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 王夫之1619—1692

清初思想家、学者、文学家。诗文词兼长，词作成就尤高，后人评曰“字字楚骚心”。另有《姜斋诗话》，论诗颇有精见，主张作诗“以意为主”，要写 “身历目见”，反对死守成法，丁福保编《清诗话》时将其列为第一种。今人有点校本《王船山诗文集》、《姜斋诗话笺注》。

123 王夫之

在人性论上，继承了张载的思想，提出“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人具有“继善成性”的主张，认为人性是在“习”和“学”过程中不断改造和完善的。在理欲关系中，据于 “道不离器” 的原则而提出“理在欲中”和“天理与人欲同行”的理欲统一观点。认为“天理”存在于“人欲”之中，离开“人欲”就无所谓“天理”。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阐述了个人与社会、义与利的关系。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认为个人的自由和欲求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和满足，而须以不妨碍他人、群体的自由和欲求为限度。在义与利关系上，认为“义即理，利即欲”，义在利中，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利就合于义。在道德修养上，继承了荀子“导欲于理”的思想，提出“养性导欲于理”，仁义礼智与声色臭味是统一的。提出了“公天下”的道德观和“任天下”的人生观。认为“天下非一姓之私”，重视廉耻观念，鼓励人们要立志，“志之自立者，人也。”重视“慎独”精神和 “克治”之功。同时主张“以身任天下”，把“生”与“义”、“珍生”与“载义”统一起来，所谓“生以载义”就是把生命看成是实现道德原则的前提和基础，“义以立生”则是把维护道德原则作为生命的重要价值，这种人生观体现了他对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他的伦理思想对我国伦理思想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有些认识至今仍具有生命力。

149 王夫之1619—1692

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其法律思想别开生面，具有反封建专制特色。他依据进化史观，批判“法祖从王”与“守其故物而不能自新”的保守观念，主张法律应“趋时更新”，强调改革旧法；在立法上提出，既“必循天下之分”，去除“一姓之私”，又应遵循尊君卑臣、分权而治的原则，进而达到 “保类”“卫群”，即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目的；在立法技术上，强调“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在执法上主张法律与教化，良法与贤人相结合，要求“法贵责上”，“严于治吏”，“宽以养民”，“原情定罪”。所著以《读通鉴论》、《读四书大全说》、《宋论》、《黄书》、《噩梦》等较多述及法律。

080 王夫之1619—1692

明末清初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明末举人。青年时期参加过匡社活动。清兵南下时，在衡山进行抗清斗争，失败后隐匿湘西山区，晚年定居衡阳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在自然观方面，王夫之持唯物主义的立场。他说：“天下唯器而已矣，”除了具体的事物以外，宇宙间没有别的。又说： “太虚，一实者也。”所谓“太虚”，并不是空虚，是一个实有。王夫之认为充满宇宙空间的是气，气是世界的物质性的基础。王夫之还认为宇宙万物是不断地运动变化的。他说：“阴阳具于太虚絪缊之中，其一阴一阳，或动或静，相与摩荡……五行万物之融结流止，飞潜动植，各自成其条理而不妄。”阴阳的相互对待，相互激荡，推动着事物发生运动和变化；而各种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各有自己的条理和规律。王夫之坚持了朴素的辩证的发展观。在认识论方面，王夫之坚持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他说：“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感觉器官、思维活动和客观事物三个方面结合到一起，才能产生知觉和认识。他运用佛学的“能”、“所”这一对范畴论证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他说：“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有了客观的事物，才能引起主观的反映；同时，主观的反映又必须和客观的事物相符合。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王夫之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他说：“洪荒无揖詪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一代胜过一代，时代总是不断地进步的。他还认为历史的发展虽然是曲折的，但却是有规律的。他说：“天下之变，皆顺乎物则者也。”事之所由成，非直行速获而可以永终。”

058 王夫之

明末清初思想家、教育家。在永历抗清失败后，于湖南常宁山区居瑶洞授徒讲学。康熙十四年(1625)移居衡阳石船山下，筑茅舍取名“湘西草堂”，潜心著述，教授生徒。认为教育是治国之本，“王者之治天下，不外乎政教之二端。语其本末，则教本也，政末也。语其先后，则政立而后教可施焉。”强调教育对培养人的重大意义，“养其习于童蒙，则作圣之基立于此。”他倡导儒家传统的修己治人之学，主张教育应以 “正志为本”，“下学上达，一以贯之”。主张学思结合，认为行是知的基础。著有《船山遗书》。

069 王夫之

明清之际思想家。认为概念产生于事物对象，任何概念都应名实兼尽，才能真知其物乃知其名；知其名，乃知其义，否则就会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如果知实而不知名，就无法用名以指实，这乃是无用之“知”；如果知名而不知实，结果只能是由概念到概念，使事物的异同之辩成为诡辩之说。认为判断是对事物之间的联系与事物本质属性的确定，认为事物之间存在着“其界不可分”的情况，故判断具有相对性，“天下有公是，而执是则非；天下有公非，而执非则是”。肯定“类”在推理中的作用，提出 “比类相观”的推论方法，认为“万物之成，以错(同异)综(屈伸)而成用”，故均可据事物之间的同异作比较推论：“或始同而终异，或始异而终同，比类相观，乃知此物所以成彼物之利”。这就可“推之而通，行至而明矣”。认为事物因属性不同而有类之同异，明确提出了按不同标准进行不同的分类或划分的观点。

王夫之1619—1692Wangfuzhi

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后人称为王船山。清兵到湖南，曾组织义兵抵抗，失败后， 一度参加南明桂王政府。后见事无可为，隐居深山。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和文学。哲学上发展了张载以来的气一元论自然观，认为气充满了太虚，是构成宇宙的物质实体，天地万物都是气的表现。气有聚散变化，而无所谓生灭，强调物质本身不生不灭。而理就在气中，依凭于气，“气外无虚托孤立之理”。提出了“天下惟器”、“无其器则无其道”的学说，认为规律就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还提出了“变化日新”的辩证学说，主张“推故而别致其新”。深入探讨了对立面与统一体及对立面之间的关系，发展了张载“一物两体”的思想。在认识方面，提出“所固以发能”，“能必副其所”的命题，认为主体的认识是客体引起的，而且一定要与客体相符合。强调行是知的基础，不能离行以为知，而主张知行相资，批判了程朱知先行后论和王守仁知行合一说。王夫之对中国古代哲学作了全面总结，使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达到了高峰。一生著述甚丰，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王夫之1619—692Wang Fuzhi

明末清初思想家、学者、文学家。字而农，号姜斋。衡阳（今属湖南省）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后人称为船山先生。明崇祯举乡试，明亡，起兵抗清。失败后南走至肇庆，参加了抗清的桂王政权，后北走桂林，依瞿式耜，顺治八年逃回家乡。为拒绝地方官的征召，于顺治十一年，隐姓埋名躲进深山，以著书授徒自给。
王夫之精于经学、史学、哲学和佛学。在哲学方面，他揭穿了当时思想界居统治地位的神秘主义，在研讨关于物质的永恒性，物质的第一性、物质规律的客观性等问题上有不少独创的见解。王夫之在治学余暇写了许多诗，他论诗强调“以意为主”，反对“求形模，求比似，求词采，求故实”。他从意、情与景的关系方面论诗，认为文学创作，不必遵循一种模式，应各有特色。其诗多缅怀故国，感慨抗清经历，寄托亡国之痛，如《续哀雨诗四首》、《读指南集二首》、《小楼雨枕》等都为后人所称颂。另外还有《咏史》六言诗27首，都是借史实写“行朝”时事，广泛反映当时各方面情况。他的词写得隐微曲折，芳悱缠绵，但故国之思，身世之感，仍然时时吐露。朱孝臧称之为“字字楚骚心”(《彊村语业》)。他的散文《读通鉴论》及《姜斋文集》，文笔纵横捭阖，表现着雄肆的气概。此外他还写过一个传奇剧本《龙舟会》。
王夫之的著作十分宏富，有100多种，后人合编为《船山遗书》358卷。1962年中华书局刊印《王船山诗文集》2册，是从《遗书》中搜集其诗、文、词而编成的。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刊印《姜斋诗话笺注》。

王夫之1619—1692

字而农，学人称他为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是中国明末清初的哲学家、教育家。他自幼聪明过人，14岁中秀才，24岁考取举人。他学识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都做过研究，对经学和文学尤精，学术成就很大。他曾抗击清兵南下，后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的庶吉士官职。他曾上书改革，但屡遭不测。晚年隐居湘西，从事著述和教学，达40年之久。他把学术研究工作与长期的教学活动结合起来，对以往的教材和思想资料采取批判的态度。对教学工作鞠躬尽瘁，与学生同甘共苦。王夫之的教育思想是以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社会进化论和“日生日成”的人性论学说为基础的。认为人性不是从受命之日起就自成的，而是在环境变化中“日生日成”的，“才能得自学后”，人性“未成可成，己成可革”，教育的作用在于发展和增强天性，养成和变革“习性”。如果教育能“尽人之材”，则“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王夫之强调为学者首先要立志。“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笃，则气从其志，以不倦而日新”。认为立志必须专一，要求教师对学生要“正志”，说“善教人者，示以至善以亟正其志”。他提出“学”与“思”相结合的原则。认为求得学问的途径有二，一是学，二是思，要“学思相资”。说“学愈博则思愈远“思之困则学必勤”。他提倡博学”，说“非学不知，非博不辨”，把人的成长与知识的积累和德行的培养统一起来。他提出教师在教学中应根据不同对象，因势利导，补偏救弊，引导向上。说“教者因人才之不齐，而教之多术”。教师要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基础，主观努力的程度等，因材施教，“顺其所易，矫其所难，成其美，变其恶”。教师要把握时机，因势利导，如果“不愤而启，不非而发”，就会“徒劳而无益”。他强调教学中要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激发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有学习的思想准备。只有学生“本心乐为”，才能有“自修之心”，才能“自得”。必须严格要求学生，使他们向高处努力。他提出“有序”和“不息”的教学原则。认为教学既要顺序渐进，不躐等，又要有恒心，不间断。他提出教学五个步骤：第一步是教学粗小的事，如洒扫应对；第二步是教学粗小的理，如洒扫应对之理；第三步是教学精大的事，如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第四步是教学精大的理，如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第五步是教学大小精粗的理的综合或统一。这五步是不可分割的，先后贯通的。学者应由近及远、由低登高，不间断地学习。王夫之很重视教师的作用，认为教师负有“正人心”的重要任务。他要求教师要“躬行”，在实际行动和道德行为上做学生的榜样；要“自明”，要有丰富、正确的知识，做到“欲明人者必先自明”；要热心于自己的事业，“教习君子，必恒其教事”。同时认为，学生学习知识，培养德性，应该是一个主动自觉地探索和领会的过程。因此他说“善教者必有善学者”，教与学是师生双向的共同活动。在儿童教育方面，他提出对儿童的教育要适应儿童的特点，必须“正其始”，“养其习于蒙童”。他的著作很多，现存有后人所编的《船山遗书》，计358卷。

王夫之1619—1692Wangfuzhi

中国明清之际哲学家、心理学思想家。字而农，号姜斋。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故被称为船山先生。他勤恳著述40年，是明清之际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家， 系统总结了我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不仅在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等方面都有所发展，在心理思想方面也是“推故而别致其新”， 达到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最高阶段。
在形神论方面，王夫之提出了“神在形中”的命题，认为人的心理或精神离不开人的形体或物； 在心物论方面， 批评了佛家的唯识唯心说和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提出了“内心合外物以启觉，心乃生焉”和“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的唯物主义命题。他还说明，人们在情、识、意方面的心理差异乃是“物之相感”的不同所致。在人性论方面，他的“性日生日成”论强调人性是先天与后天的“合金”，认为人性处于不断地运动状态。他还认为“习”是人性形成和发展的前提， 并指出了人性形成和发展的一条规律——塑造易，改造难。在智观方面，他认为人的智能是在先天的“心之因有之知能”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的学习、“适遇”而成的。在情欲论方面， 他不同意前人“性之生情”的说法，认为人的七情是逐步发展起来的，禁止情欲有碍于人的个性发展，但一味纵欲，也会“乐极生悲”。在意志论方面， 认为“志”是“心之所期为”，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本质特征。并论述了情欲与人的志向的关系、意的三个特点、志和意的区别等一系列问题， 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心理学思想。
王夫之的遗著有一百多种，四百余卷，经后人编为《船山画书》，其中涉及心理学问题较多的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学习》、《尚书引义》、《思问录》、《俟解》和 《四书训义》等。

王夫之1619—1692Wangfuzhi

明清之际思想家。字而农，号斋，因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后人又称其为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明末举人。明亡，在衡山起兵阻清军南下，败后退至广东肇庆，在桂王政府中任行人司行人。旋至桂林依大学士瞿式耜抗清。桂林失陷后，长期隐居湘西瑶洞，自称瑶人，刻苦钻研，勤垦著述达40年。终身未薙发，以示对清廷的反抗。他对天文、地理、数学、历法、经学、史学都有研究，尤精于哲学。他总结了我国古代哲学，把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发展到相当高水平。他从张载的“太虚即气”的学说出发，反对程朱理学中关于“理气”的唯心主义观点。指出“气”是物质实体，构成宇宙万物，“理”是客观规律。认为宇宙是运动的，是永恒的。他还发展了古代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认为事物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无有阴而无阳，无有阳而无阴，两相倚而不离也。”(《周易内传》卷五上)在认识论上，指出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人的认识是第二性的。认识来源于实践，但不能代替实践。在政治上，从进化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认为社会是发展的、进化的。所以，他反对君主专制，要求政治改革，反对豪强大地主兼并土地，提出均田地以安天下的主张。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思问录》、《黄书》、《噩梦》、《读通鉴论》、《读四书大全说》等，后人辑为《船山遗书》。

王夫之1619—1692Wangfuzhi

字而农，号姜斋，人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明清之际思想家。青年时立志改革。清军南下时，在衡山举兵抗击。曾任南明桂王政权行人司行人。后隐居深山， 从事研究和著述。学识渊博。著有《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等，被后人编为 《船山遗书》。
王夫之在哲学上发展了唯物主义的思想， 认为“气”是物质实体。进而研究道德问题，提出了 “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命题。认为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是一个 “成身”与“成性”相统一的过程，道德教育必须处理好内因和外因的关系， 注意发挥受教育者自身的能动性，在“顺乎其性”的基础上，将“三辅”转化为“三主”，即以 “蒙以养丑”为主，辅之以批评惩罚；以“壅培”的塑造性为主，辅之以“斤削”的改造性教育；以启发其 “真爱之心”为主，辅之以 “强制”。道德修养必须“以物为师”，使主观符合于客观。认为“行”既是衡量“是非之心”的标准，又是转变思想品质的重要环节， “知而不复行”非真有 “大公之心”， “躬行为起化之原”。他还提出了 “以身任天下”的人生观，认为，人不能“强天以从人”，而应该依据自然提供的条件，遵循自然规律办事；人必须 “珍生”，如果轻视自己的生命就是无道德可言，善恶可分，但“义”更重要，生命不体现道德原则，就没有价值，“生可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为了坚持道德原则，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强调志节在人生中的意义，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唯志而已”，一个人应该“体定百年之虑”，依据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高瞻远嘱， “超时更新”， 抱定“以身任天下”的崇高目标， “不为世所颠倒”， 做到“宠不惊，辱不屈”，“生死当前而不变”，失志不渝地为人生目标而奋斗，这样才能 “立一成纯之局”，成为一个纯粹的人。

王夫之1619～1692

明末清初思想家、学者、文学家。字而农，号姜（薑）斋，衡阳（今湖南衡阳县）人。明崇祯15(1642)年举人。明亡，在衡山举兵抗清，兵败退肇庆，经荐任南明桂王政权行人司行人，后从瞿式抗清，瞿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广东一带，栖伏林谷，而刻苦研究不辍，勤奋著述近40年，至死未剃发。因晚年屏居衡阳石船山著述讲学，学者称船山先生。夫之学术成就很大，于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著作70余种，由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共324卷。他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朴素唯物主义，批判了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是中国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之一。
王夫之论诗以意为主，以继承《诗经》的“兴、观、群、怨”为旨归，所著《姜斋诗话》三卷第一卷《诗铎》，是对《诗经》的理解和欣赏，第二卷《夕堂永日绪论》，评历代诗歌、文章。讲求“己情之所自发”，重内容，重现实，反对形式主义。对明代前、后七子和竟陵派的批评尤其激烈，对于清代诗歌理论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第三卷《南窗漫记》是暮年回忆师友诗作的札记，从中可见作者文学批评的标准：不忘故国，有志恢复，始为上品。
王夫之的诗、文、词皆工，其诗以写抗清经历及寄托亡国之痛者最佳，《续哀雨诗四首》中“天吝孤臣唯一死，人拼病骨付三尸”及《读指南集三首》中“鹃血春啼悲蜀鸟，鸡鸣夜乱度秦关。琼花堂上三生路，已滴燕台颈血殷”等等，十分感人。在《姜斋文集》十卷和《补遗》二卷中最突出的是论文、传记文及部分小品文。论文如《知性论》、《老庄申韩论》、《君相可以造命论》，见解独到，文笔也纵横捭阖，最见作者风格。《武夷府君行状》、《谭太孺人行状》、《家世节录》等，叙事记人，栩栩如生，《船山记》、《杂物赞》等小品文写景抒怀，写得隽永别致。其词有《潇湘怨词》及《鼓棹初·二集》，不甚合音律，却悱恻缠绵，苍凉凄怆，人谓有屈原 《离骚》之风。杂剧 《龙舟会》演谢小娥为父夫报仇事，素材本唐传奇《谢小娥传》，有说是作者藉以发泄其遗民悲思，全剧笔酣意足，慷慨激昂，戏剧性很强。

王夫之1619—1692

明末清初的学者、思想家、文学家。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衡阳（今属湖南省）人。晚年隐居石船山，又称之为船山先生。他自幼聪明，7岁读完十三经，14岁中秀才，24岁乡试，中举人。明亡，曾在衡山招兵抗清。兵败退后，居肇庆，任南明桂王政权行人司行人。因反对王化澄，几入大狱。33岁起一直幽居在穷乡僻壤或荒凉山庄，栖伏40余年。他继承了王充唯物主义思想，他的哲学思想是我国古典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高峰。他批判了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总结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为重要启蒙思想家之一。他学术成就极高，精通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尤其精通经学、史学、文学。在教育问题上，他主张重视现实环境的作用，提出学思并重的原理；在知行统一的整体上，他主张行重于知；在学习态度上，他主张“主动”和“重习”的培养方法，反对“习静”和“主静”。论文强调社会性、现实性，注重兴、观、群、怨。文章文词犀利，文笔纵横开阔，思想深刻，具有雄肆的风格特点。著述有100余种，后人合编为《船山遗书》358卷。1962年中华书局刊印《王船山诗文集》2册，是从《遗书》中搜集而成。

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

字而农，号薑斋，衡阳（今属湖南）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后人称为船山先生。明崇祯举乡试。明亡，在衡山举兵抗清，兵败退居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后从瞿式耜抗清，式耜殉难，遂决意隐遁著述。王夫之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朴素唯物主义，批判了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是中国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之一。文学上诗、文、词俱工。论文认为须以意为主，不能强立“门庭”，强立“死法”，党同伐异，对明“复古派”“竟陵派”均有批评。其散文风格纵横捭阖，雄肆不羁，卓然为一大家。著作经后人合编为《船山遗书》。

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

明清之际思想家。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于湘西蒸左石船山，世称王船山。清军南下灭明，他在衡山举兵阻击清军，失败后退往广东肇庆，任南明政权行人司行人。南明政权灭亡后隐居于湘西山区，拒绝与清王朝合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发愤著作四十年。他学识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医学等都有涉猎和研究，尤其精于哲学、经学、史学、文学。著述宏富，除已散佚的20余种外，现存世的尚有73种，401卷。在哲学上，他最大的贡献是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朴素辩证法和唯物论，达到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最高峰。关于宇宙观，他继承和发挥张载的“气一元论”，认为“太虚，一实者也，”“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气是物质性的气，物质性的气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永恒存在，处于聚散、往来、屈伸运动形态中的气构成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整个宇宙除了气，别无他物。世界万事万物的本质和现象都是客观实在的，人可以通过认识各种物质现象概括出他们的共同本质。关于理气关系，认为物质实体“气”和客观规律“理”是不可分离的，理是阴阳二气生成的事物变化过程中所呈现的规律性，理是气之理，无气便无理，不存在先验的或事物之外虚托孤立的理，否定程朱的“理先气后”说。关于“道器”关系，他认为“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尽然则道在其中”。器是宇宙间一切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道者器之道”，肯定作为一切客观事物内部的个别具体的或普通共同的客观规律的“道”，只能存在于一切具体事物之中，而决不能在其外，“终无有意悬孤致之道。”他由此得出“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结论，否定“理在事先”，“道本器来”的现象。关于事物运动发展；他从“氤氲生化”的自然史观出发，认为“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自然界是一个永恒运动生化着的物质过程，运动是物质世界固有的，不可能从外部寻找事物运动的原因。他也认为相对的静止是万物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但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较为深刻地阐述了事物运动发展中的动静两者的辩证关系。他以气化论强调“天地之化日新”，并把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明确地归结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他认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矛盾处于对立统一之中，“凡物，非相类则相反”，“万物之成，以错综而成用。”强调“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非有一，则无两也”，但同时又肯定“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关于认识论，对“能”“所”关系，他认为“所不在内”、“必实有其体”和“能不在外”、“必实有所用”，“能”、“所”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说明主观认识只能由客观对象的引发而产生。对“知”、“行”关系，他强调“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同时，他也肯定“知行相以为用 ，但以行为根本，“知也者，故以行为功者也； 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关于人性论，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日生而日成”，随着环境习俗的变化而变化，不存在先验的、一成不变的人性。他反对把理和欲对立起来，主张：“有欲斯有理”，应“以理导欲”，“以义制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关于历史观，他提出“理势相成”的历史规律论，认为“顺必然之势者，理也”，理不能离开势，在历史必然趋势中见理，反对在历史运动之外去寻求主宰历史的“天命”、“神道”、“道统”。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提倡反对豪强大地主，意以养民，发展生产。主张维护封建专制，但又要求限制君权。他强烈要求维护民族尊严和独立，坚持“民族自固”，如果君主不能使民族“自固”，便“可禅、可继、可革”。善诗文，工词曲。著作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王夫之

王夫之 (1619—1692)，明末清初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字而农，号姜斋，以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青年时期参加复社要求改革。1648年清兵进占衡州，王夫之起兵抗清，失败后参加桂王政府，又因受排挤，愤然离去，长期隐居于荒岩山洞之中，从事著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 《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尚书行义》、《噩梦》、《黄书》、《读通鉴论》 等著作。他的法律思想虽散见于浩翰的著作当中，没有专门的篇章，也缺乏系统性，但内容丰富，许多论断具有总结性的意义。由于他的学术思想 “别开生面”，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的反动，因此，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直到19世纪中叶才得以大量刊印。
王夫之根据进化的历史观，批判了“法祖从王”、“守其故物而不能自新” 的保守思潮，论证了法律的可变性，认为“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法律的兴、废、繁、简，都需要因乎时而为之变通，世“无一成之法”。他举历史为例，来说明凡是拘囿于成法定规而不知循变协时，便会“徒乱天下”。
王夫之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提出法律对于治国的重要意义。他说： “治道之裂，坏于无法”，特别是在 “天下分崩离析之际，则非法不足以定之”。法律的作用就在于惩恶劝善，至于法律内容的详略，则取决于形势。他主张 “立国之始，法不得不详”。但总的说来他反对繁法酷刑，主张法简刑轻，强调 “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所谓 “简”，即以契大纲、略细法为立法原则，使民易守，官易察。针对专制制度下君主的以意为法，法因人而异的积弊，王夫之力主法律必须统一适用，才有权威，而使天下畏服。所谓 “轻”，即反对滥刑、酷刑。他谴责“凡为吏者即置刑具”，不过是借此 “以挟其怒，张其威，甚至胁民而取其货耳。”这个揭露触及了封建司法的实质。但是王夫之并非完全反对讯，他认为法律既然有笞杖的定制，也可以用于惩戒，至于 “夹骨果秽指，乃不得已而用以浩盗”，不能滥施于民。
王夫之虽然重视法律的治国作用，但他认为如果人们失去 “自耻” 之心，虽有严法峻刑也不能禁止其为恶。因此，他主张法与教化相结合，即所谓 “任法” 兼“任道”，他阐发了儒家关于 “德主刑辅”的传统思想，说： “天地之气，刑德相召，祸喜相感”，“法无有不得者也，亦无有不失者也。” 因此，更应重视封建的道德教养。为此他提出： 于立法之始，“常留有余之德意于法外，以使有可宽。”
在法治与人治问题上，主张良法与贤人相结合，反对单纯任法或单纯任人。但是 “任人而废法” 也会出现逞私意，徇虚名，需要 “择人而授以法”，“进长者以司刑狱，而使守画一之法”。
在王夫之的法律思想中，“法贵责上”是民主性的精华。他站在不当政的封建士大夫的立场，深恶明末极端腐败的吏治，希望以法来限制贵族官僚的特权，遏制豪强富户的兼并，以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挽救封建社会的危机。因而借古喻今，强调 “法先自治以沿人，先治近以及远”，只有踞于高位的权贵奉法守法，才可以令众。
王夫之还从用 “慎用刑” 的认识出发，提倡原情定罪，即根据罪有差异而相应地论罪量刑。譬如，同为杀人罪，但原因各异，“有积忿深毒，怀贪竞势，乘便利而杀之者，有两相为敌，一彼一此，非我杀彼，则彼杀我，偶胜而杀之者，有一朝之忿，虽无杀心，奉勇有余，要害偶中，而遂成乎杀者”，因此，必须原情定罪，不能一概而论。凡属于谋杀人者，“从刑故之条”，过失杀人者，“慎赦过之典”，才称得起充当。

王夫之1619～1692

字而农，号姜斋，又号船山，衡阳人。明崇祯十五年 (1642)举人。十六年拒农民军张献忠之礼聘。清顺治五年(1648) 曾在南岳举兵抗清； 失败后，投奔南明永历政权。旋以臣寮互相倾轧，国事日非，遂回乡授徒、著述，誓不出仕。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麓。哲学研究成就卓著，具有鲜明的朴素唯物论观点； 著述涉及文、史、哲、法律、军事、天文、历算等诸多方面，传世或有目可考者100种，近400卷。主要有《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尚书引义》、《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读通鉴论》等。清末汇刊成《船山遗书》。

王夫之1619—1692

明清之际思想家、哲学家。字而农、号姜斋。衡阳人。晚年隐居于衡阳西部石船山（今衡阳县曲兰乡）学者称船山先生。崇祯十二年 (1639)与郭凤跹、管嗣裘等组织 “匡社”。崇祯十六年 (1643)张献忠部进驻衡州，夫之兄弟拒绝农民军礼聘。明亡，在衡山与管嗣裘等举兵抗清，失败后避往肇庆，任过南明永历朝廷行人司行人，受王化澄等陷害。后隐居深山，研究、著述垂40年。尤精于哲学、经学、史学、文学，于天文、历法、佛道都有所研究。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朴素辩证法和唯物论。认为宇宙是由 “气”构成的物质实体，“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 ( 《张子正蒙注·太和篇》)。驳斥了程朱“理先气后”说，认为 “天下岂别有所谓 ‘理’？气得其理之谓 ‘理’ 也。气原是有理底，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 (《读四书大全说》卷十)。指出 “动静互涵，以为万变宗” ( 《周易外传》卷四)。发展了张载 “一物两体” 的辩证法思想，提出 “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非有一，则无两也” (《张子正蒙注·太和篇》)。还提出 “天下惟器”，“无其器则无其道。”(《周易外传》卷五)认为人性“日生而日成”，“习成而性与成”。在认识论方面，批判了程朱陆王的 “知先行后”、“知行合一”和佛教的 “消所入能” 的论点，强调行是知的基础，“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 (《尚书引义·说命中》)在历史观上主张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著作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船山全书》。

王夫之1619—1692

明清之际思想家。字而农，号薑斋，又号船山。湖南衡阳人。青年时参加“行社”、“匡社”，立志改革。曾在衡山举兵抗清，后投奔南明永历政权，几遭人陷害。隐伏深山，研究、著述垂40年。精通经、史、文学，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都有所研究。哲学上为中国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集大成者。对“气”范畴的物质实在性作出新的论证。肯定“太虚即气”、“太虚一实”。认为“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 (《张子正蒙注·太和》)气永恒存在，“散人无形而适得气之体，聚为有形而不失气之常。” （同上）肯定“理在气中”，强调“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批评“道在物外”、“道在器先”的唯心主义观点，肯定“天下惟器”、“无其器则无其道”、“道在器中” 的原则。发展张载的“一物两体”说，以 “太虚本动”、“动静皆动”、“天地之化日新” 的变化观和“天下之变万，而要归于两端” 的矛盾观推进了传统辩证法思想。在能（认识能力）所（认识对象）关系问题上扬弃心学，提出 “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尚书引义》卷三) 的命题。在知行关系问题上全面清算宋明道学，提出 “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 （同上） 的思想，主张“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政治上反对豪强地主，主张限制君权。史论深刻，诗词典雅。著作有100多种、400多卷。主要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读通鉴论》、《宋论》等。后人编有《船山遗书》。现有新编《王船山全集》。

王夫之

明清之际哲学家、教育家。今湖南衡阳市人。1619年生，1692年病逝。参加过抗清斗争，后著述讲学。现存著作72种，358卷。其著作在清代长期列为禁书，至清末始被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