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的早期道教

道教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宗教，是逐渐形成的。西汉初年，在久经丧乱、天下初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清净无为、休养生息的政策，黄老思想盛行于世。当时的功臣贵族，如萧何、曹参、陈平、张良等，都崇奉黄老思想。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提出“黄老”一词，足资说明在当时已经明确形成黄老学派的系统。但这时的黄老学派只是一个学术派别，还说不上是宗教信仰。另外，神仙思想在汉初也广为流行。这一风习到汉武帝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宫廷中召集了各种各样的方术之士，祭祀祈祷的热潮席卷全国。神仙思想与黄老学派相结合，加速了把老子神仙化的过程。这就是汉初的黄老学派逐渐演变为黄老道的思想基础和历史前提。

武帝以后，西汉政权由鼎盛转向停滞与衰微，成帝时则已渐趋腐朽，民不聊生。人民处在苦难之中，便易产生宗教意识。同时，这也会在统治者中曲折地反映出来。《汉书?郊祀志》说：“成帝(前32―前7)末年，颇好鬼神。亦以无继嗣故，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祠祭上林苑中长安城旁，费用甚多。”这时所祭祀的神仙也应当包括黄老在内。与此同时，齐地(今山东)方士甘忠可，自称是奉了天帝的使者――真人赤精子之命，向朝廷献《包元太平经》12卷。这个赤精子有人说就是赤松子，有人说是宁封子，总之，都是后来道教所尊奉的神仙。甘忠可预言说：汉家数运已尽，只有再来一次“受命于天”，才能挽回灭亡的命运。这种危言耸听恼怒了朝廷，将他逮捕下狱，后来病死在狱中。他的弟子夏贺良在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又将《包元太平经》献给朝廷。这次终于被朝廷接受，并立即将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将”元年，改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大赦天下。此举虽历时不久即被废除，夏贺良等人也被杀，但却可说明当时的神仙思潮竟可动摇朝廷，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

《包元太平经》托言来于赤精子，显系虚构，实际上出于汉成帝以前民间方士之手，或者就是甘忠可自己根据民间流行的神仙传说和黄老思想编撰而成，是融合神仙思想和黄老学说的产物。这就是初期道教中流传最广的经典。甘忠可和夏贺良死后，它在他们的信徒中传习信奉不绝。甘忠可的弟子郭昌是东郡人，即今河南濮阳一带的人，他将《包元太平经》传到了濮阳，在豫北民间广为传播。

东汉时期，一部分文人和方士，纷纷编纂道经，四处活动。光武帝的儿子楚王英，“更喜黄老学”。他交通方士，召集五平、颜忠等人，“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藉斋三月，与神为誓”，得到汉明帝的嘉许。后来被人告发有逆谋，受牵连的人“以千数。”(《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可见在当时的上层贵族中信奉黄老的人已极为普遍，绝不只是楚王英个别的现象。在史文中虽然仍称楚王英所信奉的为“黄老学”，但实际上他已将老子当作天神来祭祀了。延熹二年(159年)，“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后汉书?王涣传》)。延熹八年(165年)正月，遣中常侍左?去苦县(今河南鹿邑)祀老子。同年11月，派中常侍管霸去苦县祀老子。次年7月，祀黄帝、老子于洛阳濯龙宫”，(《后汉书?孝桓帝纪》)从此，黄老道进入东汉王朝的祀典，最后宣告黄老道正式形成。

东汉黄老道是由黄老学派演化而来的。黄老道和黄老学派明显不同的是，它加入了神仙思想及阴阳五行的方术，具有祭祀祝祷的仪式和祈求福祉的愿望，充满了宗教意识。黄老道又是太平道的前身，它和太平道不同的是，缺乏宗教必具的形式，只是在师徒父子之间，私相传授，没有统一和固定的组织，因而也就无所谓入教的仪式和一定的教规，显示了初期道教的松散性。

太平道是张角在熹平年间(172―178)正式成立的。由黄老道演进到太平道，也非一蹴而成，它在黄老道的母胎中经历了长期孕育。太平道的一个特点就是信奉《太平经》，《太平经》是从《包元太平经》发展而来的。信奉《太平经》的一群人起初虽然没有另立教名脱离黄老道的母体，但和泛泛的黄老道徒有所不同。张角成立太平道后，便根据《太平经》的启示，自称大贤良师，以符水为人治病，10余年间，发展教徒数10万人，遍布于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他把教徒分组编为36方，大方万人，小方六七千人。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黄巾军，在河南境内的有颖川黄巾、汝南黄巾、南阳黄巾，各有数万人。洛阳城中许多市民、官吏，甚至皇宫中的宦官，都是太平道的信徒。张角在中平元年(184年)号召教徒起义。黄巾军起义的主要战场，如阳城(今河南登封)、宛城(今河南南阳)、长社(今河南长葛)、西华、邓州、阳翟(今河南禹州市)、汝南等都在河南地区，起义失败，残遭镇压者10余万人，在洛阳被捕杀的太平道徒也达1000多人。可见东汉末年河南民众参加太平道的人数众多和声势浩大。自黄巾军起义遭到沉重打击后，太平道一蹶不振，但道教的潜流在中原大地上仍绵延不断。

在张角建立太平道的前一些时候，张道陵在四川建立了天师道(即五斗米道)。天师道和中原的太平道都是早期的民间道教。天师道崇奉《太平洞极经》，在教义上与太平道同属一个系统，相同之处极多。中原的太平道因起义而遭镇压，成为非法组织，太平道徒就改变名号，纷纷参加了天师道。这两大教派合而为一，其教徒遍布中原城乡各地，对以后道教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基础。

统治中原的曹魏政权，对黄巾起义心有余悸，便尽量加强对民间道教活动的控制。原先在民间道教中非常活跃的方士，这时开始游离出来，另择高枝，走进上层社会。上层道教的重点在于采药服食、辟谷养生、炼丹成仙等方术，这些都是方士们的看家本领，也适应了贵族们为了享乐和追求长生不老的幻想的要求。曹魏集团在建安元年(196年)，把逃亡中的汉献帝迎到许昌，许昌成了当时北中国的政治中心，也就成为方士们逐角的场所。曹操思想深处，本与道家相通，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右慈、谯郡华陀、甘陵甘始、阳城郄俭，无不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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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士王真、封君达、鲁女生、东郭延年、费长房、

寿光、唐虞、张貂、解奴辜、?圣卿、周宣等人也来到了许昌。曹操的儿子曹植透露说：将这些方士“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挟奸宄以欺众，行妖隐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三国志?华陀传》)。但是，观曹操的乐府如《气出唱》、《精列》诸篇，都具有浓厚的神仙思想，歌咏服药长生，一唱三叹，招集这些方士，未必完全为了防止他们欺众惑民。《后汉书?方术传》说：“甘始、元放、延年，皆为操所录，问其术而行之。”但他对近在目前的黄巾起义，当然不会忘怀。曹操把洛阳祭祀黄帝、老子的龙濯宫毁掉，又颁布?令，禁止吏民祷祝老子，并下诏说：“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三国志?魏文帝纪》)防范十分严格。

这些方士各怀异术，携带“仙药”数囊，“秘籍”数卷，来到许昌，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例如郗俭初至，人人争效服食养生，茯苓的值格暴涨数倍，议郎李覃学其辟谷，日餐茯苓、饮寒水，“中泄痢，几至殒命”。左慈到许昌后，众人又热狂地向他学房中术，甚至宦官严峻也相从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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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虚妄荒诞、崇信神鬼仙道的风气，在许昌官僚贵族中不可遏止，而曹氏消除民间道教潜在威胁的意图，也在方士转向为上层贵族服务的过程中，曲折地达到了。

但另一方面，这些来自五湖四海、各怀一定奇术的方士，济济一堂，既可以竞相献技，也可以相互交流切磋，传经授道，比在山林中独学无友或师徒间闭门传授要优越得多。通过社会活动，也引起了士族知识阶层的极大关注，对以后魏晋上层神仙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南方著名道士葛玄、葛洪、郑隐道派的主要经典，大都是许昌方士集团中左兹等人传去的。许昌方士集团的道教活动，对魏晋时期全国道教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与此同时，天师道在曹魏时期继续存在，并成为正统的道教，在中原地区取代了太平道的地位。它也逐渐走向以神仙方术为主要内容的上层道教的道路，抛弃了它原先具有的民间道教的粗犷性格和积极的因素，成了为统治者粉饰太平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