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在安徽

近代中国严重内忧外患，促使青年学生群体成为除旧创新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民主革命的各个阶段，他们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民国8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在开始阶段主要是学生的独立活动。五四运动的旗帜是爱国、民主、科学。它既是一次爱国的政治运动，也是一次新文化运动。它是 《新青年》 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每周评论》等进步报刊评论时政，向封建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发动攻击的结果。人民的觉悟提高了，民主意识增强了。所以青年学生也要干预国事，走向政治舞台，这是伟大的创举。关于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化革命，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0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五四运动不仅使新文化运动与反帝爱国政治运动相结合，而且将少数先驱者的引吭高歌变奏为全国各阶层民众的雄壮的大合唱，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回响。这是由于五四运动表达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安徽学生在北京学生的带领下，登上了全国这个大舞台上，参加演出了一幕雄壮的大合唱，从而留下了他们光彩照人的生动形象。

一、五四运动席卷安徽

在五四运动中，安徽被视为 “全国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尤以安徽主要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安庆和芜湖为烈。”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版第81页) 值得注意的是安庆、芜湖两地以进步的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为中心，组织了全省教职员联合会和全省学生联合会。这两个进步群众团体，在斗争中一直起到先锋和桥梁作用。五四运动在安徽不仅具有规模，而且运动的持续性在全国也很有代表性。陈独秀曾在《安徽学界之奋斗》一文中赞扬 “安徽学界又算是全国学界之领袖” ( 《陈独秀文章选辑》中，三联书店版第356页)。主要原因是安徽五四运动的指导力量与以陈独秀为首的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保持着密切联系。

朱蕴山在回忆五四运动在安徽时说：“在五四运动前，当时在北京的陈独秀和在安徽的刘希平、李光炯和我等都有联系，口信也不断频传。陈独秀在离开安徽时，曾说过： ‘我去搞全国性的运动，你们在安徽搞反军阀活动。’”(朱蕴山 《回忆“五四”运动前后在安徽的活动》，《安徽文史资料选辑》 1980年第1期)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安徽安庆、芜湖、合肥、蚌埠、六安、寿县等地的广大青年，纷纷起来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在青年学生宣传动员下，工人、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广大城镇居民也纷纷行动起来，形成一股巨大的反帝反军阀的力量。

(一) 安徽学生响应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而学生以其先进性从中起到先锋作用。他们思想活跃，反应敏锐，眼界开阔，充满激情，又聚集一堂，相互联结为统一整体，其敏捷的反应不仅很快变成舆论传向社会，而且迅速转化为大规模的群体行动。安徽学生界迅速响应北京学生的五四运动充分说明这一点。

安庆：5月6日，安庆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派出代表在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简称法专)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100多人，其中有法专代表周骏 (周新民)、万诚、童汉璋，安庆第一师范代表方乐周 (方洛舟)、常禹元、王先强，第一中学代表朱源(朱子帆)、储应时 (储一石)，第一女师代表史佩英、房硕民; 安庆甲种工业学校代表舒传贤(夏唯宁)、许厚森，安庆第一农业学校代表余大化(余黎民)、童正常及安庆六邑中学代表王步文、朱子清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商讨声援办法。5月7日，法专学生周骏、宋伟年、童汉璋、范治农、汤志先、万心斋、李鸿典等人发起成立全省学生联合会，以便更好地推动学生爱国运动，立即得到全校学生的赞同和支持，并一致推选周骏等七人为代表，分头前往各校联络。

5月8日上午，安庆各校学生2000多人在黄家操场 (现市体育馆) 举行大会，愤怒声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并电告北京政府，不准在和约上签字，要求罢免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并致电国际联盟大会，力争国权。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沿途散发宣言和传单，高呼 “打倒北洋军阀政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等口号。5月9日，安庆各校学生代表集会，通电全国，呼吁力争归还青岛，要求释放北京被捕学生等。10日，安庆各校组织“安庆学生团”，公举7名代表到省长公署，请救北京被捕学生。省长吕调元在学生的压力下，不得不 “嘱商会、教育厅拍电力争”。

5月11日，省学联会筹备会成立，并公布 “宣言”，“泣告六十县学生”，还致电北京大学等校，表示“此次义举，敝省各校学生极表同意，已电致政府力争，务望坚持到底，敝省全体学生愿为后盾”。

对于安庆学生罢课行动，倪嗣冲极为恐惧，并密令军警采取镇压。5月29日，倪嗣冲复内务部密电报告，“顷接省城来电，各校学生亦有全体罢课情事，已电商省长督饬教育厅切实开导，如果始终违抗，即将为首学生立即革除。倘再不服训诫，虽全体解散，亦所弗恤。”(《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页)

芜湖：首先行动起来的是省立五中。5月5日凌晨，北京学生游行示威的消息，由 《皖江日报》 主笔郝耕仁派人送到省立五中教员高语罕处。高即派该校学生代表主动到各校联系。高与刘希平不仅支持学生的行动，并参与策划。

5月6日，芜湖五中、二农等校师生代表聚会，商讨5月7日集会与游行示威。萃文、圣雅各等教会学校学生，不顾外国神甫和校长的无理阻挠，也纷纷行动起来。第二女师的进步学生冲破封建的枷锁和校方的反对，也加入到斗争行列。

5月7日上午，芜湖各校学生2000多人，齐集东门外老铁路埂开会，声讨北京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呼吁各界同胞迅即抵制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会后，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5月10日上午，芜湖各校派代表集中在芜关中学开会，会议由高语罕和刘希平主持。会议决定成立 “芜湖学生联合会”和 “芜湖教职员联合会”。“两会” 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芜湖五四运动的发展。

安庆、芜湖学生响应五四运动的消息很快传遍安徽各地，迅速掀起了全省学生的爱国运动。

合肥：5月8日，合肥省立二中、三育中学、三育女中、省立第六师范等校学生代表30多人，聚集省立二中开会，决议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接着，各校学生纷纷组织演讲团，分赴街头宣传演讲。5月16日，合肥各校学生一致罢课，聚集在卫衙大关的公共操场举行大会，高呼反帝爱国口号，并在交通要道张贴标语，散发传单。

六安： 宿县、阜阳、凤阳、泾县、南陵等50多个县，都先后热烈响应，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形成了全省范围的反帝反封建的浪潮。

在各地学联纷纷成立的基础上，5月25日在安庆召开了各校学生代表会议，推举15名代表组成省学联会，选举方洛舟为会长，下设文书、宣传、组织、教育、经济、交际六股，分别开展活动。从此，安徽第一次有了一个全省统一的学生组织，并成为领导全省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中坚力量。

省学联成立后，积极领导和推动各地学生开展爱国运动，主要方面有： ①广泛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宣传，各地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②编印《安徽全省学生联合会周刊》，第1期于6月上旬出版发行，共出版6期，每期印发500份。③抵制日货，提倡国货。④提倡新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反对封建文化。⑤开办义务教育，开发民智。

6月16日，省学联推选汤志先、常禹元为安徽学生代表，出席在上海大东旅社举行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从此，安徽学生运动进一步纳入全国学生运动的轨道，成为全国青年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 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

安徽抵制日货的斗争，早在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时就已发生。五四运动中一个最直接的行动是抵制日货。当时，站在抵制日货斗争最前列的是安庆、芜湖、合肥等地学生。他们的斗争最为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安庆：5月18日，安庆各校学生齐集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到会学生2400多人，各执白纸小旗，上书 “痛恨倭奴”、“禁抵日货”、“死争青岛”等字样上街游行。沿途分散传单，高呼口号，演讲员痛陈倭奴危害各商店及主要交通干道。安庆总商会在学生游行影响下，“立发通知，抵制日货。”

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安庆学生联合工商各界采取一致行动。5月底，在省学联推动下，安庆成立安徽省各界抵制日货委员会，号召全省商界开展爱国运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并提出抵制日货的4项办法。

安徽学联会成立后，为了实行持久的抵制日货的斗争，决定建立国货检查所、国货贩卖部，创办义务小学，组织街头宣传队四个组织，以统一行动。

对于学生抵制日货的斗争，倪嗣冲十分紧张。5月31日倪致电北京国务院和内务部，“皖省对于排日风潮，厉行查禁，于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尤饬军警切实注意”(《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22页)。

芜湖： 芜湖学生抵制日货的斗争也十分激烈。各校学生先在校内检查日货，并将其当众烧毁，同时纷纷到商家去检查日货。学生四处散发传单，劝居民不购日货，劝旅客不乘日轮，劝旅馆拒绝接待日本旅客，劝报社不登日商广告。商店悬挂的 “毋忘国耻” 等白布旗触目皆是。

5月19日，为拒绝抵制日货，芜湖在商会举行全体董事会议。学联获悉后，立即组织1000多名学生包围了芜湖商会。学生代表王持华、翟宗文等动员商会会长汤善福等签名，遭到拒绝，愤怒的学生一举捣毁了商会，痛打了商会会长汤善福和董事长陶玉堂，终于迫使他们在抵制日货保证书上签字。

对于抵制日货的活动，日本政府惊惶不安。他们借口保护侨民，从南京调来五艘军舰停泊芜湖江面，派海军陆战队登陆威吓，驻南京日领事清野长太郎乘嵯峨兵舰来芜，与芜湖县知事余谊密、警察厅长宋学骞等人 “会查各日商遗失物件，实与日领所持原报失单相差甚巨”。日领事 “语多恐吓”，还提出三项无理要求。(1)赔偿。(2) 于一星期内惩办10人。(3)保护。从5月23、24日、7月4、21日。芜湖警察厅长宋学骞给北京警政司王司长电报看出，日领事清野无理要挟与日舰水兵在芜寻衅滋事，激起芜湖学生、工人和店员的愤慨，他们纷纷起来斗争 (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18―222页)。

合肥： 当时全县中学都选派自己的代表组织了学生会，还进一步和商界进行密切合作，组织了“商学联合会”，认真地对日货进行检查。5月24日，合肥学联得悉奸商运进大批日糖，改变商标，冒充福建所产，停泊于大东门外南淝河。学联组织学生、工人和市民1000多人，包围商会，要求严肃查处。但商会勾结军警，妄图武力镇压，拒绝学联正义要求。学生与码头工人冲破军警的阻挠，在高呼 “打倒奸商” 口号中，把400多包日糖全部抛入河中，围观群众拍手称快。

舒城、当涂、怀远、五河等地抵制日货的活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很有成效。

(三) 开展 “三罢” 斗争

安徽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北京五四运动，在斗争中起了先锋作用。为了争取这场爱国反帝斗争的胜利，他们还积极联合工人、店员、工商业各界与社会各阶层人士参加，从而由学生罢课发展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具有广泛群众性的 “三罢” 斗争。

安徽学生的爱国斗争，得到了教育界和社会民主人士的有力支持和声援。其中有史恕卿、光明甫、洪子翊、周松圃、沈子修、朱蕴山、刘希平、高语罕、卢仲农、王肖山等。他们不仅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并亲自参加这场斗争。芜湖的 《工商日报》、《皖江日报》和安庆的 《民岩报》、《周刊》 等报刊，都不断报道学生爱国斗争和各界人士支持学生斗争的动态，表明安徽人民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行动的决心。

“六三”以后，芜湖、安庆等地工人先后投入这场运动，实现了 “三罢”斗争。6月8日，芜湖工人、学生、市民游行队伍到达日本领事馆门口，愤怒的群众拿起石头、砖块掷向领馆，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6月9日，芜湖交通银行报告芜湖罢市致总管理处电报中说： “昨日午后芜埠一律罢市，军警劝导，现尚相持。” (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81页)

安庆十里长街关门闭市，冷冷清清，2000多码头工人罢工游行，使安庆码头变成死港。六安、阜阳、合肥、宣城等地工人、商人、学生也广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 “三罢”斗争。

当时的安徽督军倪嗣冲、省长吕调元对各地出现的“三罢”斗争一面派军警继续威胁、阻挠，一面向北京政府连连告急。省长吕调元急令警察厅出布告：“如有纠众滋事紊乱秩序的行动，依法逮捕……遇有学生散发传单，违反法律而不服取缔者，一经查出，即行依法严办，决不姑息。”(《近代史资料》第2辑第80页)爱国学生针锋相对，在反动布告周围贴满了抗议标语和传单，上面写着： “你们撕，我们贴，见人心，终如铁!” 表示了斗争到底的决心。军阀马联甲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各个学校，禁止学生出入。芜湖五中被军警包围，在工人们强有力的声援下，经过几天的斗争，马联甲不得不撤去军警的包围。

北京军阀政府在安徽和全国各方面的强烈抗议下，下令撤退北大军警，释放被捕学生。但是，各地继续进行斗争，要求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9日安徽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惩办国贼，强调“虽释学生，不惩办国贼，不足以平公愤，而维大局。” (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81页)

由于安徽和全国人民大众坚持斗争，加上北京政府内部互相倾轧，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6月28日，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标志着划时代的五四运动胜利结束。

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

陈独秀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而且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新文化运动呼喊民主与科学，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 新文化运动培养了一批青年领袖和文化精英，为五四运动准备了组织条件。正如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预备会议讲话中指出：陈独秀 “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这个评论是符合实际的。陈独秀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播下了革命火种，还为五四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史实证明，无论是五四运动的第一阶段，还是运动的第二阶段，陈独秀自始至终以各种方式参与并领导了五四运动。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宗旨重在思想启蒙，不在批评时政。从民国4年9月创刊，到民国7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三年零两个月，该刊对现实政治基本上没有直接进行抨击。但是，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洪宪帝制覆灭，皖系军阀上台，张勋复辟失败，广东护法军政府的建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等重大事件，无不从正面或反面促使先进分子关注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陈独秀也深深感到不评时政的《新青年》，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民国7年7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中说： “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 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治呢? ……现在何必谈谈什么政治惹出事来呢?……这些话却都说错了。”对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问题，怎么能装聋推哑呢?国人应当“急谋改革”，否则“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384页)陈独秀从提倡科学与民主，发展到直接干预时政，这是一大进步。

(一) 创办 《每周评论》，发动和指导五四运动

陈独秀一面继续主持《新青年》，另一方面又和李大钊等人一起，发起创办了政治时事性评论刊物 《每周评论》。

《每周评论》创刊于民国7年12月22日，为周刊，8开4页，逢星期日出版，编辑所设在沙滩北大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发行所设在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大街米市胡同79号(安徽泾县会馆)。在第25期(1919年6月8日)之前，主要由陈独秀主编。该刊先后开辟 “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名著”、“随感录”、“国内劳动状况”、“通讯”、“新文艺”、“文艺时评”、“评论之评论”、“读者论坛”、“选论?选录”、“书报评介” 和 “译件”等12个专栏。陈独秀常用“只眼”的笔名发表文章，也是每期刊物最重要的言论。《每周评论》 “是当时全国革命性和战斗性最强的刊物，在社会上，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具有很大影响，事实上成了五四爱国运动在思想舆论准备方面的一个指导性刊物。因此，它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已经同现实的政治斗争密切结合起来。”(李新等《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22页)

创办和主编 《每周评论》是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而且，《每周评论》 的创刊又标志着陈独秀在中国社会的实际作用和地位，开始由原先精神领袖而向政治领袖转化，他对于变革中国社会的强烈的责任感的实现，也开始突破狭义的知识文化界了”(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青岛出版社版第128页)。这个结论，可以从陈独秀在 《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战斗檄文并为五四运动直接播撒下革命火种中得到印证。例如：

民国8年1月1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五号《除三害》一文更明确指出： 要在中国除三害： 即军人害、官僚害和政客害。“中国若不除去这三害，政治能有清宁的日子吗?”“若想除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与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靠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 ( 《陈独秀著作选》 第1卷第451页) 这里他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军阀，把希望寄托于人民的觉悟和群众的政治运动。

民国8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商讨对德和约问题。会议开始英法美意日五强把持，这引起陈独秀的怀疑与不满。他说：“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国力强弱分配权力吗?”“过激派(指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德国工人、军队的起义――引者) 的行为，纵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协约国把他们破坏俄、德两大专制的功劳，一笔抹杀，又试问公理何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476页)陈独秀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信仰，开始发生了动摇，幻想破灭了。

从5月4日到6月8日，陈独秀在 《每周评论》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民国8年5月4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 《两个和会都无用》，指出国内的南北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 ( 《陈独秀著作选》 第2卷第2页) 此文发表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当天，对这场运动起了冲锋号的作用。

针对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陈独秀在5月11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一文中说，曹、陆、章固然有罪恶，但“根本罪恶还不在曹、陆、章诸人”。“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现在可怜只有一部分的学生团体稍微发出一点人心还未死尽的一线生机。仅此一线生机，政府还要将他斩尽杀绝，说他们不应该干涉政治……” (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6页)，这里陈独秀把群众对曹、陆、章的痛恨情绪引向了掌握中央大权的北洋军阀政府，这是对反动当局的抗议，又是对爱国学生的声援。

陈独秀主办的《每周评论》仅在北京一地就发行5万多份，其“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它对五四运动的发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和指导作用。

(二) 在腹背受敌中离开北大，继续坚持斗争

民国8年1月15日，陈独秀在 《新青年》第六卷一号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对该刊创办三年以来所进行的宣传作了总结，并从根本上反击顽固派的进攻。他说：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 (忠孝节)，破坏旧艺术 (中国戏)，破坏宗教 (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 (特权人治)，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 (Science) 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 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的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恶没有呢? 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 《陈独秀著作选》 第2卷第442页)

陈独秀英勇无畏地申明了自己的严正立场和态度： 要继续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 把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每周评论》的创刊和《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的发表，震动了整个思想界，引起了封建顽固派极大的恐惧。他们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向陈独秀等革新派进行疯狂的反扑。首先发起猛烈攻击的代表人物是林纾 (琴南)。民国8年2月17日，他在上海《新申报》发表用文言仿聊斋体写的政治小说 《荆生》，恶毒诋诬新文化运动，小说中的“三人称莫逆”的田其美、金心异和狄莫，分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三人来陶然亭游览聚会。田其美抨孔子，狄莫主张白话……忽然跳出一个 “伟丈夫”荆生，痛骂三人“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显然，该小说的用意在于鼓动北洋军阀政府对陈独秀等人采取政治上的高压措施。

与之相适应，另有若干旧派人物直接挑动北洋军阀政府对陈独秀等人进行政治制裁，如桐城派古文家、安徽孔教会会长马其昶于民国8年初，曾拿了几本《新青年》和《新潮》，并加以 “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等批语，面送总统徐世昌，要求干涉北京大学，惩处陈独秀和蔡元培等人。与此同时，京沪盛传陈独秀等被驱出北大。

针对顽固派的进攻，陈独秀一方面指出： “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一方面公开发表 《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汇集了京沪五家大报的评论，反击那些“决不拿出自己的知识本领来正正堂堂的争辩，总喜欢用 ‘依靠权势’ ‘暗地造谣’ 两种武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504页)。

由陈独秀等人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思想文化界引起巨大变动。正如孙中山在民国9年1月评论五四运动所指出：“此种新文化运动，在吾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一大变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29页)政府当局对此十分忌恨，陈独秀则首当其冲。北京御用报纸 《公言报》攻击陈、胡等人假托社会之说，潜播过激之思，学生仗义利为，竞争驯至，罢市罢工，几危国本。”对陈独秀私德方面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蔡元培顶住了外来的压力，却难以阻止内部的反对者。民国8年3月26日会议，终于以改革体制为名，撤消了陈独秀文科学长的职务，仍为北大教授。但是，从这时起，陈独秀事实上被迫离开了北大。

陈独秀面对顽固派的诬蔑和军阀政府的威胁，毫不畏惧，坚持战斗。他于4月13、27日出版的两期《每周评论》上编辑、刊登了《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其中汇集了京、沪、浙、川四个省市14家大报发表的有关这场斗争的27篇文章，共约2.6万余字。其主要内容不仅是对林纾恶劣学风进行了有力的斥责，更重要的是对 《新青年》 自创刊以来，提倡科学与民主、文学革命所取得的成绩大加赞扬，希望以陈独秀为首的革新派人物，再接再厉，继续奋斗。

(三) 从被捕到获释，陈独秀的声誉和影响更加提高

五四运动是以北大和北京学生为先锋首先发起的。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于5月9日晨秘密离开北京。陈独秀在上海的好友料他“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但陈独秀气愤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当五四运动发展到6月3日，北京军警狂捕上街演说的学生170余人，6月4日，又有700余名学生被捕，北大法科和理科校舍临时改为拘留所。反动派的大逮捕，引起陈独秀的关切。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一文：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 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 《陈独秀著作选》 第2卷第21页)

从此，“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便成为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的座右铭。陈独秀本人首先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就在此文发表的当天，这位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与李大钊等人商量，亲自起草了指导 “六三” 运动的 《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并在北大小印刷所连夜印出。

《北京市民宣言》 (民国8年6月9日) 只有一页的篇幅，上半部为中文，全文是：

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的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要求，如下：

(1) 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 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 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 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 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 《陈独秀著作选》 第2卷第26页)

人们从外交的失败看到内政的腐败，看到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狼狈为奸，在 《北京市民宣言》 中，陈独秀将斗争锋芒指向反动当局，引导五四运动走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宣言》结尾提出，如果达不到目的，只有采取“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是公开号召广大群众行动起来，推翻北洋军阀政府。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反映了陈独秀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和要求。

《宣言》印好以后，陈独秀亲自到闹市区去散发了。6月11日晚，陈独秀与友人邓初和高一涵等去新世界屋顶花园撒传单，不幸被便衣巡警逮捕。

6月13日，北京《晨报》、《北京日报》首先披露陈独秀被捕消息，全国各地大报也相继报道陈独秀的这次被捕，成为当时最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和新闻舆论的热点，并且直接影响了 “六三” 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先看社会各界对陈独秀的声援和营救。

6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以 《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之猖獗》为题发表新闻评述，指出陈被捕原因，据外间传说，一是疑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一是由北京大学发起的这次学潮，是由于 “陈独秀鼓动新思想所致。”

新闻界6月17日，《申报》 以 《北京之文字狱》为题评述陈独秀被捕原因之一，是“陈为提倡新思潮之首领”，政府“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而今逮捕陈独秀，“乃又扬煽其波，激之使动，树欲静而风又来，是诚何心耶?” (强重华等《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版第36页)

学生界： 北大全国校友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等团体积极进行营救活动。北京学联于6月15日，致函警察总监吴炳湘说：“陈先生凤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

倘此次以嫌疑遂加之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并致上海通电：“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潮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除设法援救外，并希国人注意。

教育界： 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民国大学、私立毓英中学等16所学校的69名教授、教员，其中有许多革新派，也有少数旧派人物，联名保释陈独秀。江苏省教育会致电北京教育部指出：陈独秀被捕，“众情疑骇，谓将兴文字之狱……学潮甫息，似不宜再激波澜。请从速省释，以免各方误会。”

安徽各界： 陈独秀是安徽人，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也是安徽人。于是北京安徽同乡会和上海安徽协会通过同乡关系，纷纷为营救陈独秀奔走呼号。其中有陈独秀好友，有与陈素不相识的人，也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永概等。余裴山强调陈 “为革新思想之先导，实吾皖最优秀之分子，请即释放。”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致电吴炳湘：“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

此外，还有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中华工业协会、社会名流章士钊，甚至对五四持反态度的田桐、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西林也都致电政府当局，要求释放陈独秀。

孙中山对陈独秀被捕非常关心。他在上海一见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安徽东至县人)就说：“独秀我没见过……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任建树著 《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180页)

从以上营救陈独秀的声势看出，陈独秀被捕前的声誉和社会影响大致限于知识界，那么自他这次被捕后，不仅知识文化界，几乎是全国各界人士都把他看成政治领袖了。北洋政府逮捕陈独秀，不仅未能阻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反而通过营救活动宣传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李达在 《民国日报》 副刊 《觉悟》 上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说： “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李辛白 (北大庶务主任、安徽无为人)在《每周评论》第30期发表一首《怀念陈独秀》小诗：

依他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毛泽东在 《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 《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 一文中，详细介绍了 《北京市民宣言》及京沪等地的营救活动，并赞扬陈君 “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 “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 “我祝陈君万岁! 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的确，逮捕与营救，使陈独秀的革命形象更加高大光辉了。因而即使在陈独秀被捕之后，全国各地人民群众仍继续为此而斗争。这一斗争的部分胜利又进一步提高了陈独秀的政治声誉。

北洋军阀政府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民国8年9月16日下午4时，京师警察厅同意由安徽同乡会以陈独秀胃病为由，保释出狱。

为欢迎陈独秀出狱，《新青年》第6卷6号发表了刘半农、胡适、李大钊等的白话诗。李大钊在《欢迎陈独秀出狱》诗中写道：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这里有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 ‘只眼’ 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 ‘只眼’ 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指《每周评论》于8月31日被当局查封――引者)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好的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

李大钊这三首诗既表达了陈独秀的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又反映了他被捕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98天的铁窗生活，使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陈独秀出狱之后更加关心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造问题。虽然北洋军阀政府视陈独秀为危险分子，但却受到南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重视。民国9年1月下旬，陈独秀离开北京，并有上海、武汉之行，回京后北京军警拟再次把他逮捕。2月中旬，陈独秀化装成商人，由李大钊陪同坐骡车从北京护送到天津。两人曾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随后，陈独秀坐海轮到上海，不久，即着手建党活动。

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有成就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胡适对于中国文化界学术界最杰出的贡献在他首创文学革命，成功地推行了白话文运动。这对于提高整个国民文化水平乃至解放国民思想都有重大的意义。

胡适原名嗣糜，行名洪笳，后更名为适，又改适之。祖籍安徽绩溪县上庄。1891年 (光绪十七年) 12月17日生于上海。早年在家乡受过9年私塾教育，这位喜读小说的塾童，又到上海求学6年，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上过学。宣统二年他考取了第二批留美庚款官费生。9月，赴美留学，先到纽约州进入康乃尔大学学农科，因对农引不起兴趣，第二年春，转到文学院，主修哲学，副修英国文学和经济。从此，他和文、史、哲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民国4年9月，他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拜师杜威，学习哲学。

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自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揭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胡适从亚东图书馆同乡汪孟邹处辗转读到该刊，颇有同感。陈独秀遂邀胡适给杂志写稿。此后，胡、陈两人经常通信，胡适开始给陈独秀寄去译稿《决斗》，并在信中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此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中国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8月13日，陈独秀复信胡适，对他“改造新文学的意见，甚佩甚佩”，并请他为《新青年》多译像《决斗》那样的短篇名著 “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 ( 《陈独秀著作选》 第1卷第183页)

(一) 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急先锋

民国5年10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2号发表胡适给陈独秀的信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五曰须讲究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这八条意见是文学革命的信号，但胡适觉得自己的意见“或有过激之处”。陈独秀敏锐地认识到胡适这一主张的重要性，立即回信，要求胡适就这一问题 “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

在陈独秀的督促与鼓励下，胡适很把自己主张白话文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1917年1月1日 《新青年》第2卷发表，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它像春雷一样，震动全国。陈独秀紧接着于《新青年》第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进一步发展了胡适的主张，“以为吾友之声援。”一场声势浩大、意义深远的新旧语言文学大论战从此展开。

(二)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民国6年(1917) 6月，胡适告别他视为“第二故乡”的美国，踏上归国的旅途。7月10日，胡适从上海登岸，回到阔别七年的祖国。这时，国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专程由北京到上海，决定聘请胡适为北大文科教授。陈独秀与胡适第一次见面后，印象甚佳。8月9日，陈独秀在上海给蔡元培校长写信说：

……顷接尹默兄来信，据云先生日来颇忙，亟需有人相助，鄙意或请胡适之君早日赴京，稍为先生服劳。适之英汉文并佳，文科招生势必认真选择，适之到京，即可令彼督理此事。适之颇有事务才，责任心不在浮筠兄之下，公共心颇富，校中事务，先生有不及，彼所能为者，皆可令彼为之。

此时与彼言定者，只每星期授英文六时，将来必不只此(或加诸子哲学、或英文学史、俟独秀到京再为商定)。

( 《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2期)

陈独秀还向蔡元培校长建议，发给胡适聘书，采用新章程规定的专任教授名目，月薪240元，从8月开始。陈独秀为北大引进的，不仅是一位年轻的专任教授，还是一位校长的助手。胡适作为海外归来的普通留学生，由于陈独秀的引荐，一步跨进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这对他今后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胡适是遇到了最佳的地理与人和。因此，他也终身没有忘记陈独秀的知遇之恩。” (沈寂著 《时代碣鉴》，重庆出版社出版第136页)

胡适于9月到北大就任教授，当时还不满26岁。作为文学革命先锋，蔡元培、陈独秀都对他十分器重，北大教员亦无不侧目而视。他自己则在继续推动文学革命，倡导在思想解放、女子解放，以及试验教育改革等方面，展开富有创造性的活动。他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为中心口号，提出建设白话的新文学的纲领性意见。他的白话新诗集―― 《尝试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第一部新诗集，被许为放胆创造的新范例。作为北大的一位教授，胡适积极致力于改革教育。他把研究成果写成了使人耳目一新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以简明通俗的表达方式，宣传他的实验主义的新哲学。尽管它不是最完美的哲学，但它在充满武断、迷信和教条主义盛行的中国，显示了一种清新的思想风格，发生了促进思想解放的作用。总之，胡适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开拓工作是多方面的。

胡适成了与陈独秀齐名的，对知识界、青年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从最激进的到最温和的，一切有志于国家社会事业的青年，差不多都把他视为导师，向他倾诉自己的愿望、理想和苦闷，请求他的指导。他受到各地、各种社团的邀请，去发表讲演。他的影响引起了守旧势力的恐惧，有公开的指名批评、攻击，例如林纾给蔡元培的公开信。也有匿名的恐吓信，和影射小说、小品文字的发表等。京、沪报纸甚至传播一种谣言，说胡适与陈独秀被驱逐出北京大学。这从反面反映出胡适当时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 ( 《耿云志 《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知识界领袖――胡适》，《民国著名人物传》 第4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胡适曾经对封建文化进行过大力批判，看到了吸收西方文化的必要性、必然性。他的一生讴歌西洋文明，生前生后都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是，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是首举义旗、冲锋陷阵的 “急先锋”是没有争议的。

四、安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

陈独秀和胡适不仅是安徽而且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安徽文化教育界在他们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下，也涌现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如刘希平、高语罕、李光炯、光明甫、朱蕴山、恽代英等。他们在安徽的新文化运动中，团结全省教职员和青年学生，冲破军阀政府的阻挠，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希平 (1873―1924)，本名兰芗，字畹蘅，别号希平，六安县人。早年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及明治大学攻政治经济与法律。在日期间，刘希平曾亲聆孙中山先生教诲，并加入同盟会。民国元年，他与光明甫等人筹建安徽江淮大学，兼任主讲，声誉遐迩。民国2年，他积极参与柏文蔚兴师讨袁。事败遂避居上海，闭户读书，并倾囊接济求学青年。

“安徽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从芜湖第五中学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希平实际上是陈独秀在安徽的代表。” (朱蕴山《回忆 “五四” 运动前后的安徽的活动》) 民国5年春，刘希平应芜湖省立五中之聘，教授修身兼国文课。同年秋，由刘推荐又聘高语罕来五中任教。当时，校长潘光祖因忙于政务，委托刘、高两人主持校务。他们两人积极配合，首先整顿校风，并在课堂上、报刊上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使五中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培养出蒋光慈、祖茂林 (祖晨) 等人才。

五四运动中，刘希平与高语罕等组织 “芜湖市教职员联合会”，联合“芜湖市学生联合会”声援北京学生，以宣传激进民主主义思想著称。五四时期，他同高语罕等人在芜湖首创商业夜校，开办工读夜校、平民夜校、职业学校等，在这些学校，不仅传授文化知识，还宣讲新思想，播撒革命种子。在整个运动中，他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成为安徽知识界有号召力的领袖人物之一。后被迫离开芜湖到南京，创办新民中学，得到陶行知的全力支持，该校办得很有特色，培养了不少有用人才。

高语罕(1888―1948)，寿县正阳关人。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在安庆参加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辛亥革命后，在韩衍领导的青年军内任秘书长，后避难青岛。在上海积极参加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 《新青年》 的主要撰稿人。民国5年9月，任芜湖省立五中学监兼授英语。他与刘希平在五中大力提倡民主，宣传进步思想，使五中面貌一新，全省闻名。

在五四运动中，高语罕成为芜湖学联的“军师”，领导学生和各界人士开展轰轰烈烈的爱国斗争。因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而避居上海。后到北京成为中共一大前的50多名党员之一。

民国6年冬，高语罕再次受聘为芜湖省立五中学监。经他推荐介绍，沈泽民、郑太朴、董亦湘、时绍武、钱杏? (阿英) 等先后到五中任教。高语罕著的《白话书信》，成为安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不仅组织了群众团体 “芜湖学社”，出版 《芜湖》 半月刊，而且还指导芜湖学联与工人群众联系，开办工人夜校，策动芜湖人力车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了全省第一个劳工组织 “芜湖劳工会”。民国11年，他与章伯钧等赴德留学。

李光炯 (1870―1941)，名德膏，枞阳县人。清末举人。李曾随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协助吴在安庆创办桐城中学。李应聘湖南高等学堂担任历史教习。后与卢仲农 (无为人) 在长沙创办安徽旅湘公学。光绪三十年公学迁至芜湖，改为安徽公学，并增设速成师范学校，请房秩五从日本回国主持。不久又与阮勉创办女子公学。李聘请进步知识分子陈仲甫(独秀)、柏文蔚、苏曼殊等任教。李曾加入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并在校内设立岳王会秘密机关。他经常亲自授课，指导青年阅读进步书刊，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安徽公学成为革命运动据点，师生先后投身反清革命，为民主革命思想在安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初年，李光炯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积极参与柏文蔚讨袁斗争。五四运动后，在进步师生一致要求下，出任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他与刘希平、光明甫等领导全省教职员联合会，在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光明甫 (1876―1963)，名?，枞阳县人，清末秀才。早年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追随革命党人赵声，进行反清活动。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光明甫回国担任安徽公立法政学堂教务长，以民主革命思想培养教育青年。民国元年，他与刘希平等创办安徽江淮大学，并任校长。他积极参加 “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上海。他支持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并为该刊撰稿，担任 《戊午杂志》 编辑，宣传民主、科学和法治思想，与《新青年》 相呼应。

五四运动期间，光明甫积极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斗争。后被学生推举为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他团结省内教育界进步人士，组建安徽省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与省学生联合会等进步团体配合，在反军阀、争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朱蕴山 (1887―1981)，六安县人，光绪三十二年考入安徽巡警学堂，加入光复会。参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活动。后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讨袁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民国6年，朱蕴山在六安创办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聘请进步教师任教，以此作为开展新文化运动，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

五四运动期间，朱蕴山支持学生上街游行，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民国10年，朱蕴山在安庆创办 《平议报》，揭露和抨击军阀的反动统治，揭露贿选丑闻。在 “六二” 学潮后，他与刘希平等组织“安徽 ‘六二’惨案后援会”，领导全省学生进行反对军阀的斗争。

恽代英(1895―1931)，湖北武昌人。民国7年他在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后，即受聘担任中华大学附中部教务主任。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是武汉地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民国9年11月，恽代英应宣城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章伯钧之聘，到四师担任教务主任兼教国文、修身课。恽代英在四师期间，大力宣扬五四运动的重要意义，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他大刀阔斧地革新教育，充实图书馆，扩充教学设备，改进教学方法。他所授的国文、修身课，自编讲义，充实新思想新潮流等内容，许多校外学生跑去听他讲课或讲演。当时四师礼堂很大，本校学生不到300人，该校免费接受其他学校学生旁听，前去旁听的有省立八中、蚕桑讲习所不少学生。恽代英的讲演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同学们极感兴趣。四师学生自治会会长何世琨 (建国后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联合校外部分学生，请恽代英讲些专题。当时恽就介绍学生们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陈独秀是什么人，可是读了他的文章，对我们的思想大有启发。过了一段时期，他又介绍我们读布哈林写的《唯物史观》……我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就是从听恽代英同志这些演讲开始的。”(胡允恭《金陵丛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恽代英的讲演极富鼓动性，青年人非常爱听。他多次应邀在宣城、芜湖、安庆等地讲演，把青年的思想引导到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去，听过他讲演的青年都受到深刻的教育。

恽代英在四师半年多时间，使广大学生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学校的面貌为之一新。四师成为皖南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他撒下思想解放的火种，使不少青年先后走上革命的道路。

除上述几位教育界代表人物以外，全省各地还有一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对安徽新文化运动和民主革命，都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