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质之性

宋明理学家关于人性的概念。与“天地之性”或“义理之性”、“天命之性”相对。最早见于北宋张载的《正蒙·诚明》：“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他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并认为源于“太虚”之性的天地之性没有偏颇、是无不善的，而根于气禀的气质之性则既因人而异，亦兼含善恶的可能。南宋朱熹极为推崇气质之性，认为此说“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朱子语类》卷4)。并说：“有两个性字，有所谓理之性，有所谓气质之性”(同上书，卷九五)。“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同上书，卷4)。但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包括贫富贵贱都归为气禀，则是荒谬的。明代罗钦顺认为天命之性“固已就气质而言之矣”，若另外再立一气质之性，则是“一性而两名”(《困知记》卷上)。王廷相则认为，“人物之性，无非气质所为者”，并指出：“人有二性，此宋儒之大惑也”(《答薛君来论性书》)。王守仁认为，“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传习录》中)，因而反对将人性区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明末刘宗周亦不同意将人性分成两个层次，认为“盈天地间，止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明儒学案·蕺山学案》)。清代王夫之指出：“所谓气质之性者，犹言气质中之性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七)。强调性即存在于气质之中，不能离开气质而存在。颜元认为不应将性与气质分开，亦不必将性分为“天命”与“气质”。提出：“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存性编》)。从总体来看，中国历代思想家们讨论的气质之性基本上是一种抽象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