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核
清代经济思想著作。清陶煦著。陶煦(1821—1891)，字子春，号沚邨。江苏元和（今吴县）人。祖父和父亲曾经商，本人是当地的中医，“晚年足迹不入城市”。全书包括《重租论》、《重租申言》、《减租琐议》三部分。《重租论》写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后两部分完成于1884年。
《重租论》记述了江苏苏州、松江一带地租的苛重和地主收租过程中对农民的残酷迫害，论述了减租主张。《重租申言》进一步申述减租的意义。《减租琐议》则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减租方案。
《租核》以大量材料揭示了苏州、松江等地农民在重租压榨下的悲惨处境。“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重租论》)。佃农终年劳动所得的大部分收成被地主取走，“多者二十而取十五，少亦二十而取十二三”(《重租申言》)。指出当地亩产最多三石，少的仅一石有余，而实际地租通常为一石二斗。按平均亩产二石四斗计算，除了补偿生产资料耗费(每亩合稻七、八斗)，交租后余下的只有四、五斗，远远不足维持佃农一家的最低生活需要。地主用折价收银或大斗收进即所谓“租斛”等办法加重盘剥，收租人对佃农“恶声恶色，折辱百端”，或“有以私刑盗贼之法，刑此佃农”(《重租论》)；交不起租的佃农，只得变卖家中物品、耕牛、以至子女，一县中每年为交不起地租而受刑的有“数千百人，至收禁处有不能容者”（同上）。
作者认为土地兼并和地租日重是造成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上自绅富，下至委巷工贾、胥吏之俦，赢十百金即莫不志在良田。然则田日积而归于城市之户，租日益而无限量之程，民困之由，不原于此乎？”(《重租申言》)因此，禁烟、开矿、造铁路都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在于“培本”。“本”就是农。“培本”的办法就是减租。认为当时冯桂芬提出的减赋，“是赋虽减而租未减；租之名虽减，而租之实渐增”(《重租论》)。
此书讨论了地租额的标准问题。地租日重是由于地主根据商业利润率来“求之于田，责之于租”的。商业利润率为十分之一，因此如果一亩值二十贯钱的土地，就要收地租二贯。再三强调“商利、田利之不以一例”(《减租琐议》)，否定了以商业利润率作为决定地租的依据。作者主张减租三分之一，以为这既能使地主“可食不稼不穑之禾”，又能使佃农“可卒无衣无褐之岁”，符合“适中之道”(《减租琐议》)。具体的减租办法是按照土地肥瘠和人口稠密程度，分三种情况：上等每亩地租减至一石（原来一般约一石五斗）；中等减至七八斗；下等减至四至六斗。认为实行减租才能发展农业生产，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使社会由贫变富。“农有余财”，农村才有购买力来销纳城市的工业品；工商业才有可靠的发展基础。如不减租，余财掌握在少数地主手中，就不可能出现“日用服物之所资，人人趋于市集”的局面，这就既不利于“市集之工贾”，又不利于“都会之工贾”(《重租申言》)。
对《租核》的评价现在不完全相同。有的认为其通过减租而“培本”的主张，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是一张不对症的药方。有的认为其减租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资产阶级倾向，较为明确地反映了当时工商业者扩大国内市场的要求。
全书刊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木活字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