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票号 |
| 类别 | 中文百科知识 |
| 释义 | 073 票号中国封建社会一种以经营汇兑为主的信用机构。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多为山西人经营，故亦称山西票号。产生时间，有谓明末清初，有谓清乾隆、嘉庆年间。盛行于19世纪20年代以后。票号初期由商人投资，后有官僚、买办化商人等投资。大多采用独资或合伙经营。先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后利用闲置资金，经营存放款业务。并发行银票和买卖货物。开始时以承汇民间款项为主，后转以官款为主。汇兑方式为分号往来制，即利用设在各地的分号，相互通汇，在无分号的地方才经过他号。每3年或4年结帐一次，盈利投股分配。营业对象大都为封建官僚、地主和一般商人。19世纪中叶后，营业兴盛，国库、省库几乎全由票号经理。银行兴起后，票号业务受影响，逐渐衰落。1911年辛亥革命后，因无法收回对清官僚的大量放款，票号受到严重打击。少数资力较厚的票号勉强维持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亦先后改组为钱庄或银行，票号遂消亡。 票号piaohao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信用机构。亦称“票庄”、“汇票庄”、“汇兑庄”。盛行于19世纪20年代之后。初期主要经营汇兑业务，以后存款放款业务日益发达。营业对象大都为封建官僚、地主和一般商人，主要为封建官僚服务。银行兴起后，票号业务受影响，逐渐衰落。辛亥革命后，因无法收回对官僚的放款，受到严重打击；少数勉强维持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后亦相继停业或改组为钱庄，票号遂趋消灭。 票号又称“票庄”、“汇票庄”、“汇兑庄”。旧中国的一种信用机构。盛行于清代，多数为山西商人经营，故又称“山西票号”。也有江浙商人经营的，称“南帮票号”。票号在各地设有分号，初期主要经营汇兑业务，以后存款放款业务逐渐增加。营业对象大都为封建官僚、地主和一般商人。19世纪中叶以后(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营业甚盛。银行兴起后，票号业务受到影响，逐渐衰落。到20世纪20年代末，少数保留下来的票号改为钱庄，票号遂趋消亡。 票号中国早期的一种融资机构。清乾隆、嘉庆年间 (1736年～1820年)，山西商人雷履泰在天津开设日升昌颜料庄，需在四川采购铜绿，经常运银两来川，甚感不便。又见四川商人运银两到天津采购日用杂货也有同样困难，于是就有相互顶兑银两之举，两得其便。道光元年 (1821年)，日升昌遂在重庆开设分号，并正式创办汇兑业务，凡津、川间客商往来运交现银，均可就地将银两交由日升昌颜料庄汇划，甚受商界人士欢迎。日升昌办理汇兑原是解决自身购物需款的困难，故收取汇费很少，嗣后要求汇划银两的日益增多，即提高收取汇兑手续费，此项业务收益颇丰。道光四年 (1824年)，日升昌颜料庄正式改名为票号，专营汇兑银两业务，一般认为这是四川最早的票号，也是中国最早的票号。四川早期经营汇兑业务的多为山西商人经营的茶叶庄、布号、烟草庄、铁器铺等商业字号兼营汇兑银两业务进而逐渐改为专营汇兑的票号。陕西商人道光二年 (1822年) 创办的金盛元字号后改为票号、银号。至咸丰、同治年代 (1851年～1874年)，四川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已相当普遍，成都就有日升昌、新泰厚等20余家。据光绪十二年 (1899年) 调查，重庆有票号总号、分号23家，成都有20多家，多为山西商人经营。光绪三十年 (1904年) 始有四川人乔英甫等在成都开办宝丰隆票号，在重庆、自流井等地设分号，办理省内汇兑业务。 票号票号是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另一主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汇兑，为不同地区间资金调拨服务，起着促进商品流通的作用。票号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黄河流域和华北各省，而以北京为其活动中心。汇兑业务进入初步发展阶段后，上海、福州等地都成为它在东南各省的活动重点，同时它的业务也从专业汇兑发展为全面经营存放、汇兑等活动。票号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相当于道光初年。中国第一家票号是山西平遥县的日升昌，其前身为颜料庄，经营铜碌，往来于京津与四川之间，获利甚厚。道光四年 (1824) 经理人见从事汇兑有利可图，遂与股东会议将颜料庄改组为票号。其后，平遥的蔚守五连号、祁县的合盛元、太谷的志成信等票号相继出现。到咸丰十年，山西票号发展到17家，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帮。因经营票号以山西商人居多，故有 “山西票号”之称。票号的收入来源： 一是汇兑，二是存放款利率的差额，三是利用各地银两本色差异牟得暴利。专业的票号产生后，在组织和经营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在组织上有独资经营，也有合资经营，但均负无限责任。票号在创立时，由出资人 （俗称东家） 和经理出面，邀请证人3—5人，书立合同，规定资本若干两，以若干两作为一股，几年合算大账一次，盈亏按股均分。经理人顶人力股若干，另立 “万金账”，用以笼络店伙，由经理视职员劳动情况，酌定其顶人力股之多寡。所以人力股总数往往有超过资本股总数的。资本家平日不问票号的具体业务，一切由经理负责。他们只在每年年终决算期阅览账簿，合算大账期间对职员评定功过。票号资本都存贮于总号，设分号时，不另发资本，只给办事人一定数目的路费和开办费。总号对分号的关系是全局统筹，不分畛域，是一种联合组织，联络原则是，酌盈济虚，抽疫转快。鸦片战争后，票号纷纷在通商口岸设立分号，将内地白银汇集到通商口岸，成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白银的运送机关和深入内地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票号职能买办化趋势日益加深。太平天国期间，票号并担负了清政府的军饷调拨，此后几乎垄断了京饷与协款的汇解并贷款给清政府。19世纪80年代后，票号除了对钱庄进行商业放款之外，也开展了对近代企业发放贷款的业务。在清末修筑铁路、开发矿山、收回路矿等活动中，票号在资金上都有重大支持。20世纪初，一些与票号有联系的近代企业还利用票号在全国各地众多的分支机构代为招集股金和收存股款，表明票号资本性质开始发生变化。但就在票号资本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流注时，却遇到新式银行的竞争，由鼎盛走向衰落。辛亥革命后，票号失去资金来源，大量放款又无法收回，于是伴随清政府的垮台纷纷倒闭，从此一蹶不振，最终被新式银行所淘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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