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论
魏晋哲学和博物学著作。旧题晋杨泉撰。杨泉，字德渊。晋朝梁国人。其主要活动期约于魏、晋之间(公元265年前后)若干年间。《隋书·经籍志》称泉为“徵士”、“处士”、“杨子”，则当为一未做过官的读书人、学者。
杨泉曾著《太玄经》十二卷，集二卷，录一卷，乃仿效汉扬雄《太玄经》而作，但原书已佚，仅于马《意林》中保存六条而已。《物理论》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载明为十六卷。《唐书·艺文志》、马總《意林》均同为十六卷，而《宋史·艺文志》已未再载《物理论》之书名，证明此书在宋代（至少在官方图书馆）已经见不到了。今所传本为清代学者从《白孔六帖》、《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文苑英华》、《太平广记》、《意林》等书辑出之本，仅一卷，凡一百六十余条。
《物理论》的范围与性质，类似于张华《博物志》。古人说的“物”、“物理”较为广义，不仅指有形之器物及其性状、规律，也包括社会生活之事、人文之理，所以作者的笔头，也涉及到政治、法律、风俗、思想、道德等等。但大部分的记叙，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其中有的记述具体之物，如天地、日月、山川、河流、土地、医药、身体、工技的形制等等，有的是探求物与自然现象的原理与规律。书中还记叙了可提水灌溉的“转车”（当为龙骨水车一类升水机械）、指南车的制造，马钧绫机的结构等，对于研究古代机械制造、农业、纺织技术的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史料文献价值。
在宇宙天体结构问题上，《物理论》对“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都有所评述，但注重于利用“宣夜说”的元气学说，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本体论。“皓天，元气也，皓然而已，无他物矣”(《物理论》)，认为“气”是自然最根本的本原，“气，自然之体也”。整个宇宙，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天地气象都是“气”的不同形态。还吸收张衡关于“天地各乘气而行，载水而浮”(《浑天仪注》)的思想，认为“水”与“元气”可互相转化，“水”由“元气”转化而来，又可吐发为“元气”。“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气也”。指出人的生命也是“元气”的一种表现，“人含气而生，精尽而死；死犹澌也，灭也。”肯定“气”是人的生命的物质基础，人和自然界的物质是统一的，这就在形神关系上，坚持了桓谭、王充以来神灭论的优良传统。强调“譬如火焉，薪尽而火灭，则无火矣。故灭火之余，无遗炎矣，人死之后，无遗魂矣。”明确否定了精神可以不依赖于形体、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唯心主义神不灭论。尖锐地批评贵无论思潮是“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已。”根据对当时农业生产实践和科学知识的总结，《物理论》提出了农业生产中一些带规律性的见解。如把农业生产看作是耕种和收获的统一过程，认为正确安排耕种和收获之间的关系，可提高耕种效率，达到多收获之目的，此乃“良农之务”。又如考察了土壤性质、作物品种对于农作物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凡种有强弱，土有高（刚）柔。土宜种强，高茎而疏粟，长穗而大粒。”蕴含了在从事农业生产中，既要遵循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之思想。对当时的手工业生产，《物理论》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赞美、歌颂了工匠的创造才能和智慧，肯定工匠的巧手可创造出一切。并将人的活动同蜘蛛、蜜蜂的活动作比较：“夫蜘蛛之罗网，蜂之作巢，其巧妙矣，而况于人乎！故工匠之方圆规矩出乎心，巧成于手，非睿敏精密，孰能著勋形，成器用哉！”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人的能动活动同动物本能活动的区别。这些思想和当时风靡一时的玄学思潮相对立，体现了作者求实、务实的学风。
《物理论》历史上曾广为流传，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被许多撰写家所抄录引述。著作亡佚后，学术界人士自清乾嘉起开始收集佚著。先是章逢之曾有《物理论》辑本，孙星衍又“重加校正，补所未备”，“以事类次第辑录”，辑成一卷，载《平津馆丛书》。马瑞辰在为该辑本作序时指出：“是诚断壁残圭之可宝贵也。”清严可均《全三国文》、马總《意林》等也辑有部分佚文。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据《平津馆丛书》本影印流传，为常见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