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
晚清新体中国古代通史。原名《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清末夏曾佑著。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号碎佛，笔名别士。浙江杭州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任礼部主事。二十三年(1897)改官知县，在京候选未着，生活困窘，乃于年底赴天津，应同乡孙宝琦之聘任育才馆教师，历时三年，与严复、王修植等创办《国闻报》，宣传新学和鼓吹维新变法。并通过严复的媒介，系统地了解西方资产阶级天演进化学说。其后即以这一思想为主导，糅合今文经学观点，从事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自1902年至1906年写成此书，凡两篇，四章一百七十节，论述了太古三代至隋朝的中国历史。
《中国古代史》运用当时传入不久的西方史学理论，尤其是进化论概括叙述了渔猎、游牧、耕稼几个不同的社会阶段的物质生产以及文化、思想和政治的状况，并就其间的关系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综观伏羲、女娲、神农三世之记载，“大凡人类初生，由野番以成部落，养生之事，次第而备，而其文字，必在生事略备之后”，特别是在“包牺氏”一节中，肯定在牺氏之前存在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所谓“陋习”阶段，而后才变为家族，这是社会“进化必历之阶段”。说明作者已开始接触到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问题，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学观点在中国史学上的表现，是过去封建旧史学家所没有接触过的问题。书中还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用“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说分析和解释史实，提出“循夫优胜劣败之理，服从强权，遂为世界之公例，威力所及，举世风靡，弱肉强食，视为公义”。
此书在中国古代史的分期方面，也颇有新见。认为“中国五千年之历史，以战国为古今之大界”，这可说是战国封建说的初次猜测。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分为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又利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当时考古学方面的成就，结合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将三大时期“细分为七小时代”。在上古时期内划分为二个小时期：一为太古三代，因无信史，称之为“传疑时代”；二为由周中叶至战国时期，称之为“化成时代”。中古之世，分为三个时代：一为由秦至三国，此时中国人才极盛，国势极强，称之为“极盛时代”。二为由晋至隋，由于周边各族攻入中原地区，并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而宗教亦大受外教之影响，故谓之为“中衰期”；三为唐朝一代，此期国力之强，略与汉等，而风俗不逮，故称之为“复盛期”。近古之世，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五代宋元明为退化期；二是清代二百六十年为更化期。这种分期法，虽然还看不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第一次打破了几千年封建史学不分期的传统史观，是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首次尝试，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在编纂上，《中国古代史》较早采用了西方传入的章节体，突破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等传统史书体裁的旧框框。其叙事基本上按时间顺序并兼顾同类事件的相互联系，使同一时期各类历史事件的关联始末显得较清楚。但这种章节体也是初次尝试，并不完善，有的一章竟多至七十五节，有时实际上只起了计数的作用。
此书对历史的解释，持文化史观。在约三十万字的书中，谈及各时代的经济者绝少，而绝大部分篇幅，都写以文化为主体的上层建筑，其中尤其强调学术思想的作用，如说老子剔去了鬼神、术数的迷雾，一洗古人之面目，写出了《老子》一书，但由于“其宗旨过高，非神州多数之人所解，故其教不能大”。孔子和儒教是该书论述的重点，其原因是因为作者尊今文经学，故于叙述孔子的事迹之前特设《孔子以前之宗教》上、下两大节，其内容多抄自汪中《述学》。接着又用了四大节的篇幅，分别标为《孔子世系及形象》、《孔子之事迹》、《孔子之异闻》、《孔子之六经》，在全书中占有很重要的分量，使人一眼便可看出这位教主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者编撰此书时，正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对慈禧太后的残暴独裁是极其反对的。因而在论及历史上的专制君主和君主专制政治制度时，深表痛恶。书中还指出，“综古今之士类言之，亦可分为三期”，“由三代至三国之初，经师时代也”，“由三国至唐，名士时代也”，“由唐至今（清），举子时代也”。指出：经师时代的经师，是法古守礼，这显然是指古文经学而言，故指责说：“其蔽也诬”。名士时代的名士，“其蔽也疏”。到了举子时代，指出“举子者，天地之大，万物之多”，一概不了解，所知道的仅仅是“应试之知”，“其蔽也无耻”。这与作者主张维新和废除科举制的思想是一致的。由于此书具有新的特点，所以在问世后，颇获好评。梁启超称誉此书的作者，是“晚清思想界的先驱者”；一般读者也读此书而“有心开目朗之感”，“上下千古，豁然在目”。
初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分三册。以后又重印过几次。1933年商务印书馆复将其标点，改名《中国古代史》，作为《大学丛书》之一出版。另有1955年三联书店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