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震约1204—1276

南宋学者。字东发，人称于越先生。江西慈溪（今属浙江）人。宝祐四年(1256)中进士。曾任吴县尉、史馆检阅、江西抚州太守、提点刑狱等职。他同情百姓，关心时政，要求改革弊政。宋亡后，坚守民族气节，深隐不仕，终饿死于浙江宝幢山。著有《黄氏日钞》。黄震伦理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宗程朱理学而抑象山心学。但他又不迷信于理学，对王充、柳宗元和叶适等人的观点均有一定的肯定。他用自然之“天”来说明道德的起源，认为天并不是什么超物质的存在，日月星辰是天，人自身亦是天。在他看来，天是有道德属性的，天生万民，也就赋予了人心以道德。因此，“仁义礼智之性具在人心”而“有得于天”(《黄氏日钞》卷87)，但是，由于天赋道德的不同，故而造成了人们贤与不肖的差别。在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上，他赞同《管子》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肯定叶适的功利主义思想，进而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在贫富之间损有余以补不足，使“贫者可以饱足。富者可以免扰”(同上书，卷78)。同时，他又认为，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之“道”，是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它并不超然于人事之外，而恰恰存在于人事之中。而且，这种道德原则和规范，既不会变化，也不可更改，所以，主张“君臣父子之常必不可废，礼乐文物之懿，必不可缺”(同上书，卷86)。在道德修养和道德评价上，十分重视动机的重要性。认为高尚的行为应当在动机上也问心无愧，即只求躬行仁义孝悌，不求富贵名利。他说：“君子为善，期于无愧而已，非可责报于天地。苟有一毫觊望之心，则所存已不正矣。虽善犹利也”(同上书，卷42)。在他看来，为善若为获利，则是动机不纯；动机不纯，则为善犹同行恶。注重廉耻、气节的培养。提倡“卓然天地间，常为大丈夫”(同上书，卷86)的人格理想。为此，他极其注重廉耻和气节的培养。认为“廉与耻岂特小节，廉纵可属于义，耻则当属于礼”(同上书，卷60)。认为培养大节须从平日细事做起，“平日既无犯颜敢谏之士，临难必无捐驱徇义之人”(同上书，卷69)，而且，守大节不一定就要以身殉国，认为“凡遇一事，以上知有国而不知有身”，做到“临利害未毫发许己”，也能显示其高尚。他并不笼统地反对避世隐居，但认为只有为了守道而弃官退隐的人，才是值得称颂的。他自己为保民族气节，隐居不仕至死，便是对此很好的说明。他还主张，道德修养结合自己思想和行为上的欠缺来进行，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反对佛道脱离实际的静坐养心，认为人们反省治心不能脱离日行百事。只有“自君臣父子之大伦，至服食起居之委细”，都“省其所自行”，才能改过迁善，保证一切行为皆合乎封建的伦理纲常。在道德实践上，强调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的一致性，痛恨“言或过其行”，主张“君子小人之分，决于言行之相顾与否”(同上书，卷82)。黄震的伦理思想旨在经世致用，革除时弊，挽救危局，因而对传统的封建道德多有修正之处。其中不少观点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