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时期的宗教

草原上的游牧民，是对天上人间诸种神灵都深怀尊崇敬畏之情的博教徒，博在他们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最初，博既是部落酋长，又是宗教头人，祖先神灵的附体使他具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威慑他人的力量，他们就是借助这种力量管理自己的氏族、部落的。后来，这些部落崛起、强盛，乃至建立了国家，但博的这种酋长兼宗教领袖的地位还仍然存在，而这些国家的首领，亦即骑马民族英雄的军事统帅们，也必须借助博的帮助，取天所赋予的资格亦即神格之后，才能获得统治国家和民众的权力。此时，他已不再是一般的俗人，而是亦人亦神化的君主了。这一做法在蒙古族中是非常典型的。成吉思汗能在政治、军事方面获得大权，直至统一草原诸部成为大汗，除了他个人杰出的才能外，与他能借助博的帮助，以“天所立为名号召各部也有直接的关系”。铁木真(即成吉思汗)身旁有两个极有权势的博，一个是豁儿赤，一个是阔阔出。阔阔出，号称帖卜腾格里，自称常乘一匹灰斑马飞升上天，能预言未来之事，善与神灵沟通，魂灵能在天上遨游。在当时人们看来，博是部落联盟中神权的代表，而铁木真只不过是一位世俗的军事首领。铁木真的称汗，必须由阔阔出宣布了“天意”才算有效。公元1206年春，为蒙古诸部在斡难河畔召开大会(忽列列台)时，是阔阔出代表天神当众宣称铁木真为成吉思汗的：“最高的主让你统治大地”，“最高的主命你采用成吉思汗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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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职业博豁儿赤也当众宣称：“天地商量着国土主人教铁木真做”(《元朝秘史》)，把成吉思汗宣扬为天地的代表者――天子。而成吉思汗也就由此，获得了统治国家和民众的真正权力。

蒙古草原上大小不一的众多部落，语言、习俗各各不同，当成吉思汗将其统一之后，尽管博仍占据统治地位，但多种宗教的信仰也都留有自己的痕迹。早在辽代，景教(亦称也里可温教，为基督教的别支)就传入了乃蛮、克烈等部落，而此时正在勃然兴起的伊斯兰教也正由西向东散布着散响。而当蒙古人民跟随成吉思汗，南入中原，西向欧亚，举行他们震惊世界的远征过程中，他们接触到了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最先进民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固有的落后的博教信仰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成吉思汗意识到，博教并不能成为驾驭那些具有其他宗教信仰的诸民族的精神武器，因此，对信仰不同的民族，采取了兼容并蓄的宽容态度：“成吉思汗命其后裔切勿偏重何种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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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宗教政策，帮助他取得了征服事业的成功，并对他的后代制订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等，就是这样进入元世祖忽必烈的宫廷之中。

忽必烈统治时期，各派宗教都相当兴盛。他任命杨琏真珈为江南释教总统，为道士邱处机在北京修建白云观，还亲临基督教徒祝贺节日的集会，等等。而其中最占上风的，则是藏传佛教的萨迦派。

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代表人物的正式接触，应从阔端大王与萨迦派教主萨班的会见算起。阔端是元太宗窝阔台的第三子，公元1247年，他与萨班在凉州会见，萨班借此机会向他传授佛教教理，从此越来越多的喇嘛出入于蒙古宫廷。忽必烈登基后，承续了阔端的做法，与萨班的侄子八思巴建立了稳固而密切的关系。公元1260年，忽必烈拜八思巴为国师，”任中原法王，统天下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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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了使佛教高于其他宗教、成为王室专一信仰的意味。公元1270年，八思巴又被升为帝师，通过忽必烈及皇后察必的倡导，整个元朝宫廷和上层统治阶级皈依了佛教，而作为皇帝在宗教上的老师，八思巴备受尊崇。此后元朝历代皇帝都封有帝师。

忽必烈如此优礼萨迦派僧侣，主要是从政治上，而不是从宗教上考虑的。蒙古王室需要选择西藏佛教的代表人物来建立自己对西藏的统治，来协助自己进行对西藏的治理，而萨迦派的教主，在西藏甚有声望。除此而外，忽必烈对藏传佛教其他各教派，也都采取了扶持和发展的原则，与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忽必烈去世后，元朝内部各种矛盾日渐尖锐，但对西藏佛教的崇奉仍不稍减，历代皇帝崇佛、佞佛、为信奉佛教浪费掉大量的人力物力，一些喇嘛更是横暴贪婪，无所不为。在元朝统治中国的最后一段时期，对密宗中两性交合的粗浅误解，成为导致元朝统治者堕落荒淫的一个因素，并最终成为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尽管西藏佛教在元朝享有过崇高的地位，但它的传播范围仅仅限于统治阶级上层，并未跨出宫廷的高墙。在广大的蒙古草原上，人们仍然信奉古老的博教。元朝灭亡后，战乱频仍，蒙古同西藏、中原交通阻断，喇嘛数目日渐减少。在元朝覆亡后的200年间，博教重又在蒙古人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东部蒙古的阿鲁台和达延汗，都敬信天命，和远祖成吉思汗一样，遇事向天祈祷，以占 卜决疑。即便是引导西藏黄教入蒙古的俺答汗，早年也信仰博教，命博替他占卜、治病。虽然西蒙古的封建主与伊斯兰教徒有密切交往，东蒙古的俺答汗等和汉族的白莲教徒有所接触，但这些宗教并未渗入蒙古社会，根本起不到支配人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