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的兴起和发展

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既是独立于官学制度之外的学校制度，又是与教育密切结合的学术研究机构。它发轫于唐，初为私人读书治学之地，以书院之名标榜自己的书屋，而后才逐步发展为私人讲学和宫廷藏书、校书与集贤征询、侍讲之所。至宋初形成制度，南宋时大盛，迄明、清发达完备，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教育制度。书院制度对于传递我国古代文化，传播学术思想，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学术人才，丰富教育理论与经验，均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是对理学的传播和发展起着特殊的作用，在我国古代文化、教育和学术发展史上占居重要的地位。

一、书院兴起的原因

书院的兴起和盛衰，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以及学风社风有着直接的联系。我国书院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是在特定的思想文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并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兴盛或衰落。

(一) 官学的衰颓

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分裂割据，政局动荡，经济萧条，社会紊乱，因而造成 “学校废而礼义衰”的局面。宋承五代丧乱，又忙于统一国家、巩固集权，宋初80余年间未兴学设教，士子“病无所于学”。后虽经庆历、熙宁、元丰和崇宁几次兴学，但重点都放在发展官学和培养举士上，把士子尽引向竞奔仕禄之途，因而学校徒有其名，而无教养之道和育长人才之实。朱熹曾指出：“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师生相见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 ( 《朱文公文集?学校贡举私议》卷六十九) 州郡县更是形同虚设，名存实亡。虞俦曾上书指出：“窃怪夫近来州郡之学，往往多就变坏。士子游学，非图啜鹗以给朝夕，则假衣冠以诳流俗……举天下皆然，则实关事体也。”(《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在官学如此衰败的情势下，不少有志于兴教设学的儒家学者，为了挽救学校之不济，匡振教育之复兴，乃别创书院，聚徒讲学，培育人才，为社会国家之用，于是书院便应运而兴起，并日益发展而成为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学校教育制度。此乃书院产生和兴起的直接原因。

(二) 理学的发展

书院的兴起和发展同理学的兴盛发达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理学家们为了传播理学思想，进行理学研究，拓展理学阵地，培植理学势力，扩大理学范围，都积极致力于创立书院，作为开展这些活动的基地。理学兴起，书院亦随之而兴起; 理学发展，书院亦随之而发展; 理学鼎兴，书院亦随之而鼎兴。反过来，书院的兴起、发展和鼎兴，又促进了理学的研究，加速了理学的扩展，推动了理学的繁荣。如北宋时期，理学初兴，理学家们纷纷聚徒讲学，书院随之兴起。南宋时，理学大盛，理学名师巨儒竞相创立书院，广收门徒，传授理学，书院亦随之而鼎盛。据统计，宋代一朝全国共有书院397所(一说为229所)，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陈元晖《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再从理学名流学派及其活动地区看，他们大多生长及活动在文化荟萃、经济发达的江南、东南地区 (如赣、浙、湘、闽、皖等省)，因此这些地区的书院最为发达。诸如朱熹、吕祖谦、陈亮、叶适、薛季宜、陈傅良、陆九渊、杨简、张?等理学巨儒及其学派大都在其所活动的赣、浙、湘、闽地区，创建或修复书院，主持、讲授理学，所以当时这些地区理学最为发达，书院亦最为昌盛。特别是这些名师巨儒都是以研究、讲授理学，传道、授业、育士为己任，并以此作为书院的根本任务和活动中心，倡导自由探讨、自由讲论、自由择师、自由研究学问，具有教学得法，教育质量好，成就人才多等特点，为书院树立了威信，扩大了影响，四方学子不远千里而奔趋书院从师，受业问学。总之，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书院的兴起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而书院的发展又为理学的传播和研究提供了基地，推动了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与普及。彼此互为条件，互相推动，从而促成了书院的发展和理学的繁荣。

(三) 私学传统的激励

我国自古就有私人办学、讲学的优良传统。孔子首创私学，给后世二千余年留下了积极的影响。两汉、魏晋、隋唐时期，许多经学大师、居官名儒或退官经师，以及隐居学者，大都积极创建私学，广收弟子，传经授业，程度高者时称 “精舍” 或 “精庐”，程度低者时称蒙学、家塾。至宋代，发展为书院，这是私学发展的最新组织形式。考察我国古代私学兴盛的历史，大都是在社会动乱、官学衰微、仕制腐败、学派蜂起、学术思想活跃等时代。其原因： 一是社会政治紊乱，政府无暇或被迫放松对社会讲学的控制，因而为私人兴学提供了条件;二是有意上进之士，无所于学，又不耻于仕进，为不荒废学业，必求师问学于私人，在学问上求得发展; 三是有志于教育的名师大儒，为匡救教育之不济，谋求人才之振兴，纷纷创办私学，传道授业，培育人才; 四是学派兴起，学术活跃，为私人自由设学授业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和丰富的教学内容。这些因素和条件在宋代均很成熟，因而私人兴学之风盛行，书院随之兴起，并以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出现而赢得社会与学界的信誉和支持。所谓“全新”，是指书院既不同于以往专事讲经、读经的私学，也不同于官府严密控制、教学刻板、专门培养官员的官学，而是以自由讲学、自由择师、自由研究，师生共同探讨、相互问难为特点，以培养学术人才为主要目的的一种学校教育组织。所以，书院一兴起，就以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我国私学发展的最新组织形式和最高阶段。

(四) 排佛尊儒的推动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唐宋盛极一时。特别是唐王朝的大力推崇，佛道庙寺道观密布全国，信教传教活动极为广泛，严重威胁儒学的地位和儒家思想的传播，阻碍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与彝伦美俗的形成，迷乱人心，动摇根基。所有这些与儒家以文教为立国之本的思想绝然相悖。所以儒家历来就有排佛、反老的传统，宋儒排佛尤烈。如朱熹曾尖锐抨击佛道泛滥之危害：“今佛老之宫遍满天下，大都至逾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百，而公私增益，其势未已。至于学校则一郡一邑，仅一置焉，而附郭之县或不复有，盛衰多寡之相绝，至于如此，则邪正利害之际，亦已明矣。” ( 《白鹿洞志》 卷二) 朱熹还在请修复白鹿洞书院奏折中指出： “考此山 (注： 指庐山)老佛之祠，盖以百数……独此儒馆莽为荆榛，……然此洞之兴，远自前代，累圣相传，眷顾光宠，德意深远，理不可废。况境内观寺钟鼓相闻，殄弃彝伦，谈空说幻，未有厌其多者，而先王礼乐之官，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稀阔，合郡与县，仅有三所; 然则复修此洞，盖未足为烦”(《乞赐白鹿洞书院敕额》)。自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以后，儒家名流学者纷纷仿白鹿，别设书院，聚徒授业，宣传儒学，维护儒教，以抗衡佛道势力的扩散。由上可见，书院的兴复往往是儒家为了排佛尊儒并在其斗争中兴建发展起来的。应当指出，书院也吸收了禅林活动的某些特点，如仿禅林择优美幽静的山林胜地; 设洞主、山长主持书院教育教学; 教学方式方法上，仿禅林讲经授法、讲学问教; 学禅林“坐禅”、“入定”，主张静坐、内省; 等等。这是书院接受禅林教育影响的一面。

(五) 庶士阶层斗争的需要

唐宋以来，社会上出现了庶士阶层，他们是一批代表中小地主利益而无门阀品级身份的社会新生的政治势力，但社会一切权力均为门阀士族所把持。庶士阶层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强烈要求跻身于统治集团，参与政权，发表政见，批评政弊，改革时政，并成立自己的教育机构和学术组织等，以扩大庶士阶层的势力和影响。于是，他们纷纷创立书院，通过自由讲学的形式来组织力量，开展活动，以求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以说，书院的兴衰同政治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在庶士阶层同门阀士族的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并随着斗争的起伏而呈现出时兴时衰、时起时落的状态。如北宋时期，官府为巩固政权的需要，三次兴学，使刚兴起的书院大受挫折，沉寂了一百多年; 但也有一些学者转入私人讲学，培植人才，积蓄力量，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南宋宁宗庆元间 (1197) 发生 “庆元禁学” 事件，将道学打成 “伪学”，赵汝愚、朱熹、杨简等59位道学家打成“逆党”，加以迫害，禁止其活动，书院为之一度消沉。稍后，宁宗取消对道学的禁令，改正对道学家的迫害，道学重新获得发展，书院亦随之得到更大的发展。以上充分说明，书院的兴起是庶士阶层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其兴或衰是与政治斗争的形势紧密相关联的。

综上所述，书院是在官学衰颓和理学兴起的形势下直接产生的，是在庶士阶层崛起、排佛尊儒需要及思想政治斗争中发展和兴盛起来的，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满足了士人读书习业的要求，并弘扬、发展了我国私学的优良传统，成为我国古代一种崭新的学校教育制度。

二、书院发展概况

安徽在全国是书院产生最早，也是最发达的一个省区。早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安禄山反唐，次年攻入长安，李白为避乱隐居宿松、太湖间，相传他曾读书于太湖县北司空山中，其室名 “太白书堂” (今遗址还立有镌刻 “太白书堂” 四字巨石一块)，山中诸生与书堂相近者，亦读书其中。这是安徽最早的一所书院，也是全国最早的私人书院之一。至宋时，书院兴起，并形成制度，历元、明、清之发展、勃兴以至鼎盛，成为皖地最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从宋至清安徽共有多少书院，据近人吴景贤《安徽书院志》记载有265所; 民国 《安徽通志稿?教育考?书院》记载有254所。实际上，安徽书院总数要大大超过这两个数字。从我们现已掌握的材料看，从宋至清各朝书院累计总数至少有420所以上，其中宋代约有34所，元代约有44所，明代约有138所，清代约有203所。

(一) 宋代书院

在赣浙等省书院迅速兴起的影响下，安徽书院也很快发展起来。据考，北宋时期建有书院6所。其中绩溪2所： 一为桂枝书院，宋景德四年 (1007) 胡忠创建 (绩溪 《胡氏龙井派宗谱》 卷一。转引自1998年国际徽学研讨会论文： 李琳琦 《徽州书院略论》)，为宋时安徽最早创立的书院之一。二是乐山书院，宋政和间 (1111―1118) 许润创建 (康熙 《徽州府志》 卷十五 《人物志四?隐逸》; 同上引)。婺源2所： 一是龙川书院，天禧间 (1017―1021) 张舜臣建，与胡炳文等著述于此 (民国 《重修婺源县志》 卷七 《书舍》; 同上引)。二称四友堂，院址在婺源大畈，为北宋西京文学汪存讲学之所 (康熙 《徽州府志?人物?隐逸》 卷十五)。阜阳1所： 西湖书院，宋仁宗皇钓元年 (1044)颖州郡守欧阳修爱府西湖之胜，因建书院，集贤治学。和县1所： 古和书院，宋哲宗元钓(1086―1093) 间建。(吴景贤 《安徽书院志》)

南宋时，安徽书院发展甚速，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8所。

歙县6所： 紫阳书院，宋理宗淳钓六年 (1246) 为纪念朱熹郡守韩补创建，理宗赐“紫阳书院”额。西畴书院，宋末鲍寿孙、元曹泾、方回皆讲学其中。秘阁书院，在西溪，为宋直秘阁汪叔詹、汪若海建。灵山精舍，在山泉，约理宗时建。江东道院，宋建，在府南门内古郡学遗址，元时曾与紫阳书院两易其地，后废。友山藏书楼，在许村，宋处士许友山、洪寿建并读书其中 (康熙《徽州府志》、道光 《徽州府志》、民国 《歙县志》)。

休宁4所： 柳溪书院，在城内，宋硕儒汪莘讲学处，明末被毁。西山书院，在会里，宋龙图阁学士程大昌建，以淑学者。秀山书院，在藏溪南山之阳，宋汪若楫建。竹洲书院，在商山，南宋绍兴进士吴儆建 (康熙 《徽州府志》、吴景贤 《安徽书院志》)。

婺源4所：万山书院，在九都金竺，宋程传宸建。醉经堂，在九都金竺，宋饶州府助教程忠建。心远书院，在龙井，宋乡贤俞

讲学处。 山屋书院， 在许村， 宋许月卿藏书、 读书处 (民国《重修婺源县志》 卷三、六、七)。

绩溪3所： 槐溪书院，在县东，宋厚熙间 (1174―1189) 戴季仁建。云庄书堂，在狮子峰，宋淳熙间汪龟从建。东麓书院，在华阳镇，宋侍郎殿中胡舜涉建 (康熙 《徽州府志》 卷七)。

太平1所： 天门书院，宋理宗时 (1225―1264) 建 ( 《续文献通考》)。

泾县1所： 峨岱书院，宋进士文澄源等建。

当涂2所： 天门书院，宋淳钓六年 (1246) 守臣孙垲建，九年 (1249) 理宗赐 “天门书院” 额。元、明间屡废兴，清同治三年 (1864)移建，旋复废。丹阳书院，宋景定五年(1264)建，理宗赐 “丹阳书院” 额。后颓废，元时重建。明天启间改为公馆。

贵池2所：八桂书院，宋淳钓八年(1248)提举周必正建，以庭植八桂故名。嘉定间改为贡院。齐山书院，宋代建，至元犹存，后废。明正德九年 (1514) 重建。

无为2所：林泉书院，宋枢密王之道读书之地。芝山书院，宋代建 (建置过程不详)。

舒城1所： 龙眠书院 (旧称龙眠山庄)，为宋李公麟读书处。元至顺间 (1330―1332) 知县燮理溥氏建为书院： 明时重建。

六安2所： 龙山书院，宋汪立信读书于此。武涉书院，宋焦氏兄弟读书于此。建置过程均不详。

由以上书院建置与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如下特点： (1) 宋时安徽书院由北宋初建，至南宋兴起。北宋时已有6所，南宋时已发展至28所，增长4.5倍，而且绝大多数是建立在南宋后期，这与全国书院发展的特点相一致。(2) 宋时安徽书院除少数 (仅有4所) 分布在江淮地区外，绝大多数 (30所) 集中于徽州及江南经济富庶、文化荟萃地区，反映了当时全国书院在地域上分布的特点。(3) 宋时安徽书院也同全国一样，绝大多数为私人创建，而且不少先是私人读书治学之地，而后才发展为书院。官办的书院仅有4所 (阜阳西湖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当涂天门、丹阳书院)，且有3所是由皇帝赐额题名; 但主持或主讲者仍聘请私人，自由讲学，自由收徒，自由择师，仍具有私学的性质 (至多为半官半私)。(4)有不少书院由硕师名儒主持讲学，如宋儒程大昌主讲休宁西山书院，硕儒汪莘主讲休宁柳溪书院，曹泾等主讲歙县西畴书院，文澄源主讲峨岱书院等。因此，书院教学质量很高，赢得了社会信誉，诸县学子竞相前来受学进业。(5) 书院教学内容均为儒家经典 “四书”、“五经” 和程朱理学，以培养明经义、识义理的士人(或学人)为主要任务，一般不以举业仕进为目的，这是宋时安徽书院、也是全国书院共同的最重要的特点。所有这些特点构成了书院教育独具的特色，为安徽及全国以后书院的发展和勃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元代书院

蒙古族入主中原及江南以后，为了建立和巩固统一的封建大帝国，一方面利用军事力量加强对汉民族的镇压和统治; 另一方面采取 “汉法”政策，效法汉人统治方法，并利用汉人以加强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的控制。其主要措施，除争取和吸纳宋代原有文武官员及知识分子，帮助其管辖统治外，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崇儒尊孔”、推崇理学的方针，继续实行科举制度，保护和鼓励学校教育与书院制度并举的对策，企图吸引汉族士人为其服务，缓和汉民族的反抗情绪。在这一方针政策的推动下，元代书院较之前代有较大发展。同时，由于南宋一些有民族节气的名儒学者。入元不仕，隐而创办主讲书院，收徒授业，因而促进了元代安徽书院的发展。诸如： 徽州汪维岳，自比陶渊明，读书讲学于歙县友陶书院; 曹泾入元不仕，讲学于西畴、初山两书院; 胡一桂退而创建并主讲婺源湖山书院; 汪一龙退而讲学于婺源紫阳书院; 等等。所以，元代安徽书院有所发展。

现根据有关资料初步统计，元代安徽新建书院有35所，保留、修复或重建前代的书院有9所，共计44所。

歙县11所： 师山书院，在师山，元儒郑玉建。友陶书院，在从睦，元初汪维岳建。初山书院，在石耳山，元初曹泾讲学地。凤池书院，在深渡，元末姚琏讲席地。斗山书院，在府东城斗山上，元明间士人在此作精舍讲学。嘉靖十年 (1531) 知府冯世雍葺为精舍，万历间改为书院，后多次重修。三峰精舍，在槐塘，元末唐仲实讲席地。枫林书院，在石门，元末朱升建。南门书院，元时建，“明初毁于兵，后唐桂芳请于部使佥宪黄公庭桂及郡守魏公珍，卜地东门，鸠材僦工，阅六月而成” ( 《紫阳书院志》 卷十三)。另，保留前代书院有紫阳、西畴和江东道院三所(以上均见康熙及道光 《徽州府志》、民国 《歙县志》 等)。

婺源5所：晦庵书院，在文庙前，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知州汪元奎建。明经书院，在考川，元至大三年 (1310) 里人胡淀建，至正十二年(1352)火于兵，明、清屡次重建。阆山书院，在阆山，元至正间行枢密院判官汪同创建。石丘书院，在考川南，元末里人胡孟成建。湖山书院，在太白，元乡贤胡一桂结庐讲学于此 (以上见康熙 《徽州府志》 卷七、民国 《重修婺源县志?学校》 卷六)。

休宁6所： 南轩书院，元至元间 (1264―1294) 汪士逊曾任山长。商山书院，在浯田，元行枢密院判官婺源汪同建。东山精舍，在龙源，元儒赵?建。共学斋，在东山，元儒赵?讲学所。万川家塾，在万安，元里人汪德懋建。另，保留前代的有柳溪书院1所 (康熙 《徽州府志》，康熙 《休宁县志》，弘治 《徽州府志》等)。

绩溪1所：

阳书院，在仁里，元忠显校尉海州同知程?建，元末兵毁，明弘治间重建。

黟县1所： 集成书院，在黄村，元至正十一年 (1351) 里人黄真元立义庄，内建义学曰集成书院，教族中子弟。

祁门5所：竹溪书院，在北隅，元方贡孙建。乐安庄书舍，谢俊民建，与汪克宽讲学于此。查山书堂，在西坑，元汪时中构为讲肄之所，后废，明重建。中山书堂，在桃墅，元里人汪应建。遗经楼，在霞阜，元儒汪泰初建，储经籍，延倪道川讲学。

当涂4所： 采石书院，在采石镇，元至元十四年 (1277) 儒士赵必晃请建， 明清间重修。 东川书院 (王

《元代书院考略》，《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另，保留前代的书院有天门、丹阳两所。

贵池2所： 齐山书院，八桂书院 (均为保留前代的)。

芜湖1所： 汝临书院 (王

《元代书院考略》， 《中国史研究》 1984年第1期)。

无为2所： 秀溪书院，在城北门外贾家湾，贾氏建于元至正八年 (1348)。兴文书院，在州学前，建于元至正八年 (1348)。

望江1所： 慈湖书院，元至元间 (1335―1340) 王幼学读书讲道著纲目集览于此。

合肥2所： 三贤书院，元时建，祀包拯、马亮、王希吕，后废。 西岩书院 (见王

《元代书院考略》)。

舒城1所： 龙眠书院 (保留前代)。

六安1所： 怀德书院 (王

《元代书院考略》)。

宿县1所： 文山书院，传闻元监郡木撒飞在此尽心课士，特起东斋。

从以上书院的建置和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如下特点和发展趋势： (1) 元时安徽书院较前代有所发展，除保留或修复前代的部分书院外，还新建有35所，约占其书院总数44所的80%，这说明元政府比较注重书院教育的发展和保护原有的文化教育。(2)元取代宋后，不少儒家学者入元不仕，退而创办或主讲书院，作为隐居避世之所 (如前所述)，这是当时安徽书院发达的重要原因。(3) 元时安徽书院仍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徽州及沿江地区，但也开始向皖中、北地区发展，如合肥、舒、宿等地已发展有5所。(4)元时安徽书院绝大多数仍为私人创办，约占总数的90%; 但也开始出现向官学化发展的趋势。如宿县文山书院，由元监郡木撒飞亲自课士;婺源阆山书院，为行枢院判官汪同创建;晦庵书院，为知州汪元奎创建等，说明官方逐渐控制书院工作。(5) 当时绝大多数书院由名儒名师主持和主讲。如胡炳文主讲明经书院，郑玉、鲍元康主讲师山书院;曹泾主讲西畴、初山书院;汪一龙主讲晦庵书院; 胡一桂主讲湖山书院，等等。而且，坚持自由讲学、自由择师的学风，因而书院教学质量一般都较高。书院教学的内容主要是讲授程朱理学，这与元政府重视理学的政策和理学发展的形势相一致。以上特点和发展趋势在明清时期的书院发展中进一步加强。

三、书院的历史地位及贡献

安徽在全国是书院产生最早、发展较快的省份之一。据统计，宋元两代安徽书院在全国书院中所占的位次，宋时居第四位，仅低于江西、浙江和湖南三省;元时跃居第二位，多于浙江和湖南，足以说明安徽书院在全国中的地位。再从其作用与贡献看，首先在教育方面，由于它是一种新型的学校教育组织，坚持自由讲学、自由收徒、自由择师和师生共同探讨、互相问难等教学形式，注重学风建设和人才培养，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 不少书院由名师巨儒主持和主讲，吸引了大量有志于学的青年学子及社会名士前来深造，培养造就了不少有学有识的人才; 等等。这与专注培养官员、热衷仕禄、竞奔科场、追名逐利的官学是迥然不同的。其次，在文化学术方面，由于宋代理学勃兴，元代又推崇理学，所以宋元两代的书院均以传授理学、讲授经籍为主要任务和活动阵地，尤其是理学名儒主讲的书院，注重理学理论的研究和儒家经义的阐发，这不仅推动了理学的发展和儒家思想的传播，促进了理学队伍的形成及理学研究阵地的开拓; 而且，对于理学领域的深入研究和儒经义理的深入发展，对于活跃学术思想，承传文化传统，开启新的士风学风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安徽及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