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中原文学

两汉时期，中原文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东汉建都洛阳之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至中原。这对中原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出现了象张衡这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作家。东汉末年，社会长期动乱不安，百姓饱经忧患，流离颠沛。蔡琰、阮?、应?等人生值乱世，亲身经历了由战乱而带来的各种灾难，写出了不少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动人乐章。

西汉时期，中原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贾山和晁错。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西汉初期杰出的政论家和文学家，少有才名，20多岁时就被召为博士。他博通诸子百家，善对诏议，很得文帝赏识，一年内超迁太中大夫，并拟提拔为公卿。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之等权臣说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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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于是任贾谊为长沙王太傅，后又拜梁怀王太傅。梁怀王不慎坠马死，贾谊自伤失职，抑郁不乐，年33岁卒。有《贾长沙集》和《新书》传世。贾谊是汉初著名的辞赋家，他上承楚辞，下开汉赋先声，在辞赋发展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辞赋代表作是《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前者是贾谊外放为长沙王太傅，途经湘水时凭吊屈原，感古伤今而作。辞赋对屈原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悼惜，对造成屈原悲剧的社会表示了强烈的愤慨，表达了自己不与世沉浮的坚定信念，是一篇借人况己之作。《鹏鸟赋》是贾谊谪居长沙时所作，它采用楚辞惯用的“香草美人”的表现手法，由鹏鸟入室而感发，表现了作者身在逆境而“纵躯委命”的思想情绪。贾谊的政论文笔锋犀利，言词激切，挥洒自如，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明显的倾向性。其代表作《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等，总结了前代历史兴亡的经验教训，为巩固和发展汉朝统治出谋划策，提出了“施仁义取民心”(《过秦论》)、“众建诸侯而少力”(《治安策》)和重本抑末等政治经济主张，对西汉政治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贾山(生卒年不详)，颖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文帝时人，政论家。贾山受学于祖父贾?，“所言涉猎书记，不能为醇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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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为颖阴侯灌婴给事。著论八篇，今仅存《至言》一篇。其文“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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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开言路、用贤臣、行教化、重礼义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虽然“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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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终不加罚。与贾山同乡的晁错(前200―前154)，是西汉文、景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初师从张恢研究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文帝时，初为太常掌故，后为太子家令，深得太子信任。景帝时为御史大夫，因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国的封地以加强中央集权而受到吴楚等七国诸侯的指责，吴楚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发动武装叛乱，宿敌袁盎等乘机谗害，请杀晁错以谢七国。景帝舍车保帅，忍痛割爱，其后后悔莫及。所著以《守边劝农疏》和《论贵粟疏》最为著名。文章主张贵粟劝农、入粟于边，以富国强兵，以防不虞。贾谊、晁错之文言切时政，气象恢宏，立意深邃，挥洒遒劲，是当之无愧的“西汉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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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东汉，中原文学进入迅速发展时期。以张衡为代表的中原文学家以其丰富的创作实迹显示了中原文学深厚的发展潜力，为中原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张衡(78―139)，字平子，河南南阳西鄂(今河南南召县)人，东汉时期著名文学家和天文学家。张衡少年时就很会写文章，精通五经六艺，安帝时公车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顺帝时为侍中，“帝引在帏幄，讽议左右，”(见《后汉书?张衡传》)因而为宦竖所谗。永和初年出为河间相，多有政迹。后三年，上书请致仕，征拜尚书，年62岁卒。有《张河间集》。张衡处于两汉文学的发展转变时期，其文学创作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二京赋》继承了两汉辞赋的传统，辅张扬厉，劝百讽一，成就不及述情赋与咏物赋。“宣寄情志”的《思玄赋》效屈原上下求索，思与玄远处寻求精神解脱，但“势既不能，义又不可，”他不得不回到现实去寻找那与世无争的境界，隐然有归隐之意。《归田赋》是汉赋由辅张扬厉的大赋向抒情小赋转变过程中的代表作品，表达了作者厌弃仕宦生涯、向往美丽和谐的大自然的情怀。《髑髅赋》、《鸿赋》等咏物小赋藉物述怀，对汉末咏物赋有一定影响。张衡对五、七言诗的形成和发展所做的贡献，大大提高了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思玄诗》全篇七言，句式整齐，节奏明快，打破了秦汉七言诗一韵到底、全用平声的模式。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七言诗的滥觞。由于《思玄诗》原是《思玄赋》的“系辞”，许多七言诗论者都有意无意地将它忽略了，而视曹丕的《燕歌行》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这是有失允当的。张衡另有一首《四愁诗》也是七言，在诗的对仗上较《思玄诗》有所进步。他的《同声歌》是一首长达24句的五言诗，它以妇事夫喻臣事君，述情缠绵迭进，一唱三叹，一韵通押，绵密和谐。张衡的文学创作成就，决定了他在两汉文学史上的地位，刘勰将张衡与东汉的崔笥、班固、蔡邕并论，说“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因书立功，皆后人范式也。”明张溥也说：“东汉之有班、张，犹西汉两司马也。”张衡在两汉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于此可见。

在张衡逝世前7年，中原大地迎来了另一位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邕。蔡邕(132―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汉灵帝时为议郎，因上书论朝政阙失被流放朔方，获赦后害怕再遭陷害，亡命江湖10余年。董卓专权时，闻蔡邕高名，逼其出仕。蔡邕惧董卓淫威，不得已而应命，官尚书、左中郎将，故称蔡中郎。及董卓被诛，蔡邕为司徒王允所杀。蔡邕通经史、音律、天文，擅书法、绘画，亦善为文。其文以碑志最为有名，但多谀墓之嫌，所可称道者唯《郭有道碑文》。其文骈散间行，工整典雅，倾注了作者对人生的感受和对有道高隐的敬慕。蔡邕亦擅辞赋，《述行赋》是其代表作。这篇写于桓帝延熹二年(159年)的纪行赋，述作者归乡途中的所见所感，借古讽今，很动感情，今人读之亦感凄楚。所以，鲁迅说蔡邕“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蔡邕之女蔡琰，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女诗人。蔡琰，字文姬，博学多识，富于才辩，妙善音律。她的一生很不幸，初嫁河东卫仲道，夫亡归宁母家。汉末大乱，为南匈奴左贤王所虏，纳为其妻，居匈奴12年，生二子。曹操闻之，遣使赎归中原，令修《续汉书》。再嫁陈留董祀。范晔《后汉书》不以蔡琰三嫁而将其摒于《列女传》之外。对此，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颇为愤然，他说：“观东汉一代，贤明妇人，如秦嘉妻徐氏，动合礼义，言成规矩，毁形不嫁，哀恸伤生，此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载诞胡子，受辱虏廷，文词有余，节慨不足，此则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后汉》，传标《列女》，徐淑不齿，而蔡琰见书，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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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琰的作品，传世者有《悲愤诗》二首，一为五言，一为骚体。另有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相传亦是蔡琰所作，然论者多有异议。五言《悲愤诗》见载于蔡琰本传。诗篇从“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写起，描绘了令人惨不忍睹的汉末战乱景象：“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载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可得，欲生无一可。”诗人以亲身经历写汉末战乱给人民、给自己带来的深重灾难，抒发了自己的沉痛悲愤之情。诗篇沉郁悲凉，读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堪称汉末诗家之绝唱。

与蔡琰同时的中原作家较著名的还有阮?、应?、繁钦等。阮?(约165―212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少就学于蔡邕，后因战乱而隐居。曹操闻其名，征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后为仓曹掾属。与孔融、王粲、刘桢、徐干、陈琳、应?并称“建安七子。”阮?善书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和《为魏武与刘备书》较有名。诗仅存11首，其中《驾出北郭门行》写汉末战乱，颇多悲苦语。《七哀》诗二首颇受诗家推崇，有“悲风凉日，明月三星，读其诸诗，每使人愁”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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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217)，字德琏，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人。其叔父应劭是东汉大学问家，有《风俗通》30卷。其弟应璩字休琏，官至侍中，今存诗数篇，唯《百一诗》较有名。璩子应贞亦以文章见称。应?初为曹操丞相掾属，后为五官中郎将文学。曹丕很是赏识他，说他才学足以著书。繁钦(?―218)，字休伯，颖川(今河南禹县)人。为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卒。原有集10卷，今已失传。其所作唯《定情诗》最为著名。《定情诗》为五言长篇，模拟女子的口吻，写女子与相悦之人的相聚之欢，遭弃之悲，先扬后抑，令人对那冒然许身的女子不由得生出些许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