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铅杂录》

明杨慎撰。凡十卷，见《总纂升庵合集》卷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二十五。李调元在《序》中阐明书名的含义：“吴郡顾其志作《揽茝微言》，具载升庵以‘丹铅’名录之义，谓中古犯罪者，以丹书其罪。”《魏律》：“缘坐为工乐杂户者，皆用赤纸为籍，以铅为卷轴。升庵名在赤籍，故寄意于此。然则是书之作，其在先生入滇后乎？观其名，可照其志矣。”他以“丹铅”命名的著作共有十种，此是其中的一种，“大率皆记注文字、笔之于篇，故曰杂也。”他论文主张复古，认为秦汉文章“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古人独胜处》)，皆可以“为作文法式”(《许颖滨》)；晋朝以后不复有此工致，而“文弊于宋”，宋之欧、苏、曾、王“视韩、柳远不及矣，韩、柳视班、马又不及，班马比三传又不及，三传比《春秋》又不及”(《辞尚简要》)。他试图由文法奇古而至文章之妙，即由艺术技巧的拟古、创造出富有美感的作品，并以“道与艺俱化”的境界作为自己的审美理想，所以他的复古理论也有异于七子的地方。他认为朱门道学家文论思想的的流弊在浅拙寡陋：“不复旁通他书、掇拾腐说，而不能自遣一辞”(《朱紫阳》)；“但恐陈陈相因，红腐而不可食”(《陆韩论文》)。他主张文辞自然蕴籍。上承苏洵关于风行水上之文乃天下之至文的观点(《风行水上》)，并指出“若说尽，则无味”、“不说尽，而文益蕴籍” (《古文之奥》)。他又认为古今世变不同，文章的繁简也因此随之变化，“论文者当辨其美恶，而不当以繁简难易也。”(《论文》)这种将繁简统一于审美价值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救片面强调复古的偏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