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斯藏八大教王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幼年当过和尚，对宗教生活有所了解，宗教与社会人民之间的关系记忆犹新，所以他对西藏的政策首先考虑的是“尊尚缁流”。又鉴于元代专门崇信一派一家族的弊政，立下了“众建多封”的根本原则，而且用团结各派喇嘛的手段，做到对藏绝对文治，不用武功。自洪武年间派宗泐、智兄几位名僧入藏，沟通思想，宣传新朝的政策，他的儿子永乐皇帝便把藏区的主要领袖人物请到南京――北京，封噶玛噶举的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全称是：“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圆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封萨迦派的昆泽思巴(kum-bkrashis pa)为大乘法王(封号也长得很)，封格鲁派的释迦也失为大国师、西天佛子。这时候，宗喀巴还在世，在朝廷的眼里，格鲁派的力量还不能与上述两派抗衡，所以在封爵的等次位序上，差了一级。直到宣宗九年(1434年)才晋封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这样，三大教派一视同仁。而且先后又封了护教、辅教、阐教、阐化五王，各自有封邑领地，这就是明封八王，也就是“众建多封”政策的具体体现。果然，这一政策有效，西藏的信徒“争欲见天子，邀恩宠，于是往来者趾相接。”朝廷从政治上予以优宠、荣誉和地位，从经济上予以实际利益，特别是专卖的茶叶成为僧人发财的门路，朝廷有意在国营的事业中给予僧人特殊优惠，绸缎、瓷器、珠宝器玩都因各大法王进贡土特产得到回赏的办法在藏区大量增加。可以说终明之兴，朝廷与藏区的关系十分融洽，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冲突。西藏地方教派、领袖之间的矛盾，朝廷基本上不介入，而听其发展，始终没有站在一派的背后去打击其他派别。这一政策使西藏地方势力和朝廷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一期间，还有几件颇有价值的大事值得一提。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第一次、第二次两次木刻本，都是在南京――北京完成的。前者成于永乐八年(1410年)，后者成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在大昭寺里有一块石碑，是明定宗时刻的，上面有123个入藏宦官内臣和著名僧人的名单。可见关系之密切，由于朝廷的崇奉，由于西藏僧侣在北京获得的优遇，由于官方的提倡(有名的明武宗，自封为大庆法王，就是特出的一例)，在内地，至少是在北京等大城市，有专门信奉藏传佛教的寺庙。明代著名的一本但是其名誉不好的小说《金瓶梅》(因为其中有大篇幅颇令人沮丧的性生活的描写，一般知识界不愿意提到它。实际上，这部小说若是撇开它污秽的章节，而它描写的明代社会生活极有价值。如今已有两次国际会议，集中一些专家专门研究它的各方面的成就)，在其中第六十七回，就有宝庆寺赵喇嘛为书中女主人公之一李瓶儿逝世进行超度佛事的生动记录。可见，明代的民间已经流行了喇嘛教，而且出家人姓赵，似乎是汉人。藏传佛教在内地影响可见一斑。北京的五塔寺是明代的藏传佛教产物，跟白塔寺是元代藏传佛教遗迹一样，具有时代的座标作用。

明代的中央政府不介入西藏的内部倾轧，而采取宽容的一视同仁的方针。萨迦――止贡――帕主――蔡――噶玛，一个一个竞相争权主政，直到格鲁派僧人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朝廷始终是超然的旁观。唯一不同的是，明代称呼西藏为乌斯藏，就是根据藏人自称前藏为“乌斯”(dbus)后藏为藏(gtsang);加以官方的认可罢了。明代朝廷对于指挥使、指挥、将军之类的徽号，也不愿赠与西藏地方领袖，而某些在西藏本地不得意的僧人，跑到北京大吹大擂，照样也能获得空头的法王封号。如大善、大德、大通、大悟、大智等等，在北京发生过一时的轰动的效果。当西藏政治舞台上演变到噶玛派支持的仁邦巴势力和蔡巴支持的格鲁派大师的争权斗争十分剧烈的时候，大明江山已经岌岌可危，自顾不暇，不能对西藏发挥其调解、和合、团圆的任何作用了。

那末，新兴的、正以其意气风发的力量向中央寻求支持的四辈班禅曲吉坚参和五辈达赖罗桑嘉措就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注视着崛起于东北的建州的满洲人，新的时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