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福泽谕吉 |
| 类别 | 中文百科知识 |
| 释义 | 福泽谕吉1835—1901Fuzeyuji日本明治时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生于大阪，幼年学习汉学，青年转修兰学（西方科学）。1858年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兰学塾，讲授兰学。他曾于1860年、1861年、1867年三次游历欧美，著书介绍西方国家情况，赞扬科学进步、社会民主。1868年（明治元年）将塾命名为庆应义塾（即庆应大学前身），为明治维新培养了不少有用人才。福泽谕吉十分强调教育立国，提倡国民尊重科学，注重实学，以一身之独立，求一国之独立。他反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旧习，批判宗教神佛，主张普及义务教育，开发人的智力。他认为正常人的智力包括记忆力、想象力和推理能力，而学校教育则不应重知识传授，应强调智力的发展。他还十分重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女子教育和实科教育。他一生积极从事译著、出版和教育活动，对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有直接的良好影响。他的著作和译著甚多，主要有《西洋事情》(1866—1869)、《劝学篇》(1872—1876)、《文明论之概略》(1875)和《文明教育论》1889等。 福泽谕吉1834—1901日本启蒙思想家。庆应大学创始人，1870年任东京科学院首任院长。曾三次游历欧美，介绍和宣传资本主义国家情况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道德，反对宗教迷信，主张学以致用。认为文明是人类发展的规律。主要著作有《劝学篇》、《文明论概略》、《帝室论》等。参见“伦理学”、“教育”中的“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明冶维新时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认为“学校是开发人类天资的场所”，提倡尊重科学，注重实学。曾创办“兰学塾”(后改名为“庆应义塾”)，为日本培养了政治、经济方面的人才。参见“哲学”中的“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日本明治时代启蒙思想家。批判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宣传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和平等思想。重视智慧的作用，认为“文明既然是人类的规律，实现文明当然是人类的理想”。著有《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参见“哲学”中的“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1835—1901年日本明冶时代初期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缔造日本近代文明的一位杰出领袖，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福泽谕吉生于大阪丰前中津藩（今大分县）的下层武士之家。父名百助，是中津藩的粮食管理员。在谕吉诞生时，百助长期寻找的《上谕条例》一书刚刚到手，因而给儿子起名谕吉。谕吉3岁时，其父因怀才不遇，抑郁而死。后来他从母亲口里得知，父亲因受身份限制而郁郁不得志的一生，并且从幼年开始也亲身体验了封建制度下的下级武士的悲惨生活。因此，在其幼小的心灵中已深深扎下了强烈地反封建感情的根子。因为家贫，他年近15岁时才开始学习汉学；1854年开始修学兰学。1858年奉藩命赴江户，在中津藩官邸开设家塾(“庆应义塾”前身)，教中津子弟学习兰学。1860年幕府派遣幕使赴美，他作为军舰舰长木村摄津守的随从初次渡美；该年被幕府“外国方”聘用，出版了处女作《华英通语》。1861—1867年先后3次游历法、英、荷兰、德国、俄国、葡萄牙等欧美诸国。使其闻名于世的《西洋事情》一书，就是他欧美游历、考察的产物。明治维新以后，辞退家禄，不应新政府的招聘，在三田的庆应义塾专心讲学，培育人才。1873年与森有礼、西田等人创办“明六社”，提倡文明开化的风气。1882年创办《时事新报》，通过言论、著书来启蒙世人。1901年2月3日因脑溢血病复发辞世。福泽不是一位专门学者，其思想没有构成一个严谨的哲学体系，他也从不以哲学家自居。但由于他的启蒙思想代表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利益，因而在哲学方面自然而然倾向于实证哲学。他从实证主义世界观出发，一方面针对“和汉”的虚学，主张实学主义，重视经验科学，在许多问题上接近唯物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又片面夸大精神和智慧的作用，认为人的精神和智慧可以决定一切，主张唯理主义。福泽在伦理学方面主张以“独立自尊”来代替服从道德。这种道德观集中体现在他的《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两本书中。福泽敏锐地察觉到，西方18世纪末的“天赋人权说”是批判和清算封建意识形态的强大思想武器，因而他极力倡导这一学说，激励人们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自尊自重，自主独立，依靠学问和才能进行自由竞争。他有句名言，“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也就是说，天生的人是一律平等的，并没有贵贱上下之别。他认为，人人重视其生命、财产和名誉，是天赋予人的基本权利。现有人世上所实际存在的身分上的高下之别、财产上的贫富之别、势力上的强弱之别，追溯其根源，是有无学问所造成的，并不是天命注定的。日本的封建剥削社会有背于“天赋人权说”。他猛烈地抨击封建主义的专制、压迫和旧家庭、旧道德，驳斥作为封建道德支柱的儒家学说，愤然指出封建制度的“身分制”不合理已极；仗富欺贫的封建统治阶级“可恶已极”；上下尊卑的名分差别简直是“侮辱人民”；三从四德是“片面的教条”，“二十四孝”“伤害天理之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议论“大谬不然”；鼓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孟子应“视为罪人”。福泽的道德观所提倡的“自由”、“平等”“独立”原则，实际上代表新天皇制的地主、资产阶级利益。但在当时，对于日本人冲破封建道德的罗网，树立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福泽从人的天性出发，建立了具有启蒙意义的文明史观。他认为，人的天性是趋向于文明的。文明可分为“文明的外形”和“文明的精神”，人们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要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使其与外形相适应。所谓文明的精神，即人民的“风气”，人民的“独立精神”。文明是一个不断前进的无止境的过程，其发展的原动力在于人的智慧和道德的进步。虽智慧和道德必须相互依赖才能各自发挥其功能，但两者相比，智慧尤为重要。道德只有依靠智慧的作用才能扩大其领域和发扬光大，脱离智慧的封建唯道德论是欺世盗名。福泽晚期的思想开始向保守方面转变，他拥护“富国强兵”政策，鼓励政府对外侵略，推崇国家主义伦理，这是由其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福泽的著作甚多，共60部116册，主要代表作有：《西洋事情》、《劝学篇》、《文明论概略》、《通俗国权论》、《民情一心》、《学问之独立》、 《坚忍说》、 《福翁自传》、《福翁百话》等。 福泽谕吉福泽谕吉(1835—1901 )，日本明治时期启蒙思想家、教育学家。希望通过教育建立文明独立的国家，深刻体会西方的学术理论，从事教育事业的译著工作，以唤起国民的觉悟。曾组织“明六礼”，出版刊物，传播民主、科学的思想。他提倡尊重科学、实学，强调开发人的智力，此外他还重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主要著作有：《西洋教育》、《劝学篇》、《文明论之概略》、《文明教育论》。 福泽谕吉福泽谕吉 (1835—1901)，日本明治时期启蒙思想家、教育学家。希望通过教育建立文明独立的国家，深刻体会西方的学术理论，从事教育事业的泽著工作。以唤起国民的觉悟。曾组织 “明六礼”，出版刊物，传播民主、科学的思想、他提倡尊重科学、实学，强调开发人的智力，此外他还重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主要著作有： 《西洋教育》、《劝学篇》、《文明论概略》、《文明教育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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