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引导民间借贷

银行、信用社通过信贷、利率等杠杆，引导、制约民间借贷的规模、结构和利率水平，协助国家银行和当地政府打击高利贷活动，促使民间借贷活动健康发展。在旧中国，农民生活普遍较困难，民间借贷除了部分属于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助借贷外，大部分属于高利贷借贷。放高利贷者大都是地主富农，借高利贷者大多是贫困农民。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打击高利贷活动，在农村逐步试办信用合作组织和建立银行。信用合作组织的放款利率，一般比民间自由借贷略低，比银行利率略高。随着信用合作业务的发展，信用合作组织的信用活动逐步占领农村信贷阵地，有力地打击了高利贷活动。新沂县张圈村在信用社建立之前，全村放高利贷的有36户，有48户借高利贷，利率高达借一还二、或借一还三，信用社建立后的第一年，放高利贷和借高利贷的户分别减少到8户和13户，利率下降一半。兴化县雁周庄信用互助组成立后，不仅基本上消灭了高利贷，并有22户放高利贷的资金1 200元（折新人民币）存入信用互助组。
3年困难时期，农业生产连年下降，农民生活困难，高利贷又死灰复燃。在盐城、建湖、金湖、靖江、武进、江宁、句容等县，高利贷月息一般在15分左右。放高利贷的人，大多是富裕中农、投机商，借债的人都是贫农。1965年，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广泛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配合社教运动，对经济上确有困难的贫困农民，给以贷款支持。1966年末，农村信用社社员贷款余额为5 084万元，比1965年增加334万元。农村放高利贷者有所收敛，自由借贷的利率也明显下降。“文化大革命”时期，银行和信用社的工作也受到严重干扰，部分地方的高利贷又开始抬头。据调查，如东县饮泉公社八大队第五生产队中农社员包林朋，曾长期拉渡船，收入归己，“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挖棺材板出售，积聚高利贷资本3 500多元，设三个放高利贷站，凡向他借债的群众，一定要有生产队的介绍和保证。自1968年—1975年3月，他在5个公社中对166户社员累计放高利贷10 300元，粮食280公斤，牟取暴利1400多元。随着改革开放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信用社的贷款政策进一步放宽。对社员购买中小型农机具、耕畜，政策允许的工、商、运、建、服等行业，只要经济效益好，贷款能收回，都给予支持。对社员建房、修沼气池、购买耐用消费品、结婚等，只要信用社资金力量可能，也可适当支持。由于银行、信用社资金实力的增强，贷款政策的进一步放宽，服务方便，民间借贷的利率有所下降，同时，也有力地打击了高利贷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