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都赋

东汉赋。班固作。其序中交待了本文的写作背景和创作意图：“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裁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东汉定都洛阳，长安士大夫多有反对者，有人甚至主张返都长安，班固不赞同这种意见，因此作这篇赋极言西都之奢华，盛称东都法度之美。序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它最早从赋与诗的关系上论述了赋的来源，提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论断，认为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把赋与《诗经》中的“雅”、“颂”相提并论，强调它同“诗”一样具有美刺的功用，是大汉文章的代表。这篇赋包括《西都赋》和《东都赋》，假托东都主人与西都宾的对话展开描写和叙述，内容上相互承接，结构上前后呼应，表现一个完整统一的主题，实际上是合为一篇赋。《西都赋》借西都宾之口极写西都长安的壮丽奢华，首先铺叙长安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山川的险固：“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地之朐区焉。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长安城的建筑宏伟巨丽，统治者“图皇基于亿载”，“度宏规而大起”，前后又经历了十二代皇帝的“增饰”，“故穷泰而极侈”。城内“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极其繁华、富庶。都人士女豪举游侠在其中“娱乐无疆”。郊野封畿广阔而富足，西郊是皇家园林所在地：“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在对长安作了概括性的描写之后，作者接着重点描绘宫室楼台的宏伟、华丽：“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未央宫“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殿宇不可胜数;后宫以昭阳特盛，极其奢华：“屋不呈材，墙不露形。……随侯明月，错落其间……。”朝堂是左右百官治事之所，天禄阁和石渠阁是“典籍之府”，承明庐和金马门则是“著作之庭”。宫殿楼阁巍峨崇丽：“轶云雨于太半，虹霓回带于棼楣”。太液池中“灵草冬荣，神木丛生，岩峻??，金石峥嵘”。神明台和柏梁台上的金铜仙人“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茎，轶埃?之混浊，鲜颢气之清英”。《西都赋》的最后一部分写天子娱游的壮观，田猎的盛大。田猎之盛：“罘网连?，笼山络野;列卒周匝，星罗云布”，“六师发逐，百兽骇殚”。田猎结束后“收禽会众，论功赐胙”。“飨赐毕”，天子起驾游观，后宫随从，“遂乃风举云摇，浮游博览。前乘秦岭，后越九?，东薄河毕，西涉岐雍。 宫馆所历，百有余区。行所朝夕，储不改供”。总之，《西都赋》借西都客之口，从各个方面对长安旧制极尽铺叙渲染，为《东都赋》作铺垫。《东都赋》假托东都主人之言，批评西都宾“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接着概述汉高祖刘邦“奋布衣以登皇位”，开创汉帝国的功勋，引起下文，东都主人将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以变西都宾之“惑志”。“建武之治”叙说的是光武帝中兴之功。光武帝“绍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荡涤”，于危难之际灭王莽，“系唐统，接汉绪”，恢复汉家天下，“勋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其重建人伦道德，开国利民，讨罚王莽，“迁都改邑”，“克己复礼”，“宪章稽古”等作为无不应天顺人，功绩可与伏羲、黄帝、汤武、盘庚、周成王、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媲美。叙“永平之事”，盛赞其礼仪隆盛、法度完备。商狩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祭祀天地和祖先以及诸侯朝见天子之礼等也都遵循礼制，庄严盛大。天下太平，万方欢娱，圣上“惧其侈心之将萌，而怠于东作也”，于是颁发诏令，号召节俭，鼓励务农，“遂令海内弃末而反本，背伪而归真”。百姓“嗜欲之源灭，廉耻之心生”。于是“四海之内，学校如林”。礼兴东隆，国家大治。《东都赋》尽情歌颂东汉的开国之君光武帝和守成之君汉明帝的功业、政绩和仁德，以洛邑的制度之美折服那些心怀怨思的西京耆老，使得“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的西都宾“矍然失容”。作者至此意犹未尽，又假托东都主人作《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和《白雉诗》以授西都宾，后者称赞它们“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表示要终身诵之，把东汉的德政牢记在心。《西都赋》受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扬雄的《长扬赋》、《甘泉赋》等西汉大赋的影响，但又有新的发展，是赋史上的一篇重要作品。在题材上，它不限于西汉大赋主要描写宫室林苑、车马田猎、美女音乐的范围，而以京都为描写对象，以历史的和现实的真实生活为基本构架，扩大了赋的表现内容，深化了赋的主题，为赋增加了典重的色彩。它对秦之暴政、王莽改制造成的社会动乱的揭露，对汉代经济繁荣的反映，如农业生产的高度发展、工商业的发达、都市的繁华、财富的丰饶等，这些方面的描写都有事实根据，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篇赋着眼于歌功颂德，极写西都之奢华是为了反衬东汉之德政，与西汉大赋如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作品兼寓讽谕之意不同，标志着汉赋发展的新的变化。在艺术手法上，这篇赋结构谨严，详略得当，《东都赋》和《西都赋》各有独立的内容和结构，却又前后呼应，形成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语言浑朴典雅，笔力遒劲，描写细腻，虽然在词藻的华美、气势的宏大方面逊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但其体制自足为一代之冠，它在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上的独创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