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汪士铎 |
| 类别 | 中文百科知识 |
| 释义 | 129 汪士铎1802—1889汉学家。字振庵，别字梅村，晚号悔翁，江苏江宁 (今南京)人。道光举人。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以授徒为生。先后入胡林翼、曾国藩幕，为镇压太平军出谋献策。隐居后著书。其伦理思想自成一派，具有非道德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他认为农民起义、天下大乱的原因是人多，而造成地不足养，无田可耕，天地之力穷状况。人多是由于女人多，“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祸乱”(《乙丙日记》)卷三)。主张减其民十之七八，则家给人足，要减少人口，就必须减少妇女人数。他认为人多而“气薄”、“赋禀薄”，即质量低，也就必须“愚”和 “好乱”。对农民和妇女特别仇视，认为农民是“天下最愚，最不听教诲，最不讲理者”。对太平天国起义农民要以威断多杀为主。妇女更愚，主张控制和减少妇女的出生，推广溺女之法，广设“清节堂”、“女尼寺”，要妇女早死，严再嫁之律，非富人不可娶妻。他反对儒家道德仁义说，说孔子是“长于修己。短于治世”的迂腐，孟子大言不惭，刚愎自信，德化乃虚谈，礼义是荒唐之言。认为程朱之徒“诡言无用之道德仁义”，视性理说同于赌博、洋烟、巫祝、邪教等，推崇法家严刑峻法。赞同告子的伦理观，批判孟子性善论，认为食、色、名、利、爱、恶为人的天性，把人分为上智、下愚和中人三品。有《汪梅村先生集》、《汪梅村乙丙日记》、《悔翁笔记》等。 汪士铎1803—1889字梅村，号悔翁，江苏江宁（今南京）人，清代历史地理学家。先后充当胡林翼与曾国藩幕僚。曾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筹划。主要著作有《汪梅村先生集》、《悔翁笔记》、《汪悔翁乙丙日记》、《南北史补志》等，其中《汪悔翁乙丙日记》是我国古代著述中涉及人口问题较多的一部著述。汪士铎在人口思想方面：提出人口过剩，人多为害的观点。汪士铎认为人口增长的速度是二十年至三十年中增长一倍，又信口说，从顺治元年 (1644年) 到咸丰五年(1855年)的二百一十一年间，人口增加了一百二十八倍。土地粮食等生活资料的增长缓慢得多，认为人口过剩，使社会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说：“人多之害”，使得“天地之力穷矣”、“人事之权殚矣”、“马人归农，可田可耕； 驱人归业，无技须人”(《乙丙日记》卷三)。所以，他提出 “民不可过毋少，亦万不容过多”(《乙丙日记》卷三) 的主张。因为 “人多则穷” (《乙丙日记》卷三)，同时，人口多就会影响人口质量，即“人多而气分，赋廪而遂薄”(《乙丙日记》卷三)，并且说，人多而招使外国的侵略。汪士铎的人多为害的观点虽有可取的因素，但其中随意夸大世乱则女人多，女人多则人多，以及把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归之中国人多等等观点，实属荒唐。他还鼓吹用残暴手段减少人口。汪士铎认为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是大量减少人口。即“使减其民十之七、八”(《乙丙日记》卷三)，鼓吹采用严刑峻法大量屠杀。不反对对起义农民斩尽杀绝，而且对赌博等一般犯罪都“皆斩立决”，甚至主张广诛连坐、灭族。主张穷人不准生女，富人只准生一女孩，每家只能生两男孩，提倡溺婴，特别是溺女婴。严格限制婚配，鼓励为僧尼，“凡男子有子而续取，妇人有子而再嫁，皆斩立决”(《乙丙日记》卷三)。凡此，反映了其阶级本性的残酷和野蛮。至于汪士铎提出的晚婚，少生孩子、使用避孕方药等思考，还是有些可取之处的。 汪士铎1814—1889清代晚期历史地理学家。著有《汪梅村先生集》、《悔翁笔记》、《南北史补志》、《水经注图》等。原名鏊，字振庵，又字梅村，号悔翁，江苏江宁（今南京市）人，由后人编纂的《汪悔翁乙丙日记》，集中反映了他的人口思想。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是造成人民贫困、社会混乱和人口质量下降的根源。“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而耕地的扩大和粮食等生活资料的增长却很慢，远远满足不了人口的需要，以致“国家人浮地者数倍”，“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须人”，“世乱之由人多，人多则穷”。“人多而气分，赋禀而遂薄；又濡染于风气，故人才益难”。“民不可过少，亦万不容过多”，一个国家的人口要适量。为减少人口，主张采用严刑峻法，实行“以威断多杀为主”的残酷政策，同时采取加重多子女的赋税，溺婴，提倡男女独身，严格限制婚配等方法。还提倡少生孩子，并鼓励晚婚和节育，“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生一个孩子后，为妇女“施送断胎冷药”。 汪士铎1802—1898中国近代学者、汉学家。字振菴，别字梅村，晚号梅翁。江苏江宁（今南京）人。道光20年(1840)举人。初治《三礼》，后精舆地学。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曾留居年余，后逃出。1859年后先后入胡林翼、曾国藩幕，为他们镇压太平军出谋献策，颇为所用。1885年授国子监助教衔。其著作有《汪梅村先生集》、 《汪梅翁乙丙日记》、《南北史补志》、《水经注图》等。其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非道德主义倾向。在人性问题，他赞同告子的“食色，性也”的论断，认为人是完全根据个人利害来处理道德关系的，争夺是人的本性。据此提出要限制人的争夺，就必须以高压手段治国治民。对宋明理学大张挞伐，指名道姓攻击孔孟，认为程朱之徒“诡言无用之道德仁义”和人性本善等“荒唐之言”，只能养奸酿乱、误人家国。因此主张根绝“笃信孔子之祸”，把性理之说同赌博、洋烟、邪教等都列为一类，一并禁止。极力推崇法家，认为治乱世必用严刑峻法，以刑杀之威震慑百姓，甚至建议各级官吏要多杀人，“以多杀为贵”。认为人口多，“地养不足”，是发生动乱的根本原因，因之要减少人口，首先是减少妇女数量。主张用“行溺女之赏”，鼓励妇女出家当尼姑，规定女子二十岁以内死为“正”，严斩妇女再嫁者以及“非富人不可娶妻”等办法，减少妇女、减少人口。汪的伦理思想主要集中在《汪梅翁乙丙日记》二、三卷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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