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宫殿建筑文化的历史轨迹

当在河南偃师二里头的建筑考古揭开中国宫殿建筑文化的初始面貌时，人们惊异于它的平面布局与立面造型在后代的宫殿建筑文化中如此一脉相承。这座商汤在西毫的古代都城，是早商的建筑遗存。规模自然不大，却建造在一座台基之上。这台基为夯土之筑。台基之上建前堂后室，这是“家”之模式，亦是后代“国”之“前朝后寝”制的原始雏形。这宫殿平面已具有中轴线，前部建造尺度颇巨的院门 (宫门)，后为殿堂。有根据认为，其立面可想象为 “四阿” 重屋，即庑殿重檐，前方是庭院，(后代发展为宫殿前的广场)，整个造型是前堂空间开敞而后室相对封闭。这宫殿遗址，与《周礼?考工记》所言，颇为相合：“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殷人度以寻，则一寻为八尺(一尺不足现制0.23米)。可见当时宫殿东西跨度七寻凡五丈六尺，合现制不足13米。所谓“堂崇三尺”，并非指堂屋仅高三尺，而是说堂的台基高三尺。至于“四阿”，“阿者，屋之曲重者。屋之复，四隅之阿，四柱复屋，则上员 (圆) 下方可知。《图说》曰：于室之四阿皆为重屋。郑锷曰：其屋则重檐以为深密，故因以名之焉”(《古今图书集成》第七八一册)。四阿者，《周礼?考工记》注，“若今四柱屋”。《周礼》郑玄注，“阿，栋也; 四角设栋也。”显然，这“四阿重屋”，是平面为方形的重檐型堂屋。

除二里头古代宫殿遗址外，属于年代稍后的，是河南郑州、湖北黄陂盘龙城及河南安阳殷墟的商代中、晚期宫殿遗址。盘龙城的“前朝后寝”制，可能体现在前后相续的两座建筑之中。安阳殷墟为殷之晚期都城所在，经发掘，已出土宫殿遗址数十处，位于洹水西岸高地南北约280米、东西约150米的区域内。遗址据考古数据、资料而复原，在宫殿遗址之上建造了平面为与原址同样大小的房屋，为长方形平面，呈东西狭长形，茅茨为顶，现为安阳殷墟历史博物馆。该遗址突出的一个文化现象，便是在原房基下或附近，有牲人奠基埋葬。如据发掘，殷墟中区之基址呈庭院式，三进门址构成轴线，轴线终了之处便是一主体建筑遗址，在这里发现门址下有持武器的跪葬侍卫五、六人，推测此为商王朝廷、宗庙之所在。

周代宫殿遗存可以已发掘的西周陕西岐山凤雏遗址为代表。此为严谨的四合院式宫殿形制。二进院落，大致自南向北，由影壁、大门、前堂、后室构成纵向中轴序列，两侧为厢房，堂、室之间以廊相联，四周檐廊环通。在这里出土了瓦当、排水陶管，其面积南北45.2米，东西32.5米，方形，为1469平方米。左右两相对称，布局规整，朝向偏东南10度，可能目测欠正之故。亦可能有意为之，因为西周已有 《周易》 在流传，易八卦方位 (后天)之东南为巽位，巽为入、为风，使大门略为朝向东南，为的是应在巽之吉位上。

东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宫殿建筑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它是由城市建设的繁荣伴随而来的。春秋、战国战事不断、诸侯纷争，整个中华陷入分裂状态，而各诸侯国为加强实力，扩充地盘，塑造自己的美好形象，往往均在战争间隙或战争期间建造自己的都城宫殿。由于铁器之运用、砖瓦技艺的发展，尤其整个城市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使宫殿建筑文化跃上了新的历史台阶。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1)都城竞相建造。如河南洛阳东周故城、陕西凤翔秦雍城、山西侯马晋故都以及江陵楚之郢都，都是东周、春秋时的名城。尔后，齐之临淄、燕之下都、赵之邯郸、魏之大梁等，又在战国时崛起，在这些都城中，养育了灿烂的宫殿建筑文化。(2)宫殿建筑的崇高追求，是高台与宫殿形制的综合体现。当时各国诸侯竞修宫殿苑台，广筑台榭，秦穆公、宋平公、鲁庄公等，都筑有“灵台”。这台型建筑有的高达十几米，其上还有建造殿堂屋宇的。如山西侯马晋都高台宫殿，台南两侧有附属建筑对称分布，“由南向北的道路逐渐升高作为整座建筑群的前导，台前的夯土高地又使建筑的前奏进一步强烈，直至引出主体建筑。台分三层，各层之间比例明确而富于节奏变化，随着高度的增加，整座建筑的重心缓缓后移，在台的顶点，气氛亦达到高潮”(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第41至42页)。(3)这种对宫殿建筑的崇高追求，是中国古代山岳崇拜与王权崇拜的结合，在这崇拜中，包含着审美因素，在崇天的文化中，是对王权的歌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 “(齐)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登柏寝之台而还望其国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后世将孰有此?’”这种审美，首先是因为建筑高度升高了，提高了居住者的视点，由于古人一般都生活在地面上，几乎没有多少机会在高空俯视世界。所以古人对高山的审美，一是因其体型巨大、岿然不动，是巨大力量的象征;二是因其高，因高峻而抬高了视点，倘登山而视，同时扩大了视野，这在古人(也包括今人)的审美活动中，无疑是身心的巨大快乐。(4)所以这种宫殿高度的升高，在文化品格上，是从崇神向娱人的转换。

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由于全国统一而在宫殿建筑史上经历了第一个真正辉煌的历史时期。

首先，秦代的宫殿集中在咸阳，并且由于秦贯彻每灭一国，均写仿其宫室、筑于咸阳的政策，这使原六国的宫室样式集中于咸阳，遂成大观。其建于渭水之南的阿房宫尤为著名，《三辅黄图》称其“规恢三百余里”。(注： 当指所在区域，并非指宫之总建筑面积)“作阿房前殿，东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建五丈旗。以木兰为梁，以磁石为门。”据考古，阿房宫夯土台残高为8米。在咸阳北部高原南沿，考古所言一号宫殿遗址，为高台基宫室，规模甚大。总之，秦代虽然短暂，它留给后人的宫殿文化，却是大尺度的。在其宫殿遗址中，曾发掘出一个瓦当，为夔形，高47.5厘米，横长61米，是秦始皇陵地面陵寝建筑的遗物，比一般建筑上的瓦当大二倍至三倍，俗称“瓦当王”，从此可以想见秦代宫殿的壮伟风范。这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封建文化“觉醒”时期的宏大气魄。

汉王朝虽是在灭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然而其建筑文化却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秦代制度，自秦代开始的中国第一次宫殿建筑建设的高潮得到了继续与发展。西汉之未央宫、长乐宫与建章宫等，是分区建造的。这些宫殿规模宏伟，其中以未央宫为最。它的宫垣周长为8900米。在宫殿空间功能上与周制三朝纵列式不同，即“主殿称前殿，中央用于大朝，两侧用于常朝”，“为尔后晋、南北朝通行的东西堂制的先声”(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56页)。此其一。其二，汉代宫殿常于外部建阙，以突出宫殿的神圣与隆重感。阙有两种形式，或在台基上以砖石、砖石木混合结构方式建阙身，阙上有单檐或重檐屋顶;或在阙身左右再附筑陪阙。阙有如宫殿建筑群的序曲、仪仗，为的是突出宫殿的崇高品格，其本身也有独立的文化审美意义。其三，汉代的哲学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自春秋战国、秦以来的高台建筑，在汉代仍然流行。东汉时，佛教已经入传，而道教也已产生。此时，宫殿之崇高特性，不仅是传统的台，而且是由楼阁来体现了。楼阁之制，为汉代宫殿的一大景观，所谓“仙人好楼居”，这“仙人”，就颇有些道教风范。汉武帝时，为楼之初兴时期，留有模仿高台的文化遗痕，这从汉墓明器中可以看得出来。楼阁普遍盛行东汉之后，有陶屋遗物塑为楼阁状，它改变了西汉武帝时那种“井干楼”的造型，代之而起的，是讲究结构的梁架式木构多层楼阁。如湖北襄阳出土过一座陶楼模型，三层，绿釉，垂脊，檐部出挑深远，檐角反翘。虽然东汉楼阁之兴盛，可能受到了佛、道文化观念的刺激，如佛塔观念的影响，或道教“羽化登仙”观念之影响，然而，由于整个中国文化是“实践理性”至上，中国有宗教却并不热衷，所以，即使汉代盛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之哲学，人们当时热衷于多层楼阁的建造，其实首先是为了人与帝王。“即使是汉武帝建楼、台以‘招来神仙之属’，其趣旨也与前人希望将渺小的自我消融在巨大高台之上很有些不同了：他并不是将自己荐入天国去做属臣，而是要把神仙请下来做朋友。高大的楼、台与其说是象征着神明的崇高，还不如说是象征着汉武帝对炎汉国威的自信。”(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第65页)

相对而言，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离乱多事之秋。无论朝野，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纷争中身心难以安宁。当时的宫殿建筑，无论曹魏之邺城宫殿，还是南朝建康、北魏洛阳之宫殿，均采用南北纵深、前朝后寝制。所以中国宫殿建筑文化的第二次高潮，是在唐代。当然，这高潮是在隋代就开始了。

隋继北周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北周以周文化为圭臬，所以在宫殿形制上，采用了所谓“三朝五门”的周制。所谓“三朝”，即外朝、中朝、内朝。“五门”，即唐代宫殿建筑群中的所谓承天门、太极门、朱明门、两仪门与甘露门。以朝与门殿相搭配，即外朝――承天门;中朝――太极殿;内朝――两仪殿。唐代宫殿之平面布局有呈品字形的，南内、东内、西内呈一“品”字形。南内：兴庆宫，规模相对较小，为离宫。东内：大明宫，位于长安之东北部，大部分区域遗址已发掘，朝会部分类于太极宫。西内：太极宫，以承天门为正门宫阙，内设太极殿、两仪殿两重殿庭，有类于周代三朝即大朝、常朝、日朝制。两仪殿之后为甘露殿院庭。

以唐都长安的大明宫为例。其规模形制之巨大，是中国宫殿建筑文化之巍峨的纪念碑。它建于634年，位于长安东北龙首原，地形高爽而有俯视全城之概，其平面不甚规则，为长方形之东北削去一角，以主要宫殿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等构成长达数里中轴线。据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其中含元殿为主殿，以龙首原为殿基，夯土基残高现存为15.6米，而北京明清故宫三大殿台基则为2米。殿面阔为十一间制，前建龙尾道75米之长，两侧建翔鸾、栖凤阁，两者相距约150米，为故宫午门两翼阙楼之两倍宽度，整个殿宇气势磅礴。大明宫的另一重要宫殿是麟德殿，它并不建于大明宫之平面中轴而在太液池、蓬莱山之西，长方形平面，东西为十一间，而南北为十七间，这在中国宫殿形制中是绝无仅有的，它的面积达到5000平方米，是明清故宫太和殿的三倍。而太极宫宫城面积达到4平方公里之多，相当于明清紫禁城的六倍。雄伟豪迈、气魄壮健、浑厚沉潜而又情韵飞动，大有“星随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伟丈夫”气概，这是唐代宫殿建筑的基本特色。

当时，唐代宫殿建筑上还未大规模施用釉色琉璃瓦，只以青棍瓦为主，不尚繁丽之装饰，由于用料尺寸较小，即使最巨伟之麟德殿、含元殿，开间也只在5米左右，然而，高超之建筑技术、结构所造就的庞然宫殿，体现了一种人力弥满于宇宙、笼盖田野的艺术效果，相对朴素的色彩处理，又体现了唐人沉雄的力量，那确是大唐气象。

宋代宫殿建筑文化，已经不像盛唐之时那般少年意气、风流倜傥、气吞山河，而具有中年人般的严谨、沉稳与睿智气质，不慕排场巨大，追求的是理性与逻辑，这是与理学的兴起相应的文化现象。北宋汴梁(开封)与南宋临安(杭州)的宫殿，都是由旧时州衙改建，论气势规模，已远逊于唐代宫殿。但是，宋代时，中国的营造法式已经成熟，并由李诫《营造法式》一书加以理论总结。这是自《周礼?考工记》以后关于中国营造科学技术及其制度的最重要的一次理论总结。各种制度、尺寸、规范等都作了规定，这在一方面表现出中国建筑文化思想日渐刻板，另一方面也是智慧严谨的表现。这当然不是说，宋代宫殿建筑文化没有任何发展，比如，在宫殿建筑群中有意识地开辟广场空间(时为丁字形)就是北宋的创造。这广场在空间意识上，实际是一进一进庭院的扩大，这一点影响了此后的宫殿建筑群的空间组合、空间序列，可以在建于元大都基础之上的明清北京故宫中看得很清楚，此其一; 其二，正因为宋人将宫殿建筑群的广场看作庭院，所以才有进一步的御路千步廊制度的运用。后世元、明、清宫殿群体，均设千步廊金水桥，这是深受宋制影响。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宋人在宇宙观、文化观、艺术观上的那种“以小为大”思想对宫殿建筑文化的影响。如果说，秦汉、隋唐时中国古人努力将宫殿建造得尽可能地巨大，以象征宇宙之伟大与人力之伟大的话，那么，由于深受理学思想之哲理影响，宋人则认为除了 “以大为大”，亦可“以小为大”。并且在他们看来，这后者是更具有审美文化意味的。所以，宫殿不必建造得太过巨硕，只要实用即可，当然这也是财力、物力所限。然而由于渗融着道学、佛学思想的理学十分重视人的内心，即今人所谓“内宇宙”的修习，以为宫殿之大小倒不在乎，只要内心空阔就行。诚如宋代著名理学家邵雍所说：“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宽。心与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谁谓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谁谓一室小，宽如天地间。”(《伊川击壤集》卷一一)“有屋数间，有田数亩，用盆为池，以瓮为牖。墙高于肩，室大于斗……气吐胸中，充塞宇宙。” (同前，卷一四)

这就是说，宋人的宫殿以及一切建筑文化之境界，也是以象法宇宙为最佳，但以小象大，是其基本的文化哲学之意蕴。

明清时代的宫殿建筑，是继秦汉、隋唐之后中国建筑文化史上第三次宫殿建设的高潮。它是以明清北京故宫的建造为代表的，故宫是在元大都基础上建造起来的，而元大都仿自金中都，金中都宫殿又大部仿自北宋汴梁。

这不等于说明清北京故宫没有多少文化上的创造，相反，它是中国宫殿文化的历史终结与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