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教育制度

西晋、东晋(包括十六国)教育机构体系及其有关教育的法规。两晋学校主要分为官学和私学，官学又可分为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晋代对学校较三国时更为重视。晋沿袭魏制。西晋曾扩充太学，增加学额，增设国子学。《文献通考》：“晋武帝初，太学生三千人，泰始八年(272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人，才任四品，听留。诏曰：已试经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育令入学，其余遣还郡国。”设博士19人，限六品以下官员子弟入学，由太常统理。太学生按其程度和性质，有弟子、门人、寄学、陪住;还有散生，系西凉四郡和西域学生。西晋最具代表性而始见于学制史上的是“国子学”，即专为贵胄子弟设立的高等学府，后世的国子监实源于此。咸宁四年(278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1人，助教15人，以教生徒。选师甚严，其资格，“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晋书?职官志》)限五品官以上贵族子弟许入国子学。此后两学始终有高低之分。“天子去太学入国子以行礼也，太子去国学入太学以齿让也，太学之与国子学，斯时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南齐书?礼志》)晋制，太学是一般贵族与平民子弟学校，国子学是贵胄子弟学校。国子学的出现，使自汉以来单轨制的太学，至此成为太学与国子学并行的双轨制。后经八王之乱，赵王伦僭即帝位，太学16岁以上皆署吏，学业已渐衰替。至国子监中骑陷京洛，太学与国子学同时被焚毁，化为灰烬。东晋偏安江左，学校荒废，似有实无，教育出现停顿状态。但此时仍然是太学、国子学并存，兼有私学。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在建康设太学，后二年置博士员5人，次年，皇太子拜奠太学。国子学则名存实亡。至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才重建，设国子助教10人，国子生员约百人，以中堂权充国学校舍。太学与国子学虽并置，教育远逊西晋。两晋地方官学更无定制，多由地方长官自行创办。如张轨镇凉州“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晋书?张轨制》)但两晋地方官学终无建树。十六国中以后赵官学教育具有较为完备的教育制度。公元313年，石勒称王，即立太学一所，设宣元、宣教、崇儒、崇训等19所小学。太学与小学各置五经博士，选将佐子弟300人入太学读书。还提倡地方官学，下令各郡立学官，各郡置博士、祭酒各1人，学生150人。后赵推行分科教学法。在中央设经学、律学、史学等不同专科，分派官员为各科祭酒，祭酒为主教人员。另立兵勋，教国子学习击戟战射。此外重视考试，皇帝亲临太学、小学考诸生经义，按成绩高低给予不同赏赐。后秦官学设置也很有特点，设太学，亦设国子学，还设有研究院性质的逍遥院，属研究佛经的专门机构。“兴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晋书?姚兴传》)此为律学之始。十六国教育内容，基本上以儒学为主，兼有佛学、书学、律学等，而无玄学。两晋官学则经学、玄学、佛学皆有，以儒家经学为主导。这也是私学的主要特点。两晋私学从未因动乱而中断，管理也较官学严格周密。按文化程度可分为蒙学与深造两级私学。私学家多为造诣很深的学者，聚徒讲学，生徒常达几百甚至数千。西晋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食衣。”(《晋书?范平传》)颇似后世的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