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批判“工分挂帅”，推行平均主义

在“左”的错误路线引导下，郊区人民公社推行了“大批判开路”、“自报公议工分”的大寨式评工记分办法。一些地方把突出政治作为评分的先决条件，谁能说会道、开批判会发言积极，就评为一级工分，基本上不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记分依据。更多的地方是以男女性别，以人缘关系，以家族宗派来评“大概分”。当时流行的顺口溜是：男十分，女八分；打钟来上工，队长乱点兵，下地“一窝蜂”，干活磨“洋工”，出工不出力，怎能不受穷？由于大寨式的评工记分严重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断受到一些基层干部的抵制，有的地方试行了定额管理的劳动管理制度。在基本核算单位内部实行“大拨轰”劳动、平均主义分配的同时，在“左”倾思潮影响下，一些地方还搞了“穷过渡”，取消生产队，实行大队核算。到1971年，郊区生产队由1966年的13 564个调为12 397个，减少了1 167个。由于“穷过渡”，越过越穷，有一些实行大队核算的单位，又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到1976年全郊区共有人民公社265个，生产大队4 026个，生产队数量又增加到12 97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