄于解座，日设遍供，普施京师”。梁武帝萧衍御讲经义，宫廷贵族、官僚悉心听讲，虽推动了梁朝宫廷佛教和佛教义学的发展，但梁武帝恋佛，荒于政事，向为世人所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