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牧为本，制章定律

蒙古草原历史上相当多数的开明政治家无不重视牧业，视之为经济方面的立国之本，对有关牧业为本的思想大加赞赏。这种思想产生相当早。匈奴大帝国的第二代单于冒顿初称帝时，东胡强盛，曾多次向匈奴索取良马、美妇，冒顿忍辱负重，一一满足了东胡王的无理要求。东胡王贪得无厌，进而提出要牧场。一个胆小的大臣主张答应东胡的要求。冒顿则不答应，认为牧场和土地是国家的根本，如果被人一块块地占去，国家就不能存在。后来还杀了这个主张将牧场割送给东胡的大臣。这里体现了明确的以牧为本的思想。匈奴第三代单于稽粥，号老上单于，曾有过迷恋汉朝彩缯绸缎、食物而轻视本国牧业经济、丧失民族自尊心的思想。于是其大臣燕人中行说劝他要有民族自尊心，汉朝的衣物和食物固然好，但匈奴有牧区的特点。要发扬自己的长处，发展自己衣物食物的生产，匈奴自产的衣物和食物也是很好的。老上单于从谏如流，对中行说以牧为本的高见大加推行，使匈奴牧业得以长足发展。这说明稽粥既继承了本族本家前辈以牧为本的思想，同时又接受了同辈汉族臣僚这方面的远见卓识。稽粥与中行说的关系好比他们之前中原秦孝公与商鞅的关系。秦孝公取商鞅“以农为本”的高见定为国家经济大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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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秦国日益强大，以致其后代东向用兵，灭山东六国，建立了一统中原天下的硕绩。稽粥取中行说之高见，以牧业的发展做为重点，使匈奴的国力强盛。秦孝公与匈奴第三代单于的思想同样值得肯定。源自匈奴帝国的这种以牧为本的经济管理思想，在之后蒙古草原上长期居于宏观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是本区域历史上最主要的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模式。比如，其后的东胡、柔然、敕勒、鲜卑、突厥、契丹、蒙古诸族建立国家的统治者，大都于治理国家经济方面遵行这一管理思想模式。这种管理思想模式，一则通过他们的管理事迹表现出来;二则通过有关典章律例表现出来;三则通过他们的即位诏书或平日发布的诏文表现出来;四则通过他们与臣僚讨论治理国家经济问题的记录表现出来。关于他们的事迹、诏文等，我们可在有关他们的正史本纪或传记中寻觅得到。关于他们与臣僚进行的讨论，有时可在一些正史食货志或有关大臣传文中得知。至于律例法典方面的表现，那是很多的。但就其材料表现的规律而言，是前期稀少而后期繁多且细腻。辽、金时代重牧的法律规定，是这方面有关典章日益完善的良好开端。元代蒙古贵族在《元史?刑法志》中重视和保护牧业的众多且细密的规定是这方面典章已相当完善的重要标志。目前，世界范围内蒙古学界中成吉思汗大扎撒(《箴言》)的搜集整理者已有不少成绩，但就目前收集到的内容看，其中也不乏重牧的规章，它当为元代刑法志有关条文之源。北元《阿拉汗法典》透露的关于重牧的规定是元时统治者重牧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明末清初盛行于蒙古草原西部、北部广大地区，乃至影响到徙居苏联的卡尔梅克蒙古人经济生活的著名《卫拉特法典》，则是蒙古草原历史上重牧的经济管理思想文化在封建时代发展到高峰的有力证据。其中关于牧业的细腻规定就是这方面管理思想文化的生动体现。

由于蒙古草原上重牧为特征的经济管理思想模式更多地以国家法典形态表现，因此它大不同于山林隐士人物的经济管理思想(这种人物的经济管理思想在历史上大多数都没有被实行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它是曾经广泛实行推广的思想。它在更多时候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所以对蒙古草原经济的影响至深且巨。

牧业为本的经济管理思想模式，在以牧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古代蒙古草原社会是无可非议的。不过，这种思想的倡导者如果单一地强调它，过分地排斥其它各类经济，并无视其它类型经济的适度发展和存在对牧业所具有的补助作用就是一种偏面性质的管理思想。但于事实上，这种思想在蒙古草原经济管理思想文化史上并没有导出类似中原“重本抑末”论那样的经济管理思想文化的教条。我们在浩如烟海的有关蒙古草原历史典籍中看到：本区域许多卓尔不群的经济管理文化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形而上学的表现少于中原同类思想。他们的思想大多颇具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内容。在他们那里，更多的时候不是重此抑彼或重彼而抑此。他们对待各种经济的发展，虽有轻重缓急之别，但总是大体上兼收并蓄，互相补济，使事实上的本区域历史多元经济，相容共存于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