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

道教十方常住执事人员之一。买办与夜巡、洒扫、钟板、巡田、巡山、老人堂主、官木匠、官裁缝、副殿主、行堂、侍者、知随、小典造统称“散单执事”。主要负责常住内所需什物的采购等。欲购之物，均须与库房酌议，不得随意行事。购物须核算，不可多花费，收支应平衡，一月一结算。当此职者应谨慎节俭，清正廉洁。倘有徇私舞弊、帐目不清等不称职或渎职之事发生，必予处罚，重者迁单(即逐出本常住)。

“买办”两字出现较早，明末已有人从事此项职业。那时，外商船舶到广州，不准登陆，由官府委派一个懂外语的中国人上船看货议价，并为外商代办土货回国。当时买办听命于中国官府，这同近代意义上的买办性质完全不同。

上海开埠后出现的第一个买办是宁波人穆炳元。他在英军攻陷定海时被俘，卖身投靠。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年），英舰侵沪时，穆已熟习英语，替英人充当翻译并任总务，为侵略者效劳。进上海后，他巴结洋人，包揽上海外贸。当时，“无论何人有大宗交易，必央穆为之居间”（姚公鹤《上海闲话》）。他又收了一些乡下青年当学徒，教他们英语及同外商贸易的手续。后来商务繁忙，穆应接不暇，便将他的学徒推荐给外商，这就是上海洋商雇佣买办的开始。所以，上海最早的买办中以宁波人居多。

随着大量西方商人拥入上海，买办的队伍不断扩大，到了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末，已“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买办阶层中形成了一些独特的习俗。

充当买办的首要条件是能讲英语，但当时国门初开，除极少数人从早期来华的传教士等处学过些正规英语之外，绝大多数人并不懂英语，而买办的需求量相对又较大，于是只好从那些在与外国人多次接触中，杂七杂八学会几句英语的人中挑选，这种人讲的英语往往是用英语兼其他外语的单词，按汉语的语序、语法来讲的，俗称为“洋泾浜英语”。

“洋泾浜英语”最初源于上海人与外国商人的交易活动。１８４３年上海开埠后，外国殖民侵略者霸占黄浦江以西，苏州河以南，洋泾浜以北的土地为租界。一些上海人即在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南即上海的老城厢）沿岸以一种混杂的英语与外国商人兜搭，完成购买物品的活动。这中间就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混杂语言习俗，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洋泾浜英语”，又称之为“别琴英格利西”（Ｐｉｄｇ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这“Ｐｉｄｇｉｎ（也作Ｐｉ鄄ｇｅｏｎ）”一词，即“ｂｕｓｉｎｅｓｓ”（生意）的讹用，原意要说的是“兜搭生意用的英语”，结果说成了“别琴――洋泾浜英语”。有意思的是杨勋曾作《别琴竹枝词》一百首，形象地反映当时“洋泾浜英语”的情况，不过若是对“洋泾浜英语”不熟悉，无论如何也读不懂。正如其中一首所言：“衣裳楚楚语陪陪（ｂｙａｎｄｂｙ，意为稍等一会），考姆陪陪（ｃｏｍｅｂｙａｎｄｂｙ）歇歇来，多少洋行康八杜（ｃａｍｐａｄｏ，源于葡萄牙语ｃｏｍｐｒａ，意为买），片言茹吐费疑猜。”事实上，买办所说的“洋泾浜英语”，不仅仅是英语单词加汉语语法，其词汇有的取自中国方言，有些来自英语，还有些来自葡萄牙语，是一种非常复杂而有趣的语言习俗。

充当买办的第二个条件是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考试被录取后，习俗上还要签署一份《买办雇佣合同》，并且要向外商提供保证品，可分为现金、财产和信用三种。有的只需一种保证，有的则需要多种保证，主要依应聘买办的身价和信用来定夺。现金保证数量的多少，每个行业不同，在数万至数十万两之间；财产保证需租界范围内买办拥有的房地产，还须办理过户手续；信用保证是要有社会地位的人来为买办作保证人，立下保证书――保单。

充当买办的条件应该说是极为苛刻的，但当了买办后的利益也是很可观的：一方面社会地位得到迅速提高，成了大权独揽的高等华人；另一方面能够大笔大笔地赚钱。在旧中国买办可不受中国政府管辖，可大胆进行不法活动，诸如偷税漏税、垄断市场、贩卖毒品等，为所欲为地赚钱。买办每月的薪金，少则几百两，多则近千两，另外买办还有佣金收入，明文规定的从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私下里买办都玩“赚行市”的花样，即收进货物商品压低一档行市，卖出时抬高一档行市，转手间买办就发财了。玩此花样的买办每年可赚几十万两白银。

由于买办在社会上拥有较多的特权，又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更主要的是频繁地接触西方文化，所以他们的生活习俗中处处都呈现出中西混合文化的特征。

在服饰方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平时私下场合，都喜欢穿着中装，然而在另一些特殊的、公事的场合，如与中国官府打交道，或在内地为他们的外国老板做生意时，买办又往往是西装笔挺。

在居住方面，他们一般有一所洋房作为私人住宅，里面陈设着西式家具。但在“造价超过５０万银元的一所富丽堂皇的花园洋房”里，必定又布置着上等的中国瓷器，周围环绕着有江南园林特色的、布置着小湖假山、亭台楼阁的中国式花园。这类建筑被人称为“买办式”宅邸，一般都坐落在上海租界内。

在家庭生活中，他们仍保持有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和习俗，诸如仍尊崇儒教，家庭中娶妻纳妾，奉行家长制，以子女的孝顺为自豪，以三纲五常为准则。但在个人生活中，因与外国商人的接触浸润而染上许多西洋习俗，如取洋名字、抽香烟或烟斗，热衷于玩赛马等。１８６９年，上海的买办还赠给上海跑马会一个锦标杯子，这一锦杯，当时就称之为“买办杯”。不少买办还对原本是西洋人交际习俗的社会俱乐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渐渐形成积极参加社会俱乐部活动的习俗。１９世纪末在上海已有买办组织的社会俱乐部出现。一些买办还改信天主教、耶稣教等洋教。在对待子女问题上，除已不愿让女儿再受缠小脚习俗的痛苦之外，还让子女进洋学堂读书，同意子女与外国人通婚等也已成为习俗。

当时买办阶层的一个突出习俗是捐官。富裕了的买办，不可能通过科举考试求仕途，但又要谋求政治地位，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所特有的捐官弊政成了买办争取社会政治地位的出路。当时的买办要捐就捐个道台衔，比道台衔低的他们还不屑一顾。当时的习俗，一个著名的买办不同时具有道台以上的头衔简直是不可想象和很少见的。当时上海一些大买办像杨坊、徐在亭、徐润、唐景星、郑观应等人全都有道台衔，出门全都可以坐绿呢大轿。１９００年前后在上海的４０多名大买办中，至少有一半是候补道台，有些买办甚至捐了很高的官衔，如徐润在１８７２年便捐了兵部郎中衔。买办对名誉官衔是很自负和珍爱的。当年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拒绝承担某笔债务时，其债权人将此事告至官府，官府在一份奏折中建议为此革去郑的候补道台衔时，郑观应为保住他的官衔，立刻便还了债。这官衔，上海买办习俗中称之为“面子”。有官衔，官衔大，在商务活动中就有面子，面子大，对做生意的成功，十分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