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

或译“沟通”是生物间为了调整所有成员的行为在传递信息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种行为。对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的生物体来说，交流在一生当中都是必须的。人类学者长久以来一直用交流能力与实践的复杂性作为区分人类与其他生物形式的尺度。尽管许多动物在它们最原始的行为库中体现了某种信息交换的方式，长久以来，一直认为只有人类具有复杂交流的能力，即语言的使用。最近对其它物种的实验向人类这种专有的能力提出质疑，尤其是对大猩猩的实验。然而，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没有其它物种能达到像人类这样复杂的交流程度。尽管语言学的研究从某种形式上几乎可以追溯到书写系统的发明时期，交流作为一个普遍的过程，它的理论模式的发展是近期的事情。符号学家和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与实用主义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通过发展他们的符号功能理论为后期交流的基本结构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人类学家萨皮尔(Edward Sapir)针对交流的行为方法提出了一个基本公式，是最早的公式之一，他写道“从一种明确的意义或含蓄的意义上讲，每一个文化模式和社会行为的每一个举动都包含着交流”。他还认为，交流在本质上是象征的，因此它依赖于人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及个体之间的理解。德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Karl Buhler)在他的1934年的《语言学理论》(Sprachtheorie，)中提出一种语言的场论，为数学家、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提供了一种研究模式(Buhler，1990)。布勒将语言看做由四个元素组成-说话者，听者，符号和对象-并具有三个功能：表达的功能(协调符号与讲话者)，吸引的功能(协调符号与听者)，指示的功能(联接符号与对象)。1948年贝尔电话试验室的克劳迪-香农(Claude Shannon)和沃瑞-威厄(Warren Weaver)合作发展出一种交流的数学模式，虽然具有影响力，但却从交流过程中排除了任何社会与文化因素的说明。香农和威厄的公式(1971)包括以下六个元素：信息源、编码器、讯息、通道、解码器和接收者。这些基本的元素可以从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但是一个普遍的表达是，讲话者是信息源，大脑与语音系统是编码器，代码系统如语言或手势作为讯息，声波或电子信号作为通道，听觉系统和大脑作为解码器，听者作为接收者。罗曼-雅克布逊(Roman Jakobson1960)，利用布勒的理论，发展出一种与香农和威厄相似的交流模式。按照雅克布逊的观点，在语言交流的每一事例中，这些功能的一个或更多将起支配作用。他的独特兴趣在于语言的诗的功能，他认为语言的这种功能是增强讯息(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