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的公共娱乐建筑

与内容多样、形式丰富的西方公共建筑相比，中国城市娱乐建筑要逊色得多。自古以来，城市的中心便是宫殿、官衙，它们据于城市中心，四周围以高墙，成为壁垒森严的城中之城。因此，尽管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成就巨大，并对西方的某些规划理论和完美城市的理想产生过不少影响;尽管它严密的组织，有效的控制，以及不可分割的整体感令西方学者感到惊呆，被认为是“地球上人类最伟大的单项作品”，但是设计师受到宗法礼制等级思想的制约，为一般城市百姓所考虑的实在太少。在儒家思想的约束下，市民们均安分守已地在家庭中过着较封闭的生活，很少有西方那种练身、看表演、听音乐的集体性娱乐活动，因此也从需要上排除了建造大型公共建筑的可能性。即便有元宵灯会、端阳龙舟等大众性娱乐，城中街道、河渠或是寺庙建筑等也基本上可满足使用。

中国古代城市公共建筑的不发达与市民阶层地位较低也有一定关系。古代城市平民中，绝大多数是商业、手工业生产者，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中，他们所从事的是末等的工作，权利得不到保障，历代帝王不时有抑制工商的法令颁布。唐代城市，还实行了便于官府直接控制的集中设市和里坊制，偌大的世界第一都市长安城中，找不到一块市民自由集会的地方。

到宋代，工商业有所发展，市民人口增多，点型的集中设市也被线型的商业街道代替，市民的自由度增加了，于是在汴梁、临安等大城市便出现了不少戏院之类的娱乐建筑，一些大的酒楼旅店也辟有花园等较大的公共社交场所，以供市民们活动。明初，朱元璋制定了“以银代役”等扶植手工业的政策，江南及沿海城市的手工作坊和商业有了很大发展，市民阶层的力量也更加壮大。当时市民的业余娱乐生活似乎集中在两大类，即观看演出和出外旅游。旅游关连到山水风景区的建设，属于园林建筑之范畴，这里主要说一说戏院勾栏。

中国古代乐舞杂技表现的历史也甚久远，秦汉时已有发端，汉代画像砖中已出现不少杂技演员画像，后来在乐舞表现中加入了故事内容，渐演变成古典戏剧，到宋代称之为“百戏”。在很长时期内，演戏只是节日庆贺活动的一种点缀，没有固定的地点和时间，这种临时搭建的舞台称作“露台”或“草台”，四边均可观戏，其简陋程度也可想而知，根本无法像古希腊剧场那样仔细考虑视线遮挡和音响效果问题。唐、宋直至明清的许多古籍中，均记载了这种大众化的娱乐方式。戏台一般搭在寺庙前的空场上，附近商贩杂耍拥集，形成临时性的庙会集市。

随着市民经济的发展，北宋大城市已出现了专门的演出场所，称瓦舍勾栏，也称为邀棚。这类戏院是从民间的四合院发展而来的，它把舞台、乐棚等综合起来，三面观戏，后方隔出一些房间充作后台(称作戏房)，舞台正前的观戏处称作邀棚;正对台隔着邀棚建有神楼，为官员等上层人物的看戏处。据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记载，在当时市民娱乐的瓦舍(亦称瓦子)中，共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这种戏院建筑的形式一直延续到明清，后来观众池座地面用木板作坡形，以使后排看得更清楚，两厢又建起了楼，以供女眷就坐，戏院外边还张贴花绿纸榜，告示剧目及演员艺名。

除了对外营业的戏院外，清代不少祠堂祖庙，商业行会以及王府官宅的园林中也常建有戏台。如广东佛山祖庙、天津广东会馆、北京阳平会馆等。园林中有名的戏台有太原晋祠的水镜台和上海豫园的打唱台。而规模大、设备较齐全的戏台是皇帝离宫别苑中的戏台 (楼)。

颐和园德和园的大戏楼是现存演剧建筑中之最大者。(图五)戏楼为高三层的大型楼阁，舞台由上至下，分别称为福台、禄台和寿台。底层寿台为主要表演区，面阔三间，进深三间，由于舞台上方设有上下的天井，因此越往上，台面越小，福台的表演区只是檐口边的中间部分。每层台面均有上下场门，寿台后壁有一阁楼，称仙楼，是寿台和禄台之间的联系枢纽，设有四梯通下，二梯向上。供戏中神仙上下场之用。寿台台板下是地下室，内置四口旱井，一口水井，以增加演唱的共鸣效果，与古希腊剧场的共鸣缸有异曲同工之妙。台上方的天井架均设有辘轳，是用来表现升天入地等神话故事的机械。每当表演喜庆热闹大戏时，三层舞台同时演出，演员上下飞窜，构成极为绚丽壮观的空间舞台效果。

图五 北京颐和园德和园大戏楼

尽管颐和园大戏楼高大华丽，并有三层立体式的大舞台，似乎在西方古代也不曾有过，但是从建筑艺术角度看，它的表演区和观赏区的布局还是典型的四合院做法，没有脱离传统木结构建筑的基本形式。与创造了覆盖观众厅硕大空间的西方剧院相比，中国古代戏院建筑没有形成个性鲜明的特殊类型，其价值亦就有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