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史前文化的历史地位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看出，东夷史前文化十分发达，与周围地域文化――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良渚文化等相比，与西北黄土高原羌戎系统文化相比，不仅不落后，相反，在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许多都居领先地位。

(一)农业的先进地位

据现有地下发掘的资料看，新石器时代齐鲁、中原、长江流域等地区，都是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但比较起来，齐鲁东夷地区更为先进。与仰韶文化比，大汶口文化石斧少而石铲多，并且石镰、骨镰、牙镰等工具较为普遍，从耕耘到收割有一个配套的工具。再是传说中的东夷族首领，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少昊穷桑氏和耕历山的大舜等，都与农业有关，都反映了农业经济生活。上文已述明，不重复。下边从酿酒业这侧面分析一下东夷农业经济生活。

酿酒业是反映农业发展水平的一个方面，酒是粮食酿造的，没有较为丰裕的余粮在仓，是不会有人想用粮食去酿酒的。所以《释名》讲：“酒，酉也，酿之米?。”《淮南子》说：“清之美，始于耒耜。”这就是说，酒以发达的农业为基础，以富裕的粮食为酿造前提，又以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条件。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酒具，如尊、?、甭、翳和杯等，就反映了酿酒业的发达。大汶口遗址墓葬出土了1000余件陶器，其中杯类171件，包括筒形杯38件，单把杯37件，高柄杯93件。高柄杯容量不大，上有镂孔装饰，精美别致，十分贵重，是饮酒的专用器，可见饮酒已成为一种发达的文化了。这一点，从神话传说中也得到反映，许多传说都有饮酒之事。五帝之一帝喾的“喾”字，与酒就有不解之缘。《风俗通义》：“‘喾’与‘酷’通”。《说文》云：“酷，酒味厚也。”《后汉书?东夷传》载：“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许多学者认为，发明酿酒的专利权当属东夷。发明时间当在大汶口文化早期。

(二)先进的手工业

齐鲁史前先进的手工业，首先表现在制陶业上。大汶口――龙山文化以白陶和蛋壳黑陶为最著称，其独具特色的背壶、陶翳、蛋壳陶、高柄杯、鬼脸式足陶鼎、环足盘等，在河南郑州、洛阳、信阳、汤阴等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遗址里都有所见，但都不如山东的精，显然是由山东输入的。白陶在马家浜文化早期已有所见，但不是用坩子土制成，而是辉石、闪角石或绿泥石的风化物，不能与大汶口――龙山文化白陶相比。大汶口――龙山文化的陶器数量多，质量高，大量轮制，技术十分精巧。说明东夷人当时已全面掌握了选料、配料、加工成型、烧制火候等一系列复杂的工艺流程和科学道理。如黑陶薄如纸、亮如镜、色如漆、坚如瓷，在今天仿制都需颇费一番功夫及要认真研究的。这些实物与文献记载是一致的。《史记?五帝本纪》载：舜“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就是说舜到黄河之滨去制陶器，陶器烧的质量很高，从此河滨的人们再不为陶器质量差、不结实所苦。

其次是纺织手工业相当发达。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中有许多出土的纺轮、骨梭、骨针等纺织器具。仅泰安20座大汶口文化墓葬就出土纺轮31件，其中26件为石质，5件为陶质;出土骨针20支，长者18.2厘米，粗者7毫米，细者一毫米，与今日之钢针一样。印有布纹的陶器，出土很多：曲阜南兴埠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甑箅和甑的底部的布纹，每平方厘米经纬约7×8根;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陶器布纹与南兴埠的差不多;长岛县三条沟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布纹每平方厘米经纬8×11根。到龙山文化时期，纺织业又有进步，据潍坊市鲁家口和姚官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印有布纹陶器看，其布密度高达每平方厘米经纬10×11根，与近代农村土布质量差不多。

再次是金属冶炼。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器具是铜器。传说齐鲁地区，少昊时代就有金属冶炼。《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少?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就是说，少昊氏部落群里有四个部落，重、该、修、熙各有分工。重的部落，以善于制作木质的耒耜等农具为长，后来逐步把耒耜改进为曲柄斜尖并装有锋利耜头的“句芒”，因此被尊为“木正”的官。该部落善于金属冶铸加工，并制造了用于蓐锄的农具――蓐收，于是被尊为“金正”。再是从蚩尤以金作兵的记载中，也可反映出东夷史前金属冶炼的影子。《世本》云：“蚩尤氏作，以金作兵器。”《管子?地数》云：“蚩尤受金，以为剑、铠、矛、戟芮戈。”《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也说：蚩尤，“铜头铁额。”此外，蚩尤作兵是和金属冶炼联在一起的。还有《墨子?耕柱》说：“蜚廉铸鼎于昆吾。”这些传说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东夷早期金属冶铸的影子，是不是事实，似乎已经得到了地下发掘出土实物的证实。

最早发现的铜质器物，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出土的一件带有孔雀绿即铜绿的骨凿。经过化验，骨凿上的铜绿含铜为0.099，显系铜质污染。该墓保存完好，从未受到外界侵扰，铜质物不会是后人弄进去的。可能大汶口文化晚期已发现了铜，开始了初步的冶炼。如果说大汶口文化时期，冶铜仅仅是有了可能，还缺乏实物发现的进一步证明的话，那末，龙山文化时期，铜器的发现就不止一处两处、一件两件了。如：长岛县店子村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一枚圆铜片，经鉴定为黄铜;胶州市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黄铜锥形器两件，栖霞县杨家圈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残铜条一件，铜渣若干。此外，还有一些遗址有小型铜器发现。这些铜器尽管不多，但却无可争辩地证实了以上传说的不虚，也有力地说明了早在四五千年以前，东夷人就发明了冶炼铜的技术并开始用铜冶铸器具了。这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一次大飞跃。它不仅在全国，就是在全世界恐怕也是居领先地位的。欧洲最早发现的铜器是罗马帝国时代的铜币，这比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晚了二三千年。国内出土铜器的原始遗址不少，如甘肃林乡马家窑文化遗址，永登蒋家坪马厂文化遗址，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及和政家齐家文化遗址，河北唐山大城山龙山文化遗址，河南临汝煤山龙山文化遗址，登封告城遗址等，都有铜器发现，但都比山东胶州市三里河遗址晚。

另外，《西清古鉴》中收录了一件铜翳，因系传世品，无出土地点时间，因此较难确定。这件铜翳的发现在典型龙山文化发现之前，世人不识，也无从仿造，不可能是伪品。等龙山文化发现之后，人们把在龙山文化系统中最富特色的典型器物――陶翳与此铜翳相比，认为二者形态酷似，因此可以断定，铜翳系龙山文化的产物，是仿陶翳制造的。这是龙山文化时期生产铜器的一个旁证。我国冶铸铜器技术可能是多源的，但中原地区则明显受山东史前文化的影响，二里头和商代冶铜技术，是由东方传入则是无疑的。再是冶铁，在史前不大可能，在山东原始遗址中，也无实物证明。但古文铁字写作“

”，从金从夷，可能铁的发明和使用和东夷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那是以后的事。

象牙雕刻和镶嵌技术最早发现于长江流域河姆渡文化遗址，距今已有7000余年。其后见于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仅见一例，且时间晚于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较早，但其牙雕器极为粗糙。从数量和质量看，大汶口牙雕技术是最先进的。大汶口墓葬第一次发掘就出土象牙器21件，器形有梳、筒、琮、珠、管、片等。其中59号墓出土的透雕花瓣象牙筒，10号墓出土的几何纹象牙梳，制作极其精巧细密。其他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也有不少牙器出土。

镶嵌技术在中国史前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距今大约有5000年的历史。而发现最早的就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大汶口4号墓中出土的骨雕筒。此筒三角形，高7.7厘米。在筒的环带之间，各镶嵌松绿石圆饼5枚，工艺已相当精致。这一工艺对中原地区有很大影响。河南安阳殷代妇好墓出土的镶嵌松绿石象牙雕筒，与大汶口4号墓骨雕筒镶嵌技术风格，极为相近，它不是东夷贡品，便是东夷传统镶嵌技术传入的结果。

此外，建筑技术，东夷文化也是重要的源头之一，对后世影响很大。1975年在山东日照东海峪龙山文化早期遗址中，发现了地面经过夯筑并有散水的高台建筑，是全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夯筑资料。河南永城王油坊、汤阴白营等龙山文化遗址也发现过夯实的房基，但其年代晚于日照东海峪遗址，是建筑技术的流而不是源，它很可能是从毗邻的山东龙山文化学来的。东海峪这个带散水的高台建筑技术，对我国后来的建筑技术有很大影响，可以说是它形成了中国独具民族风格的建筑形式，在古代城防和土房建筑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众多的发明创造

东夷史前文化的先进地位，与其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相对应的是众多的发明创造，尽管许多东西还未得到地下发掘实物的证明，但众多的古文献记载也不是凭空想象的。除了前边提到的酿酒、纺织、金属冶炼等以外，如弓、矢、车、船、兵器、乘马、网罟、井等工具，以及兵器和文字，许多文献记载都说是东夷人发明的。

1.工具和兵器的发明创造

《荀子?解蔽》：“?作弓，浮游作矢，羿精于射。”?、浮游和羿，都是东夷的名人。《墨子?非儒》：“羿作弓。”《吕览?勿躬》：“夷羿作弓。”《世本》：“挥作弓，夷牟作矢”。挥和夷牟也是东夷之人。《山海经?海内经》：“少昊生般，始为弓矢”。弓、矢的发明者，记载不一，但都是东夷人。“夷”本身“从大从弓”，弓矢与东夷人是无法分开的，其发明权非东夷莫属。

《荀子?解蔽》又说：“奚仲作车。”《山海经?海内经》则云：“奚仲生吉光，是始以木为车。”《世本》：“奚仲始作车，腊作驾，相土作乘马。”奚仲为东夷人。车为东夷人创始。

《墨子?非儒》云：“巧?作舟。”《山海经?海内经》：“番禺是始为舟。”巧?即?，《荀子》说他是弓的发明者;番禺，即?夷，是莱夷的一个分支，为东夷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船的创始人。

《易?系辞》云：“包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包牺氏就是太昊伏羲氏，传说中东夷人的祖先，是个大发明家。他不仅发明创造了先进的记事符号《八卦》，“结绳而为网罟”，教民种田渔猎，而且在熟食上多有创建。《太平御览》卷七八引《皇王世纪》云：“取牺牲以共庖厨，以食天下，故号曰庖牺氏。”

“蚩尤作兵”，也就是说蚩尤是兵器的发明者，这是在许多史籍中都这样记载的。如《大戴礼记?用兵》、《山海经?大荒北经》、《吕览?荡兵》、《史记》、《世本》、《管子》等都有蚩尤作兵的话。有的还说“蚩尤作五兵”。如《管子?地数》就说：“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这五兵是什么呢? 史载说法不一：《管子》认为是“剑、铠、矛、戟、芮戈。”《世本》则说：“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龙鱼河图》则说：“蚩尤“造立兵仗刀戟大弩。”总之，蚩尤是兵器的大发明家。

2. 文字的发明创造

文字的发明创造权也当属于东夷。传说仓颉造字，仓颉是黄帝的左史，东夷人。这有许多文献记载和史迹可查。如《世本?作篇》：“黄帝使苍颉作书。”《淮南子?本经训》：“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说文〉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汉学堂丛书》辑《春秋纬元命苞》云：“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帝王世纪》：“仓颉取象鸟迹，始作文字之篆。”杨升《外集河图玉板》神话色彩更浓，说：“仓颉为帝南巡，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造二十八字。”《史书会要》卷八则说，黄帝统一“亚西亚”后，命左、右史将各个大小国家的符记进行收集整理，独左史仓颉创造为佳，形成音形合一的篆书。仓颉墓在今山东省寿光县城西以北。秦始皇焚书坑儒，仓颉墓内保存了不少图籍，故有人说它是藏书室。据《金陵新志》说：“周初于仓颉墓下得石刻，藏之书府，周代无人识，李斯识其八字，即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汉博士叔孙通识其十三字;孔子至齐皆无人识。”墓地今存，并与其他王侯故址都修葺一新。山东沂南县北寨村汉墓中发现汉画像石有仓颉造字的故事。左一人四目，披发长须，衣着兽皮，坐在树下兽皮上，树上花朵盛开。座下有榜，题“仓颉”二字。仓颉手持木柄，木柄的末端带有软物的东西，可能表示笔。左手伸出，五指分开，似正与对面的人交谈。

仓颉不管是否实有其人，文字的发明权属东夷无疑。因为除了传说和文献记载，地下发掘的遗物已证实了这一点。在史前时期，有几处原始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出现近似文字的符号，如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青海乐都柳湾、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等。但经过反复研究鉴定，能确定为文字的就是山东大汶口文化陵阳河等遗址出土的陶尊文字(见前文第三节)。这十几个大汶口文化陶文，已都能识读，尽管读法不同，义有分歧，但唐兰先生十分肯定地指出：“陶器文字，既不是符号，更不是图画，而是很进步的文字，是商周时代文字的远祖。”

①

又说：“甲骨文已是形声字，属于近古期，很多古代的象形文字已经变得像符号，并且有了很多错别字。现在见到的大汶口陶器文字，是属于远古期的意符文字。”

②

文字是在社会的长期实践中逐步产生和形成的，是群众创造的结果，不是某个天才、某个圣人创造的。但是，某个人如仓颉，将当时各地群众创造的各种符号加以整理形成较定型的文字是可能的。文字最早在东夷地区出现，是与东夷史前先进的文化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