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学

清代研究先秦诸子的著作。清汪中著。汪中(1745—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人。少年家贫，曾为书商佣，得遍读经史百家之书，卓然自成一家。三十四岁为拔贡，后即绝意仕途。在《述学》中自谓继承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中少日问学，实私淑诸顾宁人处士，故尝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及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与巡抚毕侍郎书》)。治经不拘汉、宋门户，唯是为求。著作除《述学》外，另有《广陵通典》、《秦蚕食六国表》、《金陵地图考》、《经义知新记》、《大戴礼正误》等。工骈文，能诗，所作《哀盐船文》、《广陵对》、《黄鹤楼铭》、《汉上琴台铭》皆见称于时。
《述学》是汪中倾其心力之作。他说：“中之志乃在《述学》一书，文艺又其末也。”(《与端临书》)据其子所作《年谱》，略记《述学》的内容是：“博考先秦古籍三代以上学制废兴，使知古人之所以为学者，凡虞夏第一，周礼第二，列国第三，孔门第四，七十子后学者第五，又列通论、释经、旧闻、典籍、数典、世官，目录凡六。”共六卷。包括内篇三卷、外篇一卷、补遗一卷、别录一卷。附录《春秋述义》一篇。另有编年《容甫先生遗诗》五卷，附录补遗及诸家酬赠一卷。其中最有学术价值的，是对先秦诸子的研究。
此书认为荀子是孔子的真传者，并为荀子作了年表，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荀卿子通论》)。引证古籍，说明《毛诗》为荀子所传，《韩诗》为荀子之别子，《左氏春秋》为荀子所传，《榖梁春秋传》为荀子所传，曲台之《礼》为荀子之支流余裔，《易》为荀子所善治的学问。由此他说：“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同上）这就否定了孟子在“道统”上的地位，而以荀子为孔子的继承者。这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具有批判意义的论断。
推崇被正统儒学视为异端的墨学。认为墨子的学术并非是《淮南子》所说的“背周道而用夏政”，而是“学焉而自为其道”(《墨子后序》)。并首先指出了儒墨显学并称的历史真相。自汉代儒术定于一尊，墨学成了绝学。《述学》考证史籍，说：“历观周汉之书，凡百余条并孔墨、儒墨对举。”(《墨子序》)在当时诸子中，惟儒学可与墨学相抗，其余则无法与其并提。力辩孟子把杨朱与墨子并称，不合史实。认为墨子学术为救世之作，墨子为救世之仁人，不可以洪水猛兽诬之，也不可假仁义以恶之。认为墨子与荀子相反相成，其互相批评，无害于学术之发展。认为儒墨对立，是道不同之故，不能有正统与异端之分别，力辩孟子以“无父”之说诬陷墨子为过枉。这种表彰墨子的观点在当时被目为大逆不道，斥责汪中为“名教罪人”。
考证老聃、老子、老莱子三人各不相同，《老子》的作者晚于孔子。并说明《庄子》寓言是不能作为历史证据看待的：“若《庄子》载老聃之言，率原于道德之意，而《天道篇》载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尤误后人，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矣。”(《老子考异》)
对《吕氏春秋》、贾谊等都有独到见解。认为《吕氏春秋》是对先秦诸子的调和折衷，“周官失其职，而诸子之学以兴，各择一术以明其学……最后《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有之”(《吕氏春秋序》)。认为贾谊与荀子有着学术源流关系，说贾谊“固荀氏再传弟子也，故其学长于礼”（同上）。对于宋儒表彰《大学》，深致怀疑，但由此认为宋学是愚诬之学。这是偏见。
《述学》的诸子研究卓然成家，并具有不为正统儒学所拘束的批判精神。但章学诚认为“汪氏之文，聪明有余，真识不足，触隅皆悟，大体茫然”(《文史通义·述学驳文》)。即《述学》有个别独到的见解，无大体的系统。
有道光年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