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功利思想

中国古代功利思想是指中国古代关于建功立业，计功取利的思想。中国古代的功利思想倡行于战国时期，秦汉以后，为儒家正统思想所排斥。自两宋起，作为儒家正统思想的异说重新出现，并逐渐发展。
先秦，儒家学派轻视功利； 道家学派宣扬无欲、无为，反对讲求功利； 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韩非则崇尚功利，他们以自利论为出发点，将追求个人利益看作人的本性，看作是支配人的行为的决定因素。
商鞅主张 “开公利而塞私门”，(《商君书·壹言》)倡导实质是加强封建专制政权的 “富强之功”，要求专制君主 “操名利之柄”，(同上书，《算地》)利用人民趋利避害的本性，以赏罚为手段，驱使人民进行耕战。商鞅认为人的一切活动的内在动机是对名利的追求，追逐名利是人的天性。他说： “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同上书，《算地》)“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四旁无择也”。(同上书，《开塞》)人们为追逐名利，往往无所顾忌： “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平，非生之常也，而为之者，名也”。(同上书，《算地》)人们这种苦苦追逐名利之心，要直到生命结束时才止： “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同上书，《靳令》)但对于这种追逐名利的本性，商鞅不主张听之任之，而是主张统治者应利用这种本性去实现其富国强兵的目的，即通过 “利出一孔” 的农战政策，使 “利出于地”，“名出于战”，(同上书，《算地》)驱使人民为农耕和作战而舍生忘死。
韩非认为人是天生的利已主义者。他说： “好利恶害”、“喜利畏罪”，(《韩非子·难二》)“恶劳而乐佚” (《韩非子·难三》)等，都是人的本性。在人与人之间，无论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都建立在自为自利的基础上，“用计算之心相待”，(《韩非子·六反》)就像在市场上交易双方都是根据自身的 “计数之所出” (《韩非子·难一》)来决定对对方的态度一样。他把一切社会现象都归结为人们的利害关系，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行为的基础。因此，统治者应该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用刑赏二柄去驱民耕战，实现富国强兵，兼并天下的目的。
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孔孟轻视功利的思想，提出 “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即致力于明道义，而不是追求一已之功利。汉以后崇尚道义，贬低功利的观念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正统观念。但许多较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则坚持和发展了讲求功利的思想。
北宋王安石公开宣称： “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临川先生文集·答曾公立书》)因此谋图利，就是义。
南宋叶适对传统的功利观念提出质疑，指出： “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习学记言序目·汉书三》)他崇尚功利，认为 “崇高莫大乎富贵”。但他也并不认为任何获取富贵之途，都是可取的，他主张“富而义”。(《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习学记言序目》)即求富之道要合乎义。
清代颜元针对儒家不计功利的观念，也提倡 “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到了近代，把个人利益的发展看作人类行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功利思想，更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倡导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