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中国成立前基层政权机构

晚清时天津设府、县管辖城区和农村，实行保甲制度。农村基层以地保（地保由乡耆充任） 负责地方公益、传发公文、催征田赋钱粮和应差夫役等事。鸦片战争后，于1841年9月在天津借部署防务，从城区至大沽，沿海河两岸村庄，抽壮丁组织 “团练”。大村数百人，小村百人或数十人，推行大小头目负责。同时开始推行保甲，将所有居民、铺户、店寓、寺观一体编入保甲。各保设保公所，选派绅耆一二人负责。自府城至大沽，沿河两岸村庄共设80个保，其中城内外20个保，沿河两岸4乡316个村庄设60个保。为把团练纳入其内，在每保设一义民局，成了晚清地方当局的施政中心。据1946年的 《津门保甲图说》 中记载：当时天津县80个保，共有84 440户，44万余人，其中农村人口约占一半。庚子之役后，1902年8月，设巡警局，推行警察制度，取代保甲，划分南、北两段。1910年将南、北两段改为东、西、南、北、中5个大区，29个分区，另设4个乡区。这是天津第一次建立区一级行政建制。
1928年天津建市后，南京政府将5个大区改为公安一、二、三、四、五区，另设3个特别区 (即原德、奥、俄租界)和4个乡区。1931年收回比租界增设第四特别区。1930年南京政府颁布《市组织法》实行“区、坊自治”，规定5户为邻，5邻为闾，20闾为坊 （在乡则为村）,10坊为区。县以下分区、乡（镇），下设闾邻。1931年各区公所内设区民大会、区民代表会、区监察委员会等组织，下设坊 （村） 公所。1934年1月，市、县划界，将原乡区所辖的大直沽、土城、东楼、谦德庄、李七庄等划入市区，其余乡区划归天津县领导，实行市县分治。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天津后，于1940年7月，在农村推行保甲，实行“连乡连保法”制度。规定以户为单位，10户为一排； 10排为一甲； 10甲为一保。选派排、甲长和保长、副保长。保、甲长一律加入伪新民会。甲内户连保，由5户签具一 “连保连坐”，互相监视； 乡与保连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于1946年在市区及农村推行保甲制度，以户为单位，10～30户为一甲； 10～30甲为一保； 10～30保为一区。1948年1月，又推行“保甲连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