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礼俗的历史演变

葬礼是人生吹奏的挽歌。它标志着人生旅途的终结。一些古籍记载，原始社会早期，丧葬形式极其简单。亲人死后，放在野外沟壑中盖上柴草就行了。从甘肃的考古材料来看，到了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较固定的葬式与葬制。葬式上，有男女单葬、男女合葬、同性同龄级合葬，还有一次或两次合葬的。躯体有仰身、俯身、直肢、屈肢等；头向早期向东，中期以后分东西两类；葬具有陶瓮、木棺两种；葬址多在村落东部，为公墓区。甘肃原始部落结构中都有特定的公墓区，他们生时同族而居，死后同族而葬。公墓的朝向都与先民的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生殖崇拜意识有关。

我国丧葬礼制形成于周代，在陇东高原及渭河流域的周代丧葬中已有瓦鬲墓。墓穴中除作为殉葬的陶器与铜器外，已有殉狗、殉人的风俗，特别是有了铜器或陶器组合的“辨等级，明尊卑”的列鼎制度。墓穴内有腰坑；墓地有封土坟丘及树标。春秋战国时，儒家强调丧礼的道德精神及伦理秩序，有了服丧三年制。其中已有沐浴、饭含、招魂、行大小殓、穿丧服、祭奠等仪式。秦汉之际，丧葬中大讲排场已成时尚。其他宗教仪式对中国葬礼产生了极大影响，葬礼上有超度亡魂的隆重仪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墓之术盛行，形成了民间看阴宅风水的一大传统。唐代丧礼制更加完备，等级制度森严，有了超度亡灵的水陆法会及道场。

有关唐宋之际甘肃的丧葬习俗仅见者为敦煌葬俗。谭婵雪和霍巍先生分别撰文进行详尽地介绍。现分别摘录于下

①

：

谭文《三教融合的敦煌丧俗》云：

敦煌葬式有土葬和火葬两种：敦煌土葬采用长斜坡墓道的洞室墓，值得注意的是，墓的深浅尺数隐含着古代敦煌人的吉凶观念：“入地一尺为建，二尺为除，三尺为满……一丈二尺为闭，周而复始。满平定成收开吉，余并凶。”（Ｐ郾４９３０卷）

火葬盛行于僧人之中，骨灰装于陶罐和棺材形制的小木匣，有的直接埋在土中，有的用砖修拱形墓道，集体安放，这是一般僧人所用。对僧官和高僧则设塔供养，莫高窟附近及对面山坡上，至今仍耸立着一座座墓塔。

亡人的具体穿戴主要有：白绫袜壹量、浴衣壹、长绢裤壹、赤黄绵壮。“壮”字为方言，即絮棉花，酒泉、敦煌一带民间至今仍沿用之。哑壹腰、京褐夹长袖壹、独纽紫绫壮袄子壹领、紫绫裙衫壹对、紫绫七条、袈裟壹条、紫罗庐山冒（帽）壹顶、覆面绵壹长（张）、覆面青沙（纱）壹段。（Ｐ郾３４１０卷）

敦煌的出殡日期却以七日为极限，可少于而绝不能超越。出殡仪式据《张敖书仪》（Ｐ郾２６２２卷》记载“拮车入门东，盟（明）器陈于南墙，魂车于门外左右。北庭祭讫，柩出升车，少顷以薄帛□（悬？）魂车里。则掌事升柩上车，以刍灵克助之勿摇动。则以帛两匹，属拮车两边，以挽郎引之，持翌（?）振铎，唱《薤露》之歌”。敦煌殡仪中的刍灵还可填充于拮车之内，使行进途中棺椁不摇晃。两匹帛是用作车索，出殡时挽郎牵引前进。挽郎亦称挽僮，可临时聘请，亦有职业挽郎。出殡途中凡经过桥梁或摆渡过河时均需祭奠。

抵达墓地后，要举行一次相当隆重的斋会，“柩车到墓，亦设墓屋，铺毡席上，安柩北首。孝子居柩东北首而哭，临［圹］设祭……三献讫，孝子再拜芩踊，抚棺号殒，内外俱哭。则令僧道四部众十念讫，升柩入圹”（Ｐ郾２６２２卷）。按儒家之仪有临圹设祭之举，而斋会则为佛事活动。此斋会的前半段保留了儒教之仪，孝子哭拜、祭奠。此斋会的后半截则为释教之仪，以念诵斋文为主。临圹斋会结束时要令僧道四部众进行十念。四部众指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即僧尼及男女信徒。何谓十念？即十遍称诵佛号。斋会结束后即“升棺入圹，安置讫，即闭仪门，圹掩讫，于坛上设馔祭后土”。

埋葬完毕，接着就是虞祭，家中设真堂、敷灵帐，日夜祭奠。

敦煌的亡忌盛行十斋之俗，十斋就是七七斋、百日斋、一年斋、三年斋。“七七斋”之说来自释典，“人亡每至七日，必营斋追荐，谓之累七，又云斋七”。为什么以七日为限。《瑜伽师地论》（卷一）说“人死中有身，若未得生缘，极七日住，若有生缘则不定。若极七日，必死而复生，如是展转生死，乃至七七日住，自此已后，决定得生。”人死后在冥间化起一相，这就是中有身，似身传识，七日是一个阶段，根据其人生前善恶及作七斋的功德，然后决定其中有身的投生。七七斋能减免生前之恶过，使亡灵得升天堂，“七七修斋造像，以报父母恩，令得生天”（《十王经》）。至于与周年、三年而构成的十斋，则以初唐的《十王经》为完备的范本，十斋与十王是一致的：

一七秦广王，二七宋帝王，

三七初江王，四七五官王，

五七阎罗王，六七变成王，

七七太山王，百日平等（正）王，

一年都市王，三年五道转轮王。

十斋具足，免十恶罪，放其生天。（Ｓ郾２４８９卷、北８２５７卷）。

七七斋本是丧俗，但在敦煌活人也可预修生七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预修生七斋者，每月二时，供养三宝。”死后“便得配生快乐之处，不住中阴四十九日”。预修生七斋的好处是自种自得，“七分功德，尽皆得之”。如死后亲眷作斋，“亡人惟得一分，六分生人将去”。预修生七斋的具体作法：每月十五日、三十日“供养三宝、祈设十王，唱名纳状”，隆重者“延僧建福”，简单者“下食两盘，纸钱喂饲”（《十王经》）。

霍文《宋元时期的敦煌葬俗》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一段史料分析了宋元敦煌的葬俗

①

。

《游记》记载：“他们要求遗体停柩一周或一周以上，有时甚至必须半年之后，才能安葬入土。”宋元时期沙州居民的殡丧期则是“死者亲属为了趋吉避凶，除非星占学家择定的日期，否则决不敢随意殡葬死者”。《游记》记载：“为了防止尸体腐烂，他们用厚度１０厘米的木板，为死者制作一副棺材，它像一个长方形的大木箱，制作得十分坚固，外面涂上一层油漆，接缝处填上沥青和石灰的混合物，然后把整个尸体用绸布包扎起来，放进棺材里面，撒上大量的香树胶、樟脑和其他药物。”这反映出尸体装殓，十分注意防腐措施，包尸至迟在汉代，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是有助于保护尸体的。如《汉书?杨王孙传》载：“囊以布帛，隔以棺椁，肢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宋以来，殓尸这一程序中含有更多的这方面的内容。马可波罗所说的沥青，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松香，宋代称为松脂或沥青。这种作法，在于增强葬具的密封性，防止空气、昆虫及微生物等钻入棺内，同时起到防潮御湿的作用。在棺内放置香料和药物以防腐。《游记》记载，尸体殓入棺内之后，要“撒上大量的香树胶、樟脑和其他药物”。

《游记》记载：“葬礼一般在城外举行，实行火葬，灵柩送出城外时，在必经之路，每隔一段距离，必须建造一种独木的棚屋，装饰彩绸，作为临时停柩的地方，每逢灵柩停下时，不管时间长短，都必须摆上酒食，停一站摆一站直到棺材到达目的地为止。他们以为这样做，能够让死者的灵魂得到休息，恢复疲劳。有力气跟着前进。同时，他们在殡葬过程中，还有一种风俗，用某种树皮制作的纸，为死者绘制大批的男女、马匹、骆驼、钱币和衣服的图形，和尸体一起火化。他们以为死者在阴间将会享受纸片上所画的人物和器皿。在举行殡葬仪式的时候，所有乐器全部击响起来，霎时吵闹喧嚣，震耳欲聋。”这段文字提供了宋元时期出殡仪式中几个关键性的细节。

其一，在灵柩所过之处，每隔一段距离就要搭一种“独木的棚屋”，装饰彩绸，供祭酒食。这种习俗不见唐以前的记载，唐代中晚期方始流行。“送葬者或当街设祭，张施帷幕，有假花、假果、粉人、面

之属，然大不过方丈，室高不逾数尺，议者犹加非之。丧乱以来，此风大扇，祭盘帐?高至八九十尺，用床三四百张，雕镌饰画，穷极技巧；馔具牲牢，复居其外。”祭幄当中有的还设有“尉迟郑公突厥斗将之戏”、“项羽与汉高祖会鸿门之象”等，甚至以河船中高大的船桅充作祭幄的幕柱。有的节度使死后，临街设祭幄达“每半里一祭，至漳河二十余里延相次，大者费千余贯，小者犹三四百贯”。（《封氏闻见记》卷６《道祭》）

其二，当时还焚烧各种男女人形、马匹骆驼、钱币衣服等纸明器，时代特征相当显著。按唐人封演的意见，焚纸明器之俗可能最早始于魏晋，至唐人始大盛（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６）。宋元时期，才是纸明器真正大兴的时期。司马光在议论当时的丧葬礼俗时，曾说：“……衣衾曰亦，车马曰谝，货财曰赙，皆所以矜恤丧家，助其殓葬也。今人皆送纸钱赠作，诸物焚为灰烬，何益丧家？不若复赙敦之礼。”（《司马氏书仪》卷５《赙敦》）

其三，《游记》还记载当时沙州居民举行殡葬仪式的时候，要击响所有的乐器，以至于“吵闹喧嚣，震耳欲聋”。在葬地将一些纸明器焚化完毕之后，又是“鼓乐齐奏，喧哗嘈杂经久不息”。唐代还只流行在民间，而且很可能仅仅局限在像敦煌这样的边远地带。

元、明、清三代，丧葬习俗无甚大变化。但在某些细节处却出现了新的特征。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这些新的特征都印证了丧葬习俗的传承性和变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