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

艺术之一种。指用毛笔书写汉字。书写文字，最初仅作为写字记事之实用技艺而存在，然汉字有如画画，许慎《说文解字叙》云：“书者，如也。”如其事物之状，即体现外界事物之形象。随着书体之发展，书法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强烈感染力之独立艺术。东汉蔡邕《笔论》云：“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说明了书法以表达作者内心世界为特点，即表现作者性格、情感、趣味、学养等精神世界。

中国传统艺术之一，又称“书艺”、“书道”。指毛笔字书写的法则、技巧及美感的表达，包括执笔、用笔、点划、结构、布局(行气、章法)等方法。如执笔要指实掌虚，五指齐力;用笔要中锋铺毫;点划要圆满周到;结构要横直相安，意思呼应;布局要错综复杂，疏密得宜，全章贯气等。书法以文字为基础，大致可分两种，一是求形体的正确表达，属实用性书法;二是利用其形，加以发挥创造和美化，则为艺术的产品。作为艺术的书法，尤其讲究笔法、气势、笔意，崇尚个性、风貌、墨趣，要求通过线条微妙叠现的变化，传达出美的追求，显现出某种哲理的、精神的涵养。中国的书法源远流长，它与文字同时产生，可上溯到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三千多年前的金文已富有艺术性;秦篆、汉隶，魏碑，晋唐楷、草，宋行，明人小楷等，更是丰富多采，书法名家灿若繁星，名碑法帖浩如烟海。它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珍宝之一，一直受到广大群众的重视和喜爱。

书法是一门写字的艺术，只有在文字出现之后才会逐渐发育成熟。楚地使用的文字，是楚人在周代从中原移植到楚地的华夏古文字，因此，在先秦时期的楚地，书法艺术并没有像中原那样漫长的发育期。不过，由于楚人一开始就是在商、周两代文字书写技艺的基础上发展书法艺术，而且率先较广泛地使用毛笔作为书写工具，又能够从审美需要出发、有意识地将文字装饰化和艺术化，楚地的书法艺术也就发展很快，达到了先秦书法艺术的顶峰，并且鲜明地反映出楚文化的风格和特色。

现知最早的楚文字是“金文”，也就是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文献中著录的“楚公(家)钟”和“楚公逆槟”，是西周的中期和晚期的楚铜器。“楚公”是楚国早年的一位大有作为、射石饮羽的君主熊渠，“楚公逆”即周宣王时代的楚君熊鄂。其钟槟上的铭文虽少，但古人却对它们十分赞赏，称“此钟与楚夜雨雷钟(即楚公逆槟)篆文相类，奇古雄深，与他国迥别，且俱在未称王之时”，又称槟的“文字雄奇，不类齐鲁，可觇荆南霸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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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后发现了一柄熊渠使用的铜戈，上面刻有“楚公秉戈”五字，这是今日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楚文字真迹。从其文字的形体结构上看，乃与北方的华夏文字一脉相承;但从其文字的笔法和造型特征上看，确实有古人所谓的“雄深”、“奇肆”的南方楚文字风格，显示出楚文化在兴起阶段的旺盛生命力和磅礴气势。

70年代末，在河南淅川下寺的春秋中晚期楚墓中，出土了大量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其中王子午升鼎上的铭文就有84字，而王孙诰钟上的铭文则达到113字。这些金文已不似早期的楚文字那样古朴雄奇、硬拙刚劲了，而是字体修长、笔画圆润，结构严整而又富于变化，线条流畅而又多有波折，反映出楚人在文字的点画与结构上的艺术追求和艺术创造，显示了楚文化在兴盛之际所形成的清秀风格。

始自春秋后期，楚国青铜器上流行一种富有装饰意味的鸟篆。鸟篆又称鸟虫书，是在金文篆书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将文字装饰化和美术化而形成的，即或使文字的线条更加宛曲流转，或把文字描画成鸟形图案。这种字体显然是从王子午鼎上那样的楚国篆书演变而成的，因为春秋末年的“楚王孙鱼铜戈”上的鸟篆铭文，与此鼎铭文中的同字之字形十分相象。另外，这种字体的形成，又与楚人崇凤爱鸟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尚不无关系。或许正是为表现民族文化之象征的凤鸟这一愿望所驱使，楚人才有意识地将文字也美化为鸟形的。鸟篆在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流行于楚地，也流行于长江中下游的南方诸国，但这些国家的铜器上的鸟篆文字出现得甚为突兀，看不出它与其国铜器上的篆书有明显的演变关系。因此，南方诸国使用的鸟书，很可能都是从楚国传入的。鸟书这种装饰性的美术字体，是人们刻意追求文字书写艺术化的产物，它的出现表明人们已注重在文字书写中表现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它虽然尚不能称之为书法艺术，但它的出现却是文字书写向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一步。

楚地出土带铭文的战国青铜器很多，著名的如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共有铭文2828字;又如战国中晚期的鄂君启节，5件节上共有铭文780字。鄂君启节是楚王颁发给鄂君的免税凭证，从其铭文可知，鄂君持此节可以北抵河南南部，东至安徽西南，南下湖南、广西、经各地关卡均免税通行，因此，其铭文非常讲究，都是错金篆书，文字书写特别注重普及性和统一性。它的字体严谨规范，笔画纤细流利，布局工整和谐，既保持了楚金文清秀优雅的一贯风格，又显示出东周金文圆润遒丽的发展趋向。尽管它的一些字体仍与中原文字有别，但已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南北文字书写交流发展的成果，对于字体向小篆的过渡和书法的发育成熟，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视为战国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金文大都是随铜器一起在模型中铸成的，只有少数是在铜器铸成后刻上去的。无论是铸模形成的文字还是雕刻形成的文字，都难以尽心如意地作艺术化的追求和表现。书法艺术的形成，有赖于文字书写方式的改变，而这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改变，就是毛笔的发明和使用。中国的书法艺术，正是在使用毛笔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旧说毛笔为秦代蒙恬的发明，今已为出土文物证为不确。新中国成立以后，已多次在战国楚墓中出土了毛笔实物，并且有用上好的兔毛制成的毛笔。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观的战国早中期楚墓里，出土有装有毛笔、小铜刀、小铜凿和小铜锯的文具匣，堪称先秦时期的“文房四宝”。1987年，在湖北荆门包山的战国中晚期楚墓中，出土了一支带笔筒的毛笔，其笔毫上还有尖锋，十分精致。在出土的殷商甲骨上，就已可见极少数用墨和漆写成的文字，表明当时已有类似毛笔一样的书写工具。然而，楚墓中较多的毛笔实物的出土，则表明楚人早于蒙恬之前就改制和创造了毛笔。有了铺毫抽锋、富于弹性的毛笔，写字便能粗能细、可方可圆、曲直随意、长短尽兴，毫无滞碍地传达情性、表现美感，这样，文字书写就逐渐升华为书法艺术了。

毛笔被创制以后，又需要寻求适于毛笔书写的文字载体。在纸张被发明之前，作为文字载体而供毛笔书写之物主要是竹简。上述楚墓中出土的“文房四宝”，就是用于在竹简上书写文字的工具。今已出土的周代竹简，以楚国竹简为多，文字资料也最为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在楚墓和楚系墓葬中出土的竹简上的文字，总数已在4万字左右。这不仅是研究楚文字和楚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楚国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就已发表的楚简文字来看，战国中期的楚文字已呈扁平状，结体上有俯仰变化，点画上有波磔之美，略备隶书的形态和笔法，可以说是秦汉隶书的雏形。

细长的竹简毕竟使文字书写受到限制，不能够随心所欲地自由挥洒、充分表现书者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因此，楚人进而选取轻软平滑、宜于书写且便于保存的缯绢缣帛作为文字载体。迄今所见仅有的一件先秦帛书，是建国前在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中出土的。这是一幅长38.7厘米、宽47厘米的丝织品，上有墨书900余字，文字周围还有用朱、绛、青三色颜料描绘的各种神怪形象及树木花草。墨书文字的分行大体均匀，间距基本等同，在力求规范齐整之中又见自然恣放的本色，显得疏密适宜，错落有致;其字体扁平而稳定，端正而严谨，似篆书而略现其简，似隶书又稍嫌其繁，反映出中国文字的形体演变从篆书到隶书的发展趋势;其笔法圆润流畅、潇洒遒丽，直有波折，曲见挑势，于粗细变化中显其秀美，在点画顿挫中展其清韵，充分反映出书者的艺术功力和艺术追求，代表了先秦中国书法艺术的成就。郭沫若曾评价说，它“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世的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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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痛心的是，这件国宝在建国前就被秘密劫往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去了，以致国人难以亲睹其风采。

秦王扫清六合之后，为巩固大一统的秦王朝和发展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采取了“书同文”这一重要措施，规定用简化、规范化的小篆作为全国的统一文字。具体执行并且完成统一文字大业者，主要是初为秦国客卿、后任秦朝宰相的楚人李斯(参见第五章文学，第二节)。秦代以前，战国七雄各霸一方，“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况十分严重。尤其是南楚大国，独行楚语、楚声，典籍中记有许多楚人独用的楚言，“楚辞”就是“书楚语、作楚声”的诗歌，这因此也造成楚文字中的独创字多、特殊结构和特殊笔划的字多的状况。统一中国以后的秦王朝，为了有效地贯彻政府法令、促进各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就必须统一文字。李斯等人受秦始皇之命整理文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整齐的小篆，这在中国的文化史上以及书法艺术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今日所能见到的秦代小篆真迹，有相传为李斯所书的《琅?台刻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多次出巡，所到之处，随行的李斯等人即撰文刻石为之歌功颂德，此刻石便是其中之一。传世的此类刻石还有《泰山刻石》、《峄山刻石》、《之罘刻石》、《会稽刻石》等，相传都是李斯的手笔，但它们的原刻石均已亡佚，今日所见全为翻刻的摹本。《琅?台刻石》的文字，是秦代最标准的小篆书。其形体略长，看得出从修长的金文向圆匀的小篆的演变;其结构平衡对称，其笔画粗细均匀，其章法疏密有致，处处体现出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特征。然而，它工整严谨而不失于板滞，庄重典雅又有圆润遒丽之美，显示出秦代书法艺术所达到的新高度，也反映出李斯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因此，古人依据秦代刻石而对李斯评价甚高。如明代赵宦光说：

秦斯为古今宗匠，一点榘度不苟，聿遒聿转，冠冕浑成，藏奸猜于朴茂，寄权巧于端庄，乍密乍疏，或隐或显，负抱向背，俯仰承乘，任其所之，莫不中律。书法至此，无以加矣。

清代杨守敬则尤为称颂《琅?台刻石》说：“嬴政之迹，惟此巍然，虽磨沥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

历秦入汉的文字演变之过程和书法发展之过程，目前唯独以楚地出土的文字资料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出来。1972年至1974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有竹简922支，共9000余字;出土有帛书28种，共12万字之多。它们全为手抄墨迹，有篆书、秦隶、汉隶和草书。其抄写年代，早的在战国末年，晚者为汉文帝时期，多数则是秦汉之际。篆书的字体，虽然是依秦篆标准，却带有浓郁的楚风，用篆书抄写的帛书甚至还杂以楚国古文。介于篆、隶之间的秦隶，是竹简和帛书上多见的字体，反映出楚地文字不甘于受秦篆规范、保持其战国楚简和楚帛书的风格而继续自由发展的特点，也表明秦王朝并未能以小篆统一楚地文字，楚地文字依然是以传统的“楚隶”为主。一些简牍帛书、尤其是帛书《老子》乙本的文字，结体上已是方正严整，点画上已有明显的波势挑法，完全从楚简和楚帛书上的文字脱胎出来，变为成熟的汉代隶书了。隶书的简捷草率的书写，就成了草书。草隶在马王堆简牍帛书上并不罕见，它们显示了楚人在文字书写中不守成法而随心适意的创造性，也预示了书法艺术重在表达情性的发展趋向。有汉一代，是书法艺术史上隶书昌盛、草书兴起的时代。马王堆简帛文字，早在继承楚国书法艺术传统的基础上，成为汉代书法艺术的发轫之作。

秦汉以至魏晋南北朝，是书法艺术发展成熟的时期，各种书体在这个时期内都已齐备，许多具有艺术个性的书法家也在这个时期内纷纷涌现。“书圣”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以雄逸潇洒、端庄流丽的书法创作，为后世一千余年的书法艺术发展定下了基调。与其它地区相比，楚地自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书法家李斯之后，却在这个时期里无人为继，没有出现闻名天下、影响深远的书法大家。只是到了南北朝后期，楚地才出现有庾肩吾父子。他们虽然不能与王氏父子媲美，但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也有所贡献。

庾肩吾(487―551)，字子慎，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曾官梁朝度支尚书。他擅长诗文，又工书法。唐人张怀?《书断》称他“才华既秀，草隶兼善，累纪专精，遍探名法”，同时又指出他的书法“变态殊研，多惭质素，虽有奇尚，于不称情，乏于筋力”。他在书法艺术上的造诣实不算高，但对书法艺术的研究颇有成就。他撰有《书品》一卷，记载了汉代至齐、梁的工于书法者123人，并且分列九品，各作评论，成为体系完备的书法史论。他在书中高度肯定了张芝、钟繇、王羲之以及楷书、草书在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对后人的书法创作具有指导作用。他的儿子庾信，文名比他更高，亦工行书和草书。唐人韦续在《墨薮?九品书人论》中，列庾信的行、草书为品中之品。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时代，也是书法艺术的黄金时代。书法艺术在隋代实现南北合流之后，一入唐代便迅猛发展。唐初的帝王都爱好书法，并且大力提倡和鼓励书法艺术创作，加之因社会安定和经济发达而形成了艺术创作的良好环境，全国各地的书法家也就应运而生。入唐以后出现的第一位大书法家，便是楚人欧阳询。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主编过《艺文类聚》。传世的楷书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皇甫诞碑》、《虞恭公温彦博碑》等，行书墨迹有《梦奠帖》、《卜商帖》、《张翰帖》等。另外，还作有书法论著《付善奴传授诀》、《用笔法》等。

《书断》评价欧阳询的书法说：

询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犹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操举若神。真、行之书，出于大令，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示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其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

欧阳询的书法初学王羲之、王献之，后来则广泛吸取汉、魏以来诸体的精华，在融汇贯通的基础上别辟蹊径、自成一家。他吸取汉隶和魏晋楷书而别创的“欧体”，于庾劲之中见雅丽，于平正之中见险绝，既有南朝书法的俊逸之风，又带北朝书法的峻峭之意，体现出楚人不拘成法、勇于创新的传统精神，反映出唐代文化兼融南北文化而开新的面貌，因而在当时影响极大，连外藩高丽都派使者前来求购他的墨迹。唐太宗非常喜爱他的书法，让他为其行宫“九成宫”写碑铭，于是他便给后世留下了著名的楷书范本《九成宫醴泉铭》。此碑书是他晚年之作，尽除少时“笔势尚弱”之不足，显得沉静浑厚，意态饱满，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造诣，历代将其与他传世的另一碑书《氏度寺碑》并称为“楷法第一”。后世的大书法家如米芾、苏轼、赵孟畹鹊龋?级运?扑瘫钢痢Ｑ?檎咭布?亍芭诽濉薄＞菟担?苯袢毡痉⑿辛孔畲蟮谋ㄖ健??冻?招挛拧返谋ㄍ诽庾郑?褪茄∮玫摹芭诽濉薄＜/p>

“得询之劲锐，而意态不及”的欧阳通，是欧阳询的第四子。他也善书法，虽然不及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薜稷这“唐初四大家”名高，却也得其父书法之精髓，因而为世人所重。人们将其父子并称，号为“大小欧阳”。

盛唐以至晚唐，著名书法家灿若群星。其中最为耀眼的巨星，是有“颜筋柳骨”之誉的北方人颜真卿、柳公权和有“颠张醉素”之称的南方人张旭、怀素。书坛上的楚狂人怀素和尚，以其“以狂继颠”的艺术创作，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怀素(725―785)，字藏真，俗姓钱，长沙(今属湖南)人。幼时出家为僧，精勤学书，相传其所用秃之笔成冢。他广植芭蕉，以蕉叶代纸练字，因名其所居为“绿天庵”。他虽然是佛门弟子，却不守佛门戒律，常常食鱼吃肉，尤好饮酒，待酒酣兴发，便挥笔疾书，时人谓之醉僧。他的性格狂放不羁，以真情真性坦露于世，继承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楚文化精神。他的书法自然天成，完全是他至情至性的自然抒发和充分表现所致，发扬了楚文化表现自我、抒写性灵的艺术传统。传世墨迹有《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等。

据文献记载，怀素的书法在当时便受到天下人士的赞誉。社会名流如李白、戴叔伦、钱起之等人都作诗称美，用“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拔山伸劲铁”这样的诗句，形象地描述他的草书那种奔放的气势和刚劲的笔力。他的草书虽然与张旭的草书有师承关系，却又不象张旭草书那样“度绝绳墨”，而是“谨于法度”，有若古人所说：“怀素书所以妙者，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故也。”狂而不野，放而合度，飞动圆转，传神导情，这正是怀素草书所体现的艺术风格，这正是怀素书法既尊重传统又勇于创新所达到的艺术成就。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这一点上，怀素与欧阳询是一致的。不过，初唐的欧阳询所重的主要是前人书艺之形，而盛唐的怀素则更重前人书艺之神。怀素自宫：“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他明确地以书法作为畅志抒情的艺术表现，因此，他的书法就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更加充分地显示出自己的艺术个性，从而使书法艺术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并且反映出文化空前繁荣的盛唐气象。

有趣的是，怀素与张旭都是颠狂的草书闻名，而颜真卿和柳公权又都是严谨的楷书著称，可见南北地域文化的传统和氛围毕竟差异很大。四人之中，又以怀素最能使气于书、融情于字，“故能迥出唐诸子右”。怀素的作品由于能让人体悟出书法艺术的真谛，由于能给人以书法艺术创作的启迪，所以深为后人推崇。当代伟人毛泽东，就最喜爱他这位异代同乡的墨迹。

赵宋王朝建立之后，帝王出于巩固一家江山的政治需要而抑武崇文，客观上便促进了艺术的全面发展。在北宋的安定环境中，楚地的文化名人大量涌现。宋代书坛的代表人物，是被誉为“宋四家”的蔡襄、苏轼、黄庭坚和米芾，后两人就都出自楚地。

黄庭坚自幼刻苦学习书法，但曾在长达20年里未能脱去俗气而自成一家，传说后来贬谪在贵州时，入人家中得见怀素的《自叙帖》，于是捧在手里仔细观赏、揣摩了几天，方才恍然大悟，通达书理，从此挥笔便卓然不凡。他的传世名作有《华严疏》、《诸上座帖》、《狄梁公碑》、《松风阁诗帖》、《草书杜诗》、《草书千字文》等等，都被后世学书者奉为典范。他还撰有《论古人书》、《论近世书》、《论书》、《论虫书》等，对书法艺术理论有精深的探讨。

就如同其诗文创作一样，黄庭坚的书法创作，也力求“脱胎换骨”、“点铁成金”，在前人的书体和笔法中翻出奇意，推陈出新。他的楷书学颜真卿体，却是用其笔意而变其笔法，并且讲究字体的结构和布置的章法，从而形成了侧险郁拔、纵横奇绝，平正稳重、凝练潇洒的独特风格。他的草书极拟怀素，但点画笔法较怀素之作更富有变化，显得雄奇奔放、飘逸飞动。近代书法大家康有为在《广义舟双楫》中评论他的行书说：“山谷行书，虽昂藏郁拔，而神闲意浓，入门自媚，若其笔法瘦劲婉通，则自篆来。”在中国文化史上，黄庭坚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很高的创新成就的文学家和艺术家。

宋代有影响的江西籍书法家，除了黄庭坚以外，还有欧阳修和王安石。他们都是诗文革新的代表人物，虽然无意学书，所书文字却能不法古而法天，使气任才而自成一体，故为世人称颂。

米芾(1051―1107)，初名黻，字元章，祖居山西太原，后迁湖北襄阳，自号襄阳漫士、鹿门居士等。曾官宫廷书画博士，迁礼部员外郎，是宋代著名书画家。他的传世书迹较多，有《蜀素帖》、《莒溪诗帖》、《珊瑚帖》、《多景楼诗帖》、《向太后挽词帖》等等。湖北襄樊市内米公祠中，现存清代雍正八年(1730年)摹刻的米芾手书法帖34碣，十分珍贵。

或许是受楚文化传统的影响所致，米芾性格放达，举止颠狂，人称“米颠”，恍若怀素之再生。他学书习帖极广，自称颜、柳、欧、褚诸体、魏晋法帖、秦汉刻石、先秦鼎铭等等无所不学，能够兼取众长，熔为一炉而自铸新体。他的楷书、篆书、隶书均善，但以行书和草书最为工妙。他借行、草以抒情达性，作品因而清雄绝俗、超逸入神。如他的书法代表作之一《苕溪诗帖》，结字乃因意成体、依势生形;运笔则豪放潇洒、沉著痛快;布白又疏朗宽绰、错落有致;诚为合于自然之天道，出于性情之本色的艺术杰作。他继承了怀素畅志抒情的艺术精神，使楚艺术这一优良传统得以发扬光大。

有“小米”之称的米友仁(1074―1153)，是米芾的长子，早年即以书画知名，曾官南宋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他的书风酷似其父，尤善行书，又自成“深奇?缛、肌态半?”的特点。传世书迹有《吴郡重修长成殿记》、《潇湘奇观图跋》、《杜门帖》、《文字帖》等等。

南宋以降，文学艺术的中心形成在江南的吴越地区。楚地由于屡遭兵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大受影响，罕有书艺大家名世。元初，文人在沉重的民族压迫下十分苦闷，乃借诗琴书画来遣心散怀。在书法创作上便醉心于笔墨技巧，因而出现了以赵孟钪?魑??淼亩俗?憷觥㈠?亩?说氖榉纾??⑶页闪擞性?淮?樘成系氖鄙小３┲臼闱榈某?帐醮?常?谠??樘澄茨艿玫胶芎玫募坛泻头⒀铩Ｔ?跛溆锌穹诺某?朔胱诱褚云浔硐指鲂缘男小⒉莸歉呒埠簦?春驼呱豕选＜/p>

明初的文禁严厉，不允许文人自由创造。朱明王朝又将天下善书者招至宫廷，令其为帝王服务，结果导致了丧失艺术个性、形式上雍容华贵和圆润婉媚的“台阁体”书法的产生。统治者大力提倡“台阁体”，排斥楚艺术传统，也就极大地阻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直到明代中叶，社会上逐渐形成了冲破文化专制主义、改变文化沉寂局面的巨大呼声，书法艺术的发展也出现了转机。在文学艺术上首先表达了这一呼声，并且以独具个性的书法创作动摇了“台阁体”的垄断地位者，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楚人李东阳。

李东阳是文坛上“茶陵派”的创始人，既长于诗文，又工于书法，隶、楷、行、草无所不精，而尤以草书为世人叫绝。明人安世凤在《墨林快事》中说：

长沙公大草，中古绝技也! 玲珑飞动，不可按抑，而纯雅之色，如精金美玉，毫无怒张蹈厉之态，盖天资清澈，全不带滓渣以出。

传世草书《自书诗帖》，写得遒劲挺拔，流利酣畅，神采飞扬，而且结体参差错落、千姿百态、不拘一格。由这件作品可以看出，他的草书是腾挪跳跃而不流于狂放，虽自由挥洒而不失之典雅，较充分地反映了他身为台阁重臣又具有革新意识的品性。在台阁体依然盛行之际，他身居高位却能不附强势、不从流俗，写出抒情达性、自成一家的书法妙品，因而对书法艺术摆脱台阁体的束缚而健康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其后，祝今明、徐渭等人便以狂放不羁、纵逸不群的书法创作，更加充分地表现个人的性灵和志趣，从而使楚艺术传统重新得到发扬光大，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

入清以后，楚艺术传统始终被继承和发扬着。清初的傅山、王铎、朱耷等人的书法创作，都具有强烈的艺术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康乾盛世”中，尽管统治者大力提倡赵孟睢⒍?洳?钠秸?の取⑼衩腻?龅氖榉纾?俪闪恕肮莞筇濉钡牟???⑶业贾铝耸榉ù醋鞒淌交?牧鞅祝??牵?词故乔?』实圩钗?舶?墓莞筇宕?砣宋镎耪眨?膊环?肫有劢　⒈浠?喽说穆收嬷?鳌！把钪莅斯帧敝械慕鹋┖椭［疲?谑榉ù醋髦懈?潜善?彼锥?辣脔杈叮?猿列燮嬉莺偷叻湃魍训氖橐战茏鳎?贫?饲宕?榉ㄒ帐醯姆⒄埂３?卦谇宕?捌谏形奘榉ù蠹颐?溃??燎宕?笃冢??氐奈幕??舜罅坑肯郑??氐氖榉??乙脖渤霾磺睿?绾紊芑?⒄旁ｎ取⒀钍鼐础⒃?酢⒗钊鹎宓龋?荚谑榉ㄒ帐跏飞险加兄匾?匚弧＜/p>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年号晰叟，道州(今湖南道县)人，官翰林院编修。他在《晰叟自评》中说：“余学书40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他特别强调学书应熔铸古人，自成一家，于笔墨之中表现自己的至情至性。正是有着这样明确的艺术创造意识和强烈的艺术创造精神，他因此能够在心追手摹周、秦、两汉古篆

和魏晋南北朝古碑刻的基础上，积数十年功力而渐入化境，卓然自立门户，彪炳书坛。他有感于书坛流行馆阁体而导致书风柔弱、书艺僵化的现状，大倡“碑学”，自谓“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扎一派，不甚留意”，因此而成为清代的碑学大师。他的书法创作不带南帖的婉转圆媚之态，尤具北碑的雄健遒劲之骨，对于扭转清代书风起了巨大作用。他的真、草、隶、篆无所不工，行书和草书则为一代之冠。他因而在书坛上享誉甚隆，被称为是书法艺术史上“开辟书苑新天地的巨匠”。

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这三位何绍基的弟弟，也都工于书法，虽然不及其兄名高，笔墨却超拔流俗，时人因而将他们与其兄并称为“何氏四杰”。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湖北武昌人。官至内阁中书，曾为曾国藩门下四弟子之一。他的书法取法甚广，特别是能够继承“汉魏风骨”而变化创新，形成个性突出的艺术风格。近代政坛英杰、学术巨匠和书法大师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对他评价极高：

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其在国朝，譬之东原之经学、稚威之骈文，定庵之散文，皆特立独出者也。

自隋碑始变疏朗，率更专讲结构，后世承风，古法坏矣。邓完白出，独铸篆、隶，冶六朝而作书。近人张廉卿起而继之，用力犬深，兼陶古今，浑灏深古，直接晋、魏之传，不复溯唐人，何有宋、明、尤为书法中兴矣。

康有为感慨书艺不振的现状，愤疾独尊南帖的积弊，于是站在书法革新的立场，出自矫枉过正的心理而盛赞张裕钊的书法。其言词虽然有“过情之誉”，但也说明了张裕钊”兼陶古今”而独创的“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实留，故为涨墨而实洁”的“大悟笔法”之作，确实给人面目一新之感，在晚清书坛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

杨守敬(1839―1914)，字惺吾，号邻苏，湖北宜都人，曾任出使日本大唐黎庶昌的随员。他擅长行、草，笔势纵横，风格独特，因而名重一时，享誉中外，尤其为日本人所尊崇。他在书法理论上颇有创见，指出学书有“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研雅，不落沉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米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这是对楚艺术传统的理论发挥，是在强调书法是表现性灵的艺术创造之基础上、进而强调书法艺术是书者的品格和素养的综合体现。他的观点揭示了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理论指导意义。他的著述甚丰，有《邻苏园集帖》、《学书迩言》、《楷法溯源》等数十种。

李瑞清(1867―1920)，字梅

，自号清道人，江西临川人。他的大篆、隶书、行书和草书均善，但得名则在取法北朝碑书之作。他以魏书的方笔结字，又融入篆书和隶书的笔意，并且创造性地采用颤抖笔法，作品因而既显得雄健坚实、古朴浑厚，又显得波浪起伏、生气勃勃。时人看重他的书法，将他视为“北宋”的代表。然而仿效者“不求深造，一意颤抖效之，古意全失，遂成诟病”。他的名气大，弟子亦多，现代著名书画家张大千即其中之一。

曾熙(1861―1930)，字子缉，号侯园，晚年自号农髯，湖南衡阳人。他的书法创作取精用宏，融通南北，在左右逢源之中别辟蹊径。时逢书坛上崇尚北碑之风大盛，但他却不为潮流所动，坚持自己的审美趣味而取法南碑，并且自称“南宗”，与李瑞清的“北宗”相颉顽，世人因此有“北李南曾”之称。由于他的书法创作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和精深的艺术造诣，就连当时正在书坛上大力提倡北碑的康有为，也对他十分钦佩：

农髯……由圆笔以下穷南碑，故其行、楷各体皆逸。体峻者见气骨，体逸者见性情，所谓阴阳刚柔各有其妙者也。

现代人马宗霍在《?岳楼笔谈》中对他评价更高：“章草不振久矣，虽唐、宋大家、亦于此逊谢，明之宋仲温，略有六朝风度，可谓空谷逸响，然犹从《阁帖》悟入，未能望皇、索之墙也。至曾先生出，知章由隶变，与八分同源，因合分隶以为之，遂尔默契汉矩，奄迈晋规，有清一代，无可位置。”

在现代书坛上，出自楚地的书法名家也犹若星汉灿烂。杨度、黄侃、章士钊、齐白石等人，都以其戛然独造的书法艺术创作，发扬了畅志抒情的楚艺术传统。一代伟人毛泽东，则堪称书法艺术史上的大手笔。他一生中虽然没有条件手摹历代碑帖，却对前人墨迹心追不舍。他那苍劲沉雄、自由奔放、飞动变化、气势磅礴的草书，是槠铸了他的个性和情怀、气质和素养的书苑神品，是世人难以企及的艺术典范。

安徽最早的书法作品始见于寿县发掘的西汉刘安墓墓侧的“汉淮南王墓碑”。其次是宿州市发掘的 “九女坟”附近，一东汉单室墓享堂北壁所嵌的碑刻，文曰： “建宁四年”。建宁为东汉灵帝年号，时当公元171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最为辉煌的时代，这时，安徽地区书法活动也处于鼎盛时期。

一、曹操父子、桓温父子、嵇康的的书法

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不仅倡导书法、广罗书法人才，而且他们本身就是优秀的书法家。《唐人书评》谓： “曹操书，金花钿落，遍地玲珑; 荆玉分浑，瑶岩璀璨。”在陕西褒城 (今属勉县)，13种石刻中，有“衮雪”二字隶书石刻，就是曹操写的，字大逾尺，笔力雄强，有大将风度。他的长文帝曹丕，虽无手迹流传，然唐?张怀?《书断》称其善飞白书，时为宫中戏为写之。前几年在四川省博物馆发现宋拓本《谭帖》，其首页《鹞雀赋》确为曹操次子陈思王曹植亲笔。字体为章草，作于魏黄初三年 (公元222)，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曹植自作自书最长的文字，惜残缺不全，只有12行，137个字。从这些字迹中可以看出，曹植的字确实写得好，结体高古，每个字很规范，笔意十分纯朴，章法布局也很自然，点画之间多雅趣，给人以洒脱、清新之感。

两晋时期，书学成就最高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此时安徽也有些名重一时的书法家，如桓温、桓玄父子。值得一提的是，曾官拜中散大夫的嵇康，他的书法在 “竹林七贤” 中比较突出，张怀?《书断》把嵇康书法列为妙品。他说：“叔夜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竟不在乎笔墨。若高逸之士。虽在布衣，有傲然之色。故如临不测之水，使人神清;登万仞之岩，自然意远。”的是定评。

二、北齐造像碑记

1965年，亳县城关出土一批北齐造像碑记，填补了研究安徽南北朝时期书法状况的空白。经过整理、定名为 《安徽出土北齐造像碑记》(5种)，尚未出版。五种中，最早为大齐天保十年(公元559)，最迟为齐武平二年 (公元577)，与闻名中外的河南《龙门廿品》 为同一时期。

这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书法碑刻作品。充分反映了安徽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水平。这些作品有的全用方笔，气势雄伟，点画厚重，诡形异状，机趣横生，结体用笔多在楷隶之间; 有的方笔圆笔并用。隶味极浓，捺笔有挑脚，未脱八分痕迹;有的全用圆笔，篆多于隶，甚至还用行草之笔，打破书刻墓表峻肃的框框。

从书法角度上说，《安徽出土北齐造像碑记》(5种)有两点值得一提：

第一，原石初拓，字迹清晰。有许多名碑名刻裸露于外，完整的字很少，笔画折损，漫漶不清，椎拓频繁，字形失真。而它因长期埋在地下，出土清洗后便拓，字迹清晰可观，看上去爽心悦目。1400多年前的碑石竟如近日之物，字迹似刚写一般，真是可爱之极!

第二，书法精美，再现龙门。以 《龙门廿品》为例，其精彩部分只不过4品，即 《始平公造像》、《孙秋生造像》、《杨大眼造像》和 《魏灵藏造像》。而亳县出土的北齐造像，毫不夸张地说，它可同龙门并驾齐驱，或者说是再现了龙门，就是在整个北碑中，也是一颗灿烂的明珠。

一、丁道护的书法

隋唐五代时期的安徽书法艺术成就，不如魏晋。隋代统一南北不到30年，其时书法家实际上都是南北朝人，或官于隋，或卒于隋。此时谯郡(今亳州市)出了一名名震四方的书法家丁道护，其生卒年不详，只知道他是隋文帝时人，官至襄州祭酒从事。史书记载丁氏善正书，现在襄阳的 《兴国寺碑》和《启同寺碑》均出丁道护之手。黄伯思《东观余论》谓：“道护不古不今，遒媚有法。”

二、李阳冰的书法

唐代书学风盛，书家众多，对安徽书法活动有影响的是以篆鸣于天下的李阳冰。李阳冰，约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卒年不详，字少温，唐赵郡(今河北赵县)人，李白族叔。曾为集贤院学士，官将作少监，人称李监，在安徽当涂作过官，工小篆。清代学者刘熙载在 《艺概》 中论道： “李阳冰学 《峄山碑》，得 《延陵季子墓题字》 而变化。其自论书也，谓于天地山川、明星辰、云霞草木、文物衣冠皆有所得。虽未尝显以篆诀示人，然已示入毕矣。”又说：“李阳冰篆活泼飞动，全由力能举其身。一切书皆以身轻为尚，然除却长力，别无轻身法也。”李阳冰传世书迹有《缙云城隍庙碑》、《李氏三坟记》、《般若台题名》(清?王昶《金石萃编》，1985年中国书店据1921年扫叶山房本影印) 李阳冰作篆，应规入矩，笔笔中锋，令点画常在笔墨中行。虽细如玉硅，却重似千斤，如锥画沙，骨力特胜。他遗留在芜湖的 《谦卦》 碑及其拓本，为历代书家所重。清代王澍在《竹云题跋》中说： “《谦卦》尤为称绝之作，运笔如蚕吐丝，骨力如绵裹铁。” 由于此碑艺术成就太高，至今仍被习 “玉箸篆” 者奉为圭臬。

一、陈抟的书法

安徽在宋辽金元时期书法活动最盛的要数宋代。在安徽北部，陈抟是位代表人物。陈抟(公元?―989)，字图南，自号扶摇，又号希夷先生。亳州真源人(今十八里区十二里乡陈庄村)。他是位道士，又是哲人。“身在江湖，心在朝廷”，是五代、宋初几位帝王经常请教治世良策的“王者之师”。他潜心研究经学，洞悉时代走向。他上承老庄，下启理学，开启道教门派，自创武术、气功套路，亲身修炼，享寿118岁，成为旷世高人。

我们从明代学者亳州人薛蕙 《希夷先生墨竹短歌》 中 “大书诗画真三绝，价敌宣和六十轴” 两句来看，他还是位于诗书画全能的通人。1981年，西岳华山“西岳庙”内出土一方三段残碑，碑上 “开张天马岸，奇逸人中龙” 十个大字，苍劲秀润，曾被誉为《瘗鹤铭》第二，就是陈抟写的。这一刻石的书体，连同他手书刻在华山的 “五里关”、“寿山” 五个字的遗迹，可以窥见两宋时安徽北方书风受汉碑影响较大，长撇大捺，趋向雄强、宽绰和古朴一路。此时安徽南方书风与北方有异，追求的是晋唐秀雅的风格。最有代表性的要推 “和州三张”。

二、和州三张的书法

张孝祥是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的状元，其状元策，文、诗与字，时称“三绝”。其书法宗颜真卿，清而能劲，真而能放，得霜雪之意，超然于笔墨之外，为当时一流水平。高宗赵构曾赞其书曰：“字画遒劲，卓然颜鲁公也。”(《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现在，广西桂林存他书迹刻石有17件之多，其中有隶书，也有真书和行书。如刻在刘仙岩的 《题刘仲元象赞并跋》真书，颇似王献之十三行; 水月洞中《朝阳亭记》，用笔清劲，点画秀雅，一派晋唐风貌。

张孝祥的叔伯兄弟张孝伯，也是南宋一位知名的书法家。其生卒年不详。从上海博物馆所藏其行书 《辇下帖》看来，虽然只有11行数十字，仍不失为一件优秀的作品。整篇每个字都写得相当认真，又从容不迫。书者深厚的书法功底，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给人一种圆润、浑厚和挺拔之感。

“和州三张” 书法成就最突出的是孝祥、孝伯的晚辈张即之。张即之 (1186―1263)，字温夫，一字樗寮，张孝伯之子。张即之是南宋书坛上首屈一指的开拓者。他的书法熟而不俗，健而不僵，古而不怪，活而不滑。张即之传世作品多为日人所藏，日本高岛氏藏其《?名帖》为其代表之作。通览全篇，清雅动人! 清到空灵的境地，淡墨的使用和疏朗的行款，似不食人间烟火，令人叹服。历代对张即之书法作品评价很高。文征明说：“即之，安国之后，老笔雄健，大类安国所书，稍变而刻急，遂自名家。” ( 《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第980页) 今人陈振濂称他 “锋芒所向披靡，几乎要构成南宋书坛的基本形象，乃至东瀛的日本书坛也为之心折不已，传将过去，奉为万世楷模。”(陈振濂《历代书法欣赏》，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历史上有此一笔，值得今日安徽书坛引以为荣。

三、朱熹的书法

宋代还有位与 “和州三张”齐名的安徽籍书法家，那就是妇孺皆知的理学大师朱晦庵。他的书法家之名被其理学家之名所掩。明王世贞曾说：“观晦翁书，笔势迅疾，曾无意于求工，而点画波磔，无一不合书家规矩。”朱熹擅长“稿草书”，字体一般偏长，结体奇崛清雅，有浓厚的典雅美。特别是那些不经意的尺牍、文稿，笔路饱满，行笔迅疾，沉着痛快，无浮滑游离之笔，多雄强老辣之气。

四、王安石、黄庭坚、米芾在安徽的书法活动

宋时文学家、书法家在安徽活动比较频繁。王安石在含山的《游褒禅山记》 和欧阳修于滁州琅琊山写的 《醉翁亭记》，深入人心; 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于宋元丰三年 (1080) 到吉州太和县(今江西泰和县)任职，经开封到江南，路过舒州，曾游潜山山谷寺石牛涧，赋诗多首，题字之处。其 《青牛篇》 书法刻在石牛涧旁大石上，至今仍依稀可见。他那长撇大捺、迭宕多姿的书风，至今仍使观者大长精神。无为《米公祠》，为北宋书画家米芾知无为军时所建，其 《宝晋斋》所收历代名人书法碑刻，对后世书法活动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五、客居合肥姜夔的书法美学理论

两宋期间，书法美学影响最大的是客居合肥姜夔的 《续书谱》。姜夔(约1155―1221)南宋词人、音乐家。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 (今江西鄱阳) 人。此书是对唐孙过庭 《书谱》 的补充，故名《续书谱》。根据文献记载原有20则，现存18则。顺序为： 总论、真书、用笔、草书、用笔 (与前有异)、用墨、行书、临摹、方圆、向背、位置、疏密、风神、迟速、笔势、血脉、书丹。姜夔书法很好，他所论的都是切身的体会，与《书谱》一样，历来为书法家所重视。他行文浅显，不作高论，比起《书谱》来，拥有更多的读者。

一、明皇室对书法的贡献

书法到了明代，每况愈下，其成就前不及晋、唐、宋，后不如清代。但是，此一时期，安徽书学却有两大特点。

第一，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使书法大普及。除朱元璋外，成祖、仁宗、宣宗、孝宗、世宗、及万历神宗朱翊钧，七八位皇帝都笃好书法，提倡书学。神宗朱翊钧还编了一部 《草书辨体》工具书，由汉至元，共辑125人，一字一形或一字多形，连重文共收17 000余字。以四声为序，1、2卷平声，3卷上声，4卷去声，5卷入声。为查找书法家和辨认草字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所以明代书法活动的普及程度是空前的。据当今权威工具书对各时代书法家的统计，唐代为1253人，宋代915人，元代495人，明代1594人，清代1063人。明代书法家人数最多。正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 中所说： “明人类能行草，其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这种广泛普及性大有好处，它使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

第二，明代帝王崇奉道教，以道教闻名全国的齐云山 (白岳) 在安徽休宁境内。当时来这里拜谒的文人雅士很多，留下了许多手迹，后人有 “明代书风尽在白岳”之说。安徽享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遍布齐云山的摹崖石刻有1000多块，其中一半为明代人所书。他们中有文人墨客，有地方大小官员，更有明四家唐寅、文征明等人。这些被郁达夫形容为 “百里金石卷，千秋笔墨图” 的摹岩石刻，对安徽当时和后来的书法活动，无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明代詹景凤的书法

明代安徽出现了一位与明四大书法家差可比美的书法家，那就是休宁人詹景凤。詹景凤字东图，号白岳山人，生卒年不详。初为南斗掌教，终吏部司务。他的草书艺术，评者谓：“狂草若有神助，变化百出，不失古法，可与祝京兆狎主当代。”试看詹氏书写的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诗，连名款共6行，结字章法经营巧妙，字态飞动，如急风骤雨，墨色轻重适度，浓淡相宜，转折顿挫方圆兼施，足可看出詹景凤从帖学中深悟狂草书作之三昧。

三、 清代程瑶田、 姚鼐、 梁的书法

清代安徽书学丰富多采，成就较高。康有为在 《广艺舟双楫》中将清代书学作这样的划分： “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 乾隆之代，竞讲子昂; 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 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祝嘉先生据此概括为：清代书学，当以咸丰为界。咸丰以前为帖学期，咸丰以后为碑学期。

帖学期间，成就最高为刘 (墉)、梁 (同书)、翁 (方纲)、王(文治)。然这一时期，安徽有三位书法家不让于此四家。首先是歙县程瑶田 (1726―1814)。钱林 《文献征存录》说他： “精考据之学，隶书出入晋唐，精妙无比。” 程瑶田亦善篆刻，工音律。《扬州画舫录》谓瑶田： “尤精铁笔，书法步武晋唐，均为其学问所掩。”他所写的书学理论著作 《笔势小记》，更为时人所赞。梁同书说： “江南程瑶田 《通艺录》笔势一条，讲得最精，前人未曾道过。”

另一个是桐城派文学家姚鼐(1713―1815)。包世臣《艺舟双楫》说：“惜抱晚而工书，专精大令，为方寸行草，宕逸而不空怯，时出华亭之外。其半寸以内真书，洁净而能恣肆，多所自得。”姚氏在馆阁体成风的当时书坛，能冲破董其昌书风的牢笼，直追王献之，“纯以天趣胜，冲远秀逸，绝无尘垢，羚羊挂角，神韵独绝”(孙玄常《清代书学概论》)，确实难能可贵。当代书论家叶百丰对姚鼐更是推崇备至： “惜抱之书，乃以韵胜，其风神萧散，又超越时贤。暮年之书，清疏枯淡，韵度闲逸，如高人胜士，由于胸中书卷浸淫酝酿所致，无一点尘俗气。”

还有一位就是与梁同书齐名的“南北二梁”的梁，字闻山，号松斋，亳州人。其生卒年待考。杨守敬在 《学书迩言》 中，高度评价梁的书法：“山舟领袖东南，闻山昌明北宇，当时有南北二梁之目，诚为墨林之双璧。山舟与张燕昌论书，发明阃奥; 闻山论用笔中锋，独谛真言，俱可谓度书之金针也。”有识者论其书曰： “楷书章法谨严，用笔刚劲沉着;行草气势酣畅流利，蕴藉潇洒飘逸， 如碧梧翠竹， 圆润秀雅，清和宜人。”梁还是位书法理论家和书法教育家，著有 《评书帖》和 《承晋斋积闻录》等多种论著。《评书帖》为梁氏随笔杂记，殁后由他人搜集整理而成，共141则，或言执笔法，或评书家优劣，或论碑帖源流，以论笔法为多。 梁在主讲寿春书院、 设帐课徒时， 发现邓石如为学生刻印和书写小篆扇面，叹其有才而惜其未谙古法，遂介绍邓氏去自己好友江宁梅槿家作客，为邓石如苦学创造了条件，可谓当时书坛上的 “伯乐”。

四、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

帖学走向极端，被一种乌黑、方正、光润的书体所代替，官场试卷也要求将字写得“光、滑、方、正”。士人要入仕途，书写考卷，必须具有 “乌、方、光” 的本领，这就是 “千人一面”、“千手雷同”的馆阁体。中国书法到此地步，已经走向“死胡同”。

就在这时，怀宁邓石如(1743―1805)，号完白，又号完白山人，以一位布衣书法家改革者的姿态，冲出所谓 “馆阁体” 的重重包围，顶住钱玷、钱伯?辈的诋毁，无视翁方纲等人的攻讦，不怕孙星衍、洪亮吉、汪中的鄙视，睥睨群伦，不改初衷，在篆、隶、真、行诸体上，继续自己的艺术追求，走上一条自己选定的特殊道路。这就是“金农、郑燮发其机，阮元导其源，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康有为助其澜” (丁文隽 《书法精论》) 的碑学，构成了中国书坛上强大潮流的 “反动”，也是继中国书法史历经的汉魏、晋唐两个高峰之后，“碑学期” 的第三个高峰。

对于这位开宗立派、超越晋唐的布衣书法家，沙孟海道：“清代书人，公推为卓然大家的不是东阁学士刘墉，也不是内阁学士翁方纲，偏是那藤杖芒鞋的邓石如。”(《近三百年的书学》)邓石如工四体书，而以篆隶成就最高，影响最大。邓石如篆书的成就主要在小篆自秦代起，因实用起见而千笔同圆，整齐划一而无生趣，艺术价值不高。从秦相李斯始，历代都有写小篆的人，但终成者不多，至唐中叶，李阳冰写小篆以笔画爽劲而名于世，被称为“铁线篆”。此后千余年间，凡写小篆以小篆者无出其石，浅薄力弱。唯石如小能冲破蕃蓠，一新李斯、李阳冰面目。“山人篆法，以二李为宗，而纵横捭阖之妙，则得之史籍，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故字体微方，与秦汉当额文为近”综观邓氏法书，除了结体偏长以外，在用笔上隶作篆，方笔圆笔兼用，在书写工具上改用长锋羊毫，提按起倒，富于变化，大大丰富了篆书用笔，特别是晚年书篆，线条圆润厚重，雄浑苍茫，一片化境，为千年来第一人。

邓石如的隶书，取各种汉碑之长，在分隶上写出了水平。包世臣在 《邓石如传》 中说邓石如 “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飨十五本……其分书则遒丽淳质。变化不可方物，结体极严整，而浑融无迹，盖约峄山国之法而为之。故山人自渭： ‘……山人移篆分，以作今隶，与瘵鹤铭，梁传中石阙法。’”可以看出，邓氏书隶脱胎于汉，取力于魏，其结体谨严，用笔峻拔，貌丰骨劲，锋芒四杀，震摄人心，极富个性。晚年……篆草笔法作隶，出神入化，淋漓尽致，脱尽古人形迹，变化不可方物。邓石如楷书成就不及篆隶，但跨唐越宋，直趋南北朝，形成了自家面目。

五、包世臣与项怀述的书法美学理论

与邓石如同时而稍后，安徽还有位与邓石如并驾并驱的书法家，那就是《艺舟双楫》的作者泾县安吴包世臣 (1775―1855)，他字慎白，晚号倦翁。包世臣的贡献，主要是书法美学理论。他的书学研究，从15岁问笔法于族曾祖包植三开始，直到晚年不衰。包世臣于清嘉庆七年 (1802) 在镇江认识邓石如，此时邓石如已经60岁了。邓石如以包氏能赏识他的书法而感到欣慰，包世臣拜邓石如为师，两人遂为莫逆。

包世臣对自己的书作很自负，他在《倦翁自评》中云：“余得《张猛龙》诗碑，始悟其法，作草虽纵逸互相，其环转连属…而用锋洁净，牵掣悉归平直，无一笔伤偏软缭绕，作真心斩尽枝叶…无一刻板纸上，笃守此法，盈科而进，未尝不具放海之势。”其后书法家兼及理论家杨守敬则实事求是地评道： “慎白以侧锋为宗，所著 《艺舟双楫》遂以风靡天下，然而自拟为右军后一人，未免自信太过。何子贞讥其不能平直自由，亦为过毁”(《学书迩言》)。其实，包世臣的贡献……他的 《艺舟双辑》是书法美学史上总结性的著作，有“述书”3篇、“历下笔谈”、论书诗、清代“书品”，“答吴熙载九问”及 “答三子问”、《书谱》辨误、删定 《书谱》、“十七帖疏证”、“与吴熙载书”、“皖白山人传”及题跋杂著等。包氏所论，多有独到之处，对于碑学的兴盛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自清至今，深入人心，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今天，似乎没有一人能够超过他。

与此同时，安徽还有位书法理论家项怀述，他撰写的 《隶书汇纂》共10卷，是在顾蔼吉《隶辨》的基础上，加以删改，将原以宋体部韵编次，改用《康熙字典》部目重编，删去考证之语，每字下分注碑名，并引用碑语，为学习隶书者提供检阅的方便。

清代安徽还有不少画家能书者，如渐江、梅清、汪之瑞、查士标等，其中成就较高的是查士标(1615―1698)，字二瞻，一号梅壑散人，自号后乙卯生。其书宗米芾，极似董其昌。他的字同他的画作一样，疏淡清新，圆润秀美，洒脱爽利，气韵生动，充分显示了文人的气息和学者的风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