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至明清安徽民俗文化的变异

秦灭楚之后，楚文化在安徽的影响依旧，在楚文化领域里，道家为楚国学说的主流，此时淮河流域道家学术仍处于尊崇的地位。秦亡汉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却创作了一部宣扬道家学术的经典―――《淮南子》，推崇老庄，贬斥儒法，抵制独尊儒术。结果，刘安及其宾客以谋反罪惨遭杀害，株连达几万人之多。从此，儒家文化由北向南逐步占领安徽，形成儒道并存的格局。处于主流文化的儒家，也就逐步渗透到安徽民俗文化之中，促使安徽民俗文化的变化和发展。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种政治集团争战的结果，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曹操占据安徽北部，孙吴占据长江两岸和皖南山区。随着汉人南迁及江南开发，生活在安徽皖南山区的山越人与汉人的矛盾激化起来。当时皖南山区居民为“椎髻鸟语”的山越人。山越人的原始文化是单一的山越文化。山越文化的特征是鲜知礼节、彪悍尚武。三国时，皖南划入吴国版图后，山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以材力保捍乡土，对抗孙吴政权。为此，孙吴与山越进行了几十年战争，直到建安十三年（２０８年）孙权部将贺齐平定山越，山越人正式成为吴国的编户齐民，从而开始了汉文化与山越文化的融合。

西晋末年，中原地区因“永嘉之乱”，造成人口南迁。安徽皖南地区，特别是徽州一带便成为北方强宗大族求生避难的“桃花源”，迁入皖南的中原人士较多，使安徽皖南真正进入较大规模的拓垦发展时期。北人南迁，不仅给南方经济、文化发展注入强劲的活力，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风俗习惯。原来土著山越人的尚武精神与中原士族“保捍乡土”的观念相结合，形成“武劲之风”。《歙风俗礼教考》云：“武劲之风，盛于梁陈隋间，如程忠壮、汪越国，皆以捍卫乡里显。”山越人也在与外来移民的融合中逐步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山越文化也就逐渐纳入汉文化系统之中，使皖南地区“俗益向文雅”。

南朝时期，佛教信仰在南中国大地迅速传播，上至帝王贵戚，下至一般文人知识分子，都为这种包含着深奥而美妙理论的外来信仰所倾倒和陶醉，忘情地沉湎其中。影响所及沿江各地，盛行铸造佛像。晋镇北将军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还是一个小孩，在芜湖看见众人灌佛（造佛像），就把头上的金镜脱下，替他母亲来灌像。足见刘宋时佛教思想已普遍深入。到了齐梁，更为厉害，礼佛成为当时风俗，不仅吸引清流，而且炫惑俗流。因此，至今皖江一带的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中还保留了浓厚的佛家味道。

南宋之后，对安徽民俗文化发展影响深远者当推程朱理学。南宋至元明清，安徽民间虽有各种信仰，但都是受压制的，惟有理学处于独尊的地位，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安徽，特别是皖江和徽州地区，形成“儒风独茂”的社会景观，不仅造就了影响中国文坛数百年之久的“桐城文派”和一大批享誉华夏的文人学士，而且使社会风俗为之大变，使颓弊的民俗有了较多的生气。道光《休宁县志》记载：“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家之书，非经朱子编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由于狂热地推崇程朱理学，以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为荣，使徽州民俗产生深刻变化。如徽州商人，以理学的义利为立身处世的教条，因而“贾而好儒”，以“仁义礼智信”为商业伦理。程朱理学讲究忠君孝亲、男尊女卑、丧制礼服、修祠续谱、建坊树碑，因而在徽州出现大批的“贞女烈妇”、“孝子贤孙”为传统礼教而殉身。清代文学家赵吉十在《寄园寄所寄》中指出：“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总之，程朱理学的传播对安徽皖南的民俗文化影响是深刻的，一方面起到了开风振俗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固了民俗文化的封建保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