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丝绸

中国自远古以来就发明了养蚕缫丝并用以织成不同纹样的各种丝织品。丝绸的产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约近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象牙帽饰上刻有蚕纹，沿上有一周编织花纹。五千五百年前的河南青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我国最早的丝织品。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四、五千年前的丝绢、丝带和丝线，其精密度已与现代电力纺相近。夏、商、周是丝绸生产的发展时期，河北蒿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发现了粘附在青铜器上的丝织品已有纨、垮、罗和菱纹绮。故宫博物院和瑞典东方博物馆保存的商代丝织残痕也都属于织技很高的纹绮。这些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织花丝绸。在商周墓葬，如商妇好墓出土有纱、纨、帛、缣、绮，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现了山形纹绮绣痕，其工艺是用辫子股的针法绣出轮廓，再涂以颜色。湖南长沙楚墓所出的几何纹锦，对龙对凤纹锦等均十分绚丽。从秦汉至晚清，丝绸工艺高度发展，不断创造出新工艺，织造出新产品，使中国丝绸日益精美华丽。马王堆汉墓和江陵汉墓以及甘肃居延、新疆民丰汉墓出土的丝织品代表了汉代的丝织成就。马王堆出土的一件素纱衣，重仅49克。此外还有耳杯形菱纹花罗、对鸟花卉纹绮、隐花孔雀纹锦、凸花锦、绒圈锦等，均属高级提花丝织品。再如新疆民丰东汉墓出土的“万世如意”纹锦袍、“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纹锦手套和袜子等，证明汉代有了更精密的提花机，其提综的蹑，多达120蹑。当时还创造了印花敷彩纱和泥金银印花纱。就丝织品种说，汉代已有纨、素、缣、、缦、绫、垮、缟、绡、纱、罗、组和绮、锦等10余种不同名目。魏晋南北朝盛行“织成”，这是一种有纹饰的织成服料的丝织品，它较明显地吸收了西方的艺术风格。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的联珠对禽对兽纹锦等是唐代丝织品的卓越代表。这个时期的丝织印染如绞缬、蜡缬、夹缬尤为著称。在此基础上，宋代又开创了泥金、描金、印金、贴金与敷彩相结合的新技术，元代更盛行“纳石矢”，即织金锦。这种将片金线或捻金线作纬线织花的技术，空前发达，造就了丝锦极度的富丽豪华。宋代的另一成就，则是创造出了丝调新品种――缎。因其经纬丝中只有一种显现于织物表面，相邻的两根经丝或纬丝上的组织点均匀而断续地分布着，所以外观光滑闪亮，质地柔软。当时还采用了织金、闪色、彩条等工艺。明清时期的妆花缎、妆花纱等，以其艳丽多彩的“挖花工艺”独步一时。它是在缂丝技术启示下产生的一种新工艺，它的彩纬色彩多达三、四十种。经纬方向都有逐花异色的效果。妆花段中有织金妆花缎，遍地金妆花缎，孔雀羽织金妆花缎等品种。在艺术风格上，明代花大色重，对比强烈，格调壮美。清代则花秀色润，雅致谐和，格调柔美。妆花缎是中国古代丝锦最高水平的代表。此外宋锦、蜀锦、织金锦和妆花锦等四大名锦的形成，反映了明清时期丝锦艺术流派和产区的形成。宋锦以追承宋代织锦的艺术特点而得名，其中心在苏州。蜀锦以产地四川成都而得名，其工艺特点是经丝牵彩条和纬丝分段换色，以织成不同色彩和纹质相间的条格填花锦。南京的云锦以纹饰鲜艳如天上云彩而得名，双面素锦以正反两面纹饰相同，色彩相反而得名，其中心在松江(今上海)。缂丝是中国丝织品中独具特色的传统工艺艺术品。因其工艺在于纬线只在花纹处与经线交织，形成所谓“通经断纬”。在观感上，花纹的轮廓与素地间有“雕镂之象”。目前发现最早的缂丝工艺品，为公元七世纪时唐墓出土的缂丝带。宋至清代极盛，涌现出大批精品，其中摹缂名人字画的佳作，更为世人所宝。中国很多少数民族也对中国丝绸工艺做出了重要贡献，如维吾尔族的织锦、丝布、壮族的壮锦、侗族的侗锦，苗族的苗锦，傣族的傣锦，黎族的黎锦，土家族的土家锦等，均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特点，从而把中华民族丝绸工艺的园地装点得更为多姿多彩。柞蚕的饲养和柞丝的利用，是古代中国人民的又一重要贡献。至迟在晋代(公元265―420)即已掌握柞丝的缫、织技术。柞丝绸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价廉、耐用的衣物材料。从公元前二世纪至以后的二千年间，中国的蚕丝技术传到了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很多国家，并形成了从长安(今西安)西经河西走廊、西域各国各地区，抵地中海东岸，再转达罗马，以及从西安东行至于日本的一条“丝绸这路”，中国赢得了“丝国”的美誉。中国丝绸给人类的生活开辟了一个璀璨华丽的新天地，也给人类的文明开了新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