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墓葬和铭文看鲜虞中山人的华化

平山中山王墓，年代属公元前4世纪末。位于中山国晚期都城灵寿故址，通过对两座王陵的发掘，揭示了中山国历史和文化的新面目。

两墓随葬品达19000余件。其中出土的“中山三器”与铜版“兆域图”，是极具历史文献价值的宝贵文物。 “中山三器”是指中山王

所作铜鼎、方壶和

的嗣王

所作圆壶的合称。 兆域图铜版，是中山国王

的陵园总平面规划图铜版。

中山王鼎，为铜身铁足，圆腹圜底，附耳，兽蹄足，覆钵形盖，顶有三环钮，通高51.5厘米，腹径65.8厘米。自鼎盖环钮以下至鼎腹足部以上，刻铭文469字。方壶，即通常所谓的钫，望饰四条夔龙，腹两侧各有一铺首，通高63厘米，腹径35厘米，腹的四面刻铭文450字。

圆壶，为短颈鼓腹，两侧有二铺首，圈足，有盖，盖饰三钮，通高44.5厘米，腹径32厘米，腹与圈足皆有铭文，腹部铭文59行、182字。过去发现的战国文字，青铜器铭文大都较短，陶文、货币、玺印之类仅只廖廖数字。中山三器却镌刻有长篇铭文，字体秀丽，文句典雅，显现了古文献上缺载的重要史事，是极其难得的珍贵史料，不仅确切表明墓主为中山王

，而且记明中山王的世系及有关史实。 铭文提到公元前316年燕王哙让位于相邦子之的事件，而公元前299年赵即破中山，中山君(大约是

)逃亡到齐，故该墓的年代可定为公元前310年左右。 两墓均葬有巨大山字形铜器，1号墓5件，高为1.19米，6号墓出土6件，高为1.43米。銎内有木灰，大约是置于悬挂旗类的杆柱顶端所致，作为王权的象征，属仪仗性器物。该器物的造型，恰好是中山国的象征。有些器物制作极为精巧，是艺术的珍品。如虎噬鹿器，长51厘米，高22.5厘米，虎口咬住一鹿，把虎的凶猛和小鹿挣扎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虎的前爪由于抓鹿而悬空，为了保持虎身的平衡，又利用鹿腿来支撑，造型生动，设计精巧。金银镶嵌龙凤形铜方案器是以4只伏卧的小鹿承托一圆圈，其上是蟠绕成半球形的4龙4凤，龙顶斗拱上承一方案。四鹿表情温顺，四龙姿态雄健，四凤展翅引颈长鸣，表现了巧妙的工艺构思。十五连盏铜灯高84.5厘米，形似落叶后树的干枝，树上攀援着嬉戏的群猴，树下有身着短裳的二人仰面作抛食引猴状。银首人俑铜灯高66.4厘米，造型为一身穿绣袍的男子，左手握螭蛇连接的两层灯盘，右手高举螭蛇连接的另一灯盘，巧妙地借俑人的左右手把高低错落的灯盘连接起来，以利各灯火的错落摆布，有利于光照的生辉无影。其他如神兽、双翼神兽、乌柱盆、筒形器、附细孔流鼎及各种玉饰等都是艺术珍品，造型逼真、花纹精美、绚丽多彩，显示了时匠的艺术才华和创造才能。史书有言，中山多美物，上述出土物证明了这一点。

中山不同于中原诸侯，它不属于华夏，而是北方民族建立的国家，经历战国时期200余年的变迁，中山文化的面貌大体已经华化，这可由墓葬的形制和铭文的特点反映出来。

中山侯铜钺(战国?中山国)

要从考古学的角度探讨中山墓葬群的文化性质问题，需要与其同时期的墓葬作一对比，最适宜作这一对比的，莫过于河南辉县固围村的魏国墓地了。该墓地为魏国王族墓葬，在辉县城东3公里的固围村，这是目前所知魏国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组，对考察当时三晋地区高级贵族的葬制具有重要意义。墓地背依山岗，座北朝南，中部为突起两米多的长方形平台，面积为150米×135米，系就天然岗坡整治而成。平台上并列3座大墓，规模最大的2号幕居中，稍小的3号墓和1号墓东西相对，西侧另有南北并列的两座陪葬墓。从墓葬规格推测，这3座墓应是魏王和王后的陵墓。这三座并排的大墓加之其右的陪葬墓，合成一起形成“回”字形陵园。大墓都是“中”字形，3座大墓的墓圹，连同南北两端的墓道，各长约150米，墓坑壁上有白色微绿的涂饰，近坑口还绘成雉堞形，椁周以大石砌成方围，圹底铺厚1.6米的8层巨石，再用木枋垒砌成长9米、宽8.4米、高2米的椁室，椁室内放置套棺并积炭防潮。这种墓葬形制和中山平山大墓是近似的。平山中山王墓同样是“中”字形，其1号墓椁室外层，亦用大石砌成，上用大石封盖，坑壁上也有白色涂饰。墓上同中山王墓一样，覆盖享堂建筑，周围有砾石散水，从固围村墓地平面实测图看，同出土的平山一号墓《兆域图》颇相类似。两地大墓都遭到严重盗掘，但从残存的出土器物看，仍可看出若干一致性，例如平山各墓陶器多乌黑光泽的暗纹陶，固围村1号墓残存的随葬品，主要为暗纹的磨光黑陶仿铜礼器，风格相仿，可谓同类器物。固围村1号墓南墓道置车木室中出土的错金银马头形车辕饰等车器，制作极为精细，马头颈上皆满错金银卷毛纹、菱纹、鳞纹、平行曲水纹等，这种高水平的工艺，在平山器物中更有充分地展现，上文已述，此略。固围村墓中有好多铁器，说明当时魏国已普遍用铁，平山所出铁器亦多。从平山出土器物上所刻的制作工匠铭文看，可推知中山官方手工业机构较多，这说明这些技艺很高的器物不是来自其他诸侯国的输入品。在文字方面，平山的铜器铭文和固围村2号墓骨饰上的漆书，字体也很接近。固围村墓，考古家推断其时代为公元前三世纪，平山1号墓，由铭估算在公元前308年后不久，两地墓葬同属一个时期。

如果扩而大之，就平山中山王墓和出土器物看，中山和中原各国在葬制和随葬器物方面，都相一致，多层棺椁、用鼎制度、厚葬珍宝、外葬车马等等都是效法周礼葬制的。中山国君的称谓也无异于中原各国，中原国君称公，中山也称公(文公、武公、桓公、成公)，周显王四十六年(前323)燕、韩、赵、魏、中山”五国相王”后，都称王。从中山铜器长篇铭文看，其语言文字也与中原诸国相似。三篇礼器铭文，实为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铭文中运用《礼记》、《诗经》中的词句颇多，内容含有浓厚的儒家思想和道德观念。所有这些华化的表现，对鲜虞中山人来说，无疑是一个相当长期的接受同化的过程。粗而言之，鲜虞中山人，自踏入太行山东麓今河北中部这块土地以来，同中原一些国家经过联合、战争、贸易、通婚等种种不同方式的交往，逐步融合，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逐渐吸收消化，趋于一致。这是一个民族间的历史融合过程。其民风习俗，大体与燕赵一致了。《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急，仰机利而食。大夫相聚游戏，悲歌?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劾屣，游媚贵富，入后宫，篇诸侯。”中山到西汉时遗留的这种地方习俗，不正是燕人、赵人亦有的吗。

中山华化与魏之别封有关。古文献记载表明，魏灭以前的中山仍保存着浓厚的古代少数民族习俗，此引两则史料以证之：

其一：《说苑?辩物》中载有赵简子和翟封荼谈到当时中山国的情况，说是大风飘谷，牛羊杂牧：

其国数散，其君幼弱，其诸卿货，其大夫比党以求禄爵，……其士巧贪而有怨。

其二：《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在魏灭中山前不久，西周之君威公见到由晋国出奔来的太史屠黍，屠黍预料中山将亡，他说：

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所以异于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淫昏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

这两则史料说明，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鲜虞中山人是以杂牧牛羊兼及农业为生的，君弱国散，人心不一，社会的民风时尚也和中原显然有别，屠黍观察的立脚点，是以中原政治礼仪和时尚为标准的，所以他看不惯鲜虞中山人的民俗习尚，断言为“亡国之风”。

中山的华化和儒学在中山的流行，同魏国在中山的一度统治有密切关系。公元前408年魏文侯伐中山，历时三年灭中山，文侯先是把太子击、后又把少子挚封于中山，并派政治家、军事家李克、乐羊辅佐。这个作为魏国别封的中山，存在了大约20几年，魏对中山的实际统治，无疑会对中山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中山作为魏的封国，只有屈从于魏文侯的统治，这里是不存立其独立性的。所以这种影响就带有强制性。考古家李学勤精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

魏国二十余年的统治，起了把华夏文化进一步传播于中山的作用。魏文侯时，魏国是儒家的重要中心，《史记?孔子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子贡弟子田子方、子夏弟子段干木，都曾为文侯所师事。儒家的一些重要经籍，是通过子夏传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经》的传流。据《释文》的一种说法，子夏传《诗》于曾子之子曾申，曾申传于魏人李克，李克传于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于根牟子，根牟子传于荀卿，荀卿传于大毛公，这是毛诗的来源。李克正在魏国统治中山的时期任中山相，所以平山器铭文所反映《诗》在中山的风行，很可能与此有关。这对于我们深入探讨先秦经学，是有不小启发的。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等书，吴起曾参与魏攻中山之役。吴起是传《左传》的，传说左丘明传于曾申，曾申即传于吴起。平山器铭虽无明显引《左传》之处，但有类似语句，这一点也值得参考。

①

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总是以其先进民族的经济文化为主导的，从整个战国社会的发展来看，中山的华化是历史的必然，应视为春秋以来民族文化交会融合整个历史潮流的组成部分，为其后列国的统一大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