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文化的历史轨迹

中国古代园林发轫较早，在世界三大园林文化流派(中国、埃及、古希腊) 中独树一帜。据古籍记载， 早在三四千年前，炎黄子孙已在东方大地上进行园事。《史记?殷本纪》有纣王沙丘苑台之记，说明殷商已筑帝苑。甲骨文有关于 “囿” 的象形文字 “”。 古代园林称“囿”或“苑”。“有墙曰苑，无墙曰囿。”(《淮南子》高诱注) “苑，所以养禽兽也。” (许慎《说文解字》) 《周礼?地宫》说，周代筑有灵囿。“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孟子?梁惠王下》)这时的园林文化带有原始古朴的特点，基本是本然存在的地形、地貌与自然风物，人工因素少弱，略加圈划，范围很大，主要供统治者游猎取兴，具有较浓烈的自然野趣风味，是一种未经道家之“道”濡染过的古朴园林文化。

园林文化发展到秦代，有了一次历史性跳跃。秦始皇在都城咸阳大规模兴建宫室，以炫文治武功，以酣人间富贵荣华，且在渭水之南兴修上林苑，苑中千花万树，离宫巍巍。始皇好神仙方术，笃信神仙家(方士)所谓渤海湾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之说，多次派人入海求不老之药，而终于不可得。这种神仙幻想反映在园事上，就是在咸阳 “作长池，引渭水”、“筑土为蓬莱山” (《三秦记》)。在将建筑物引进园景这种广义建筑环境之时，使某些迷信崇拜观念渗透到园林文化中来，首开人工掘土堆山之举，聊作神仙之想，这就开拓了中国园林的艺术构思。不过，此时的园林文化主题，还并不是崇尚 “无为”的道家之 “道”。

秦之历史短暂，园林文化如昙花一现，直到汉武帝国力强盛之时，才复苏至于昌盛。当时，皇家将南山以北，渭水之南，长杨、五柞以东，蓝田之西大片土地辟为帝苑，修复且拓建秦时遗园上林苑，广植奇花异树，以供采集观游。“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三辅黄图》) 并续建宫殿楼观，如观象观、远望观之类曾名噪一时，使园林文化的主题增加了新的旋律。汉武帝也好方技之说，故于都城长安西部建章宫内建太液池，堆筑蓬莱、方丈、壶梁及瀛洲诸山景于池水之际，具有向往彼岸神山圣水的象征意义。不料这种借崇神以自娱的园事活动，奠定了中国古代园林文化模山范水的基本构思与造园方法。

汉代园事，始从皇家向官家发展。王室倡导、群臣效尤，这是必然的。当时的官僚、贵戚甚至一般富殷人家亦造园林。丞相曹参、大将军霍光雅好园事。董仲舒发愤攻读授讲，以至三年不窥园，可见筑有私园。“茂陵富户袁广汉于北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构石为山，高十余丈，奇树异草，靡不培植……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三辅黄图》)这种园事，打破了王室对园林文化的垄断，往往冲淡了园林文化摹拟想象中仙水神山的不老之思，园林之“天空”变得有些明朗了。

汉代武帝时期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经学大盛。汉初黄老之学也曾发出铿锵的时代音调。两汉之际又有印度佛学东渐，东汉又有道教的兴起。尽管如此，道家思想不仅在西汉不绝如缕，到了东汉，朝野虽以儒学为尊，然而道家思想也相当活跃。表现在园事上，中国园林文化之主题在于欣赏自然之美，“道”之意蕴亦在潜生暗长。但帝王、官宦造园，目的多在于尚富、象征王权煊赫与追求享乐。

魏晋南北朝战乱迭起，造成了一方面老百姓苦难深重，另一方面统治者横征暴敛、及时行乐的社会风气，抑儒扬道的玄学之风大炽。于是，喟叹人生短暂、世事日蹙的时代情绪四处弥漫，“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时代悲歌响彻云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之类的绝唱喧响常萦怀间。既然社会动荡不宁，人生短促似朝露，那么，士大夫们弃灼热混浊的社会尘世，尚超然自得、清静无为、蔑视礼制的人生哲理，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于是，人们的向往与兴趣便趋向于避社会而向自然，以自然为精神寄托，放浪形骸，醉心山林，隐逸田园，与这一时期文学领域中崛起的山水田园诗相媲美，开池筑山养花树村一时竞为风尚。比如，曹魏与孙吴政权利用征战余暇，在洛阳与建业两地兴造苑林，好似在狂烈杂乱的时代音调中忽然奏出调性柔和的乐章而显得有点不和谐。杨墟之《洛阳伽蓝记》于记述众多伽蓝(寺、塔)之余，附记当时(北魏)洛阳贵族名园多处。同时，随经济文化日渐东趋南移，东晋南朝的官僚园林亦不逊色，苏州顾辟疆园为当时吴地第一私园，审美价值甚高。在一系列耗资巨万、近乎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园事活动中，道家的“无为”思想作为一种时代精神，进一步催醒了人对自然美的领悟与欣赏，成了园林文化的主旋律。

隋唐园林文化不仅以宏大的规模象征王权煊赫、民族昌盛，且以丰富的水景水法取胜。如炀帝之西苑以水景为主，湖面周长十多里，碧波荡漾，象征蓬莱诸神山的土台山景似浮于烟波之中，山上台观楼阁依稀可辨。唐代长安城东南一隅之曲池园林名胜，更多地带有世俗特点。据载，每逢春和景明或秋高气爽之日，或到传统节假，园内游众倍增于平日，摩肩接踵，几使万人空巷。或逢举子及第，皇家赐游，与雁塔题名同为快事。同时，官园与文人私园亦曾大量营建，最著称于世的是长安东南的辋川别业，这里本为宋之问蓝田别墅，后经唐诗大家王维苦心经营而成远近著闻、范围最大的文人园。

唐代是儒、道、释三家并存互长、相契融合的时代，园林文化的基本主题依然具有颇为鲜明的“道”之精神。

早在隋代与初唐，皇家园林文化曾出现过一个兴旺时期，隋炀帝利用洛阳水利之便，筑洛阳西苑，使皇家园林的理水文化跨上一个新的历史台阶。炀帝好柳，“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人，而东注于洛。又自坂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隋书?食货志》)。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 ( 《资治通鉴》 卷一八○)。

唐代皇家园林文化具有宫与苑相互结合、渗透的特征，其形制是苑林进入宫城空间而外拥禁苑，以示对宫城的烘托，这是唐长安宫苑的显著美学特色。如据《西京大明宫图》，大明宫苑以水景为主，在其东西两内苑之空间中，突出了龙首池与太液池的景观。太液池位于宫城建筑群中央，尺度较大，配以草树，富于生气，具有壮伟的平面与立面空间感。同时，唐长安城除皇家园林文化比较发达之外，还有一些属民间共游的园林，如城东南隅的曲江池、乐游原，其文化属性可谓风流潇洒，不拘一格，在此演出了书卷气与市俗气都颇重的所谓“雁塔题名”、“曲江畅游” 等人生喜剧。

这样的园林文化，虽然带有浓重的煊耀权势、功名利禄等文化思想成分，然而依然具有庄子“逍遥游”的文化特质，其基本文化之内核仍在于 “道”。

至于唐代的文人园林，就更充满了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调。文人们有闲情逸致，热衷于叠山理水、组织景观，以寄托避世、出世之遐思。王维的 “辋川别业”，具有“檀栾映空曲，青翠漾涟漪”的情趣，诗人所欣赏的是湖光山色与园林建筑的冲和之美，无疑是其内心生活的写照。王维崇佛，然而这“佛”已不是崇尚绝对苦空观的印度原始佛教，而是蕴涵着“道”之精神的中国佛教 禅宗，保留着向往自然山水的典型的道家情思。

宋代园林文化随市民商品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发展而大盛，大量私家园林的涌现是其特色，据说几使京城左近百里之内并无隙地。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录洛阳一地名园三十余例 (一说二十余例)，可略窥当时之盛况。北宋园林文化承唐代之遗风，许多均在唐旧园基础上筑成，一种怀旧之情绪使人常以古树、古迹入园，园风古色古香，且以水为标，不重筑山，引种花卉绿树，百态千姿。洛阳名园独以牡丹盛冠古今，富华繁丽，独具特色。南宋都于临安，气候温润，山川形胜，园林文化涤尽了汉唐一代雄风，向风格秀逸软糯方向发展。大规模的造园活动说明封建统治阶级的林泉之想是无法满足的，当时临安建有皇家园苑玉津园、聚景园与集芳园等，南京建有御园、养种园与八仙园等。官商私园以杭州附近地区为最著名，如环碧园、隐秀园、择胜园、云洞园等不可胜数，《吴兴园林记》记有名园三十多例。同时，南宋还开始了人对湖石这种特殊自然美的审美，这是盛产湖石的太湖地区自然风光契合道家情思的一种艺术灵感。于曲径萝垂、横桥卧波、洞门花影之际，取湖石点缀其间，或突兀挺立峭拔，或悄然敛容伫立，令人沉思心撼，在对景中给秀逸流丽的园林景观增强了骨力。宋米芾《相石法》称园石具有秀、绉、瘦、透的美学性格，很以为是。太湖石成了一种表现力相当强的建筑文化“语汇”，一定程度上象征封建文人学子孤芳自持、傲骨嶙峋或雅好空灵、于淡泊中见深沉的精神气质。

元蒙入主中原，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失去了大规模营造园苑的现实基础，政治地位偏低而有民族心的汉人、南人(长江以南的人民)一般缺乏留连湖光山色的热情，人们对自然美怀有一种萧疏冷寂的情感，元代园林文化成绩寥寥，停滞不前，虽曾营建宫苑与一些贵族林苑，并有倪瓒(云林)这样的造园家出现，然而毕竟是园林文化史上的一个低潮时期。

直到明代中叶，农业经济恢复，手工业、商业发展，一些达官显贵文人学士的造园热情才再度高涨。尤其江南私家园林，据地理之胜、倚文化之富，蔚蔚然邀人瞻目。南京、苏州、太仓之地的园林，尤其现存于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等名园闻名于世，其建造之势如雨后春笋。

明代园林文化在以往以水景为主、池中堆山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发展了一种叠石文化。园内危峰深洞、山石峥嵘，或孤峰独持，或犬牙连绵，渗融着一种推崇“洞天福地”的道家情思。园主虽不一定为道教中人，然而这种爱石之癖，是与异于道教、又与道教相通的道家情思相关的。

明代计成(无否)《园冶》(原名《园牧》)的出现，从文化与园事匠艺角度总结了历代园事实践的经验，成为我国古代最完整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造园论著。此书详细讨论了兴造、园说、借景、相地、立基、装折、栏杆、门窗、墙垣、铺地、掇山以及叠石等造园美学原理、技艺与方法，虽重在匠艺，然而，却提出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计成 《园冶?园说》) 的美学命题。

这一园林文化美学命题，其精神内涵便是“道”之境界。道家重自然、抑人工，这一命题亦重自然(天开);道家讲 “无为”，这一命题其实也讲到了园林文化的 “无为”本质。中国园林本为“人作”，倘不是“人作”，世界上本来就不会有园林这种广义的建筑文化，从这一点看当然并非“无为”。但是，园林文化与宫殿、坛庙建筑文化相比，一主退隐休憩、澹泊冲淡，一主功名进取，灼华热衷;一在出世，一在入世;其哲学一为道，一为儒是很显然的。离弃宫殿坛庙而就园林，便是文化心理上的“无为”。因此，中国园林文化“虽由人作”，而其文化哲学底蕴却在于道家的 “无为”。

清代为中国古代园林文化集大成的时代，以圆明园与承德避暑山庄及后起的颐和园为代表。

图一 北京圆明园 “天然图画” (故宫博物院藏)

尤其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稀世珍宝。(图一)这座“夏宫”(Summer Palace，清帝常于夏日居住其内，洋人故以名之)，叠石理水，匠心独运，养花植草，惨淡经营。依势排列，巧于因借。它湖面辽阔，或宁静或激荡;溪流淙淙，或低吟或欢歌;山陂得宜，或突现或避让;建筑连属徘徊，或恢宏或俊逸;花树嫣红姹紫，晨启露蕊，昏溢幽香。集隋唐以降北方宫苑与南地自然山水式园林文化之精英荟萃，通过对景、引景、借景及显隐、主从、避让、虚实、连续或隔断等造园手法，将“北雄南秀”的不同地域的园林文化熔于一炉，在其西洋楼区，又使异国情调与华夏意气交融汇合。它既是皇家居住休憩理政之地，又是图书馆与博物馆，园中书画珍玩收藏之富，令人叹绝。它是“东方的凡尔赛宫”，“其规模之宏敞，丘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丽，高楼邃室之具备，亦可称观止。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圆明园后记》)。法国大作家雨果曾写信给他的友人，极力称赞中国的这座园林，他说：“人民的想象力所能创造的一切几乎是神话性的东西都体现在这座宫殿中……希腊有雅典女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巴黎有圣母院，东方则有夏宫(指圆明园――引者注)。谁没有亲眼目睹它，就在幻想中想象它。这是一个令人震惊、无可比拟的杰作。”(《致巴特力尔上将》，《第二次鸦片战争》丛刊 〈六〉，第389至3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