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藏传佛教文化为灵魂

以藏传佛教文化为灵魂(或说核心、指导)。可含五个方面的内容：

1. 以《大藏经》为代表的经籍文化。藏人大规模译经，起于公元8世纪，曾经组织过浩大的翻译队伍。早先以手抄本面世，至萨迦王朝执政时期出现雕版印刷。这一技术是直接从汉区引进藏土的，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此后又出现了石刻藏文《大藏经》。当然，在刊行形式上木刻版占主要成份，像那塘版、蔡巴版、里塘版、卓尼版、北京版、德格版等都是木刻，石刻版不多，目前可见到的有四川省石渠县和青海省甘德县的石刻《大藏经》在东吉多卡寺;该寺有400多年历史，原为一座帐篷寺院，1958年前有僧侣500多人。寺院的经籍、佛像等，都用当地所产的青石板雕刻而成。据有关专家估计，此地堆放的石刻《大藏经》石片有10万多片，且大小不一。

由于诵经、刻经、礼经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尊佛内容，因此，《大藏经》的普及率也是较高的，寺院库藏书自不必说，连一些村寨也买一部《大藏经》存放起来。一些《大藏经》的内容成为寺院的必修课，僧人在接受、宣传这部浩繁的经籍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大藏经》的流传研究情况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公元1294―1307年，依据藏文《大藏经》，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将《丹珠尔》译成蒙文，进行雕版印刷;公元1790年，藏族著名学者土观劫吉尼玛等将藏文《大藏经》译成满文。

从现在掌握的一些资料看，外国人研究《大藏经》的历史也不晚。像匈牙利人乔玛(Csoma1784―1842)，曾于19世纪就向国外读者介绍过藏文《大藏经》。自本世纪50年代开始，这种研究逐渐增多，除论文外，也有不少专著。现依据杨茂森先生的材料，分述如下：

[丹麦]哈尔著：《德格版和拉萨版甘珠尔比较表》，1962年。

[捷克]高马士著：《布拉格的甘珠尔和丹珠尔说明》，1962年。

[捷克]海涅斯著：《关于1742年刊藏文丹珠尔刻本的皇帝序言》，1962年。

[西德]梅色扎呵著：《关于原普鲁斯国家图书馆藏德格版丹珠尔》，1960年。

[意大利]图齐著：《西藏札记：1、藏文大藏经》，1949年。

[美国]比邵夫著：《甘珠尔及其版本记录》，1968年。

[美国]巴达拉耶夫著：《论不同版本的甘珠尔》，1968年。

[日本]壬生台舜著：《卓尼版、北京版、德格版和奈塘版，甘珠尔部分比较表》，1959年。

[日本]高崎直道著：《东京大学所藏拉萨版藏文大藏经》，1965年。

[日本]多田等观著：《论东京大学所藏的拉萨版藏文大藏经》，1960年。

[日本]高畸直道著：《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索引》，1961年。

[日本]芳村修基著：《丹噶目录：西藏佛教典籍中一部最古的目录书》，1950年。

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藏西藏大藏经丹珠尔勘同目录》，1967年。

[法国]考狄尔著：《巴黎国家图书馆藏藏文大藏经目录》，1909―1915年。

流往国外的《大藏经》也不少。如1924年，英国驻尼泊尔代表何德逊，通过拉萨运走全套《大藏经》;19世纪30年代初，俄国从外蒙古运走了部分《甘珠尔》，后又从北京盗走全部《甘珠尔》和又一版本的《丹珠尔》。时隔不久，北京版西藏《大藏经》(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运往巴黎、东京。

藏文《大藏经》作为藏人经籍文化的代表，它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它不光是研究藏族文化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印度古代文化的珍贵资料;不光是研究佛教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东方文明的珍贵资料。

2.政教合一为特点的制度文化。藏族社会政教合一之滥觞可能很早，吐蕃时期就有赞普赤热巴由尊自己的导师娘?定埃僧和贝吉云丹等出家人为大相。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小邦割据，为政教合一制度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实践。五世达赖时成立甘丹颇章政权，标志着这一制度的正式确立。假如以往历史的政教合一形式是僧人参政的话，自五世达赖以后的政教合一制度，可以说是僧人主政，政教合一了。

从噶厦政府的组织系统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西藏最高的统治者为达赖喇嘛，其下设噶伦四人(三俗一僧)，僧官噶伦居于首位。噶厦下设译仓和仔康两个重要机关。译仓意为秘书处，由四大仲译钦茂组成，全为僧官。凡僧官的使用调迁均由译仓提名，由噶厦转呈达赖喇嘛核准，达赖喇嘛的印信，也由译仓保管。因而译仓除受噶厦的领导外，也受达赖本人的直接领导。仔康是管理计政的机关，有四大仔本共同管理事务，仔本全为俗官，只受噶厦领导，实权较译仓为小，译仓和仔康之下尚设许多职能部门。在决定重大事情时，噶厦要召开僧侣官员代表大会，除了上述人员外，尚有三大寺、四大林等主要寺观的主持堪布参加。实际上由僧团左右政局。

由于政教合一这种制度，寺院在藏族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地区的寺院，往往是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和最高权力机构，起着政治导航作用。解放前的西藏，寺院占39.5%的耕地，像哲蚌寺有曲奚(chos-gzhis)185个，牧场300多处，农牧奴2万余人。除了寺院内部严格的等级制度外，曲奚的差巴毫无经济和政治地位可言。

3. 以活佛转世制度为特点的寺院僧侣文化。活佛转世制度起于噶玛噶举派僧人噶玛拔希，是一政治斗争和宗教斗争的产物。当格鲁派成为藏传佛教的导引教派，承用这一新生事物，建立了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强化此组织并得到广泛普及。就文化现象而言，此有三点十分重要：活佛转世制度的哲学基础为灵魂不灭观，人的生与死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对于灵魂来说只不过是变换了一种形式而已，藏传佛教思想在藏人意识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也是这一观念。此为其一。其二，活佛的出现使神秘莫测的佛由“天界”下入人世，现实化，无疑这是雪域藏人对佛教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也使佛教教义由活佛这一直观的活着的神灵带入民间，其功效确实不凡。其三，寺院集团使活佛组织变得十分强大而统一，社会的统治权实际上仍然操纵在寺院和活佛手中。在这一文化特征中，僧人的数量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据第巴桑吉嘉措所著《黄琉璃史》介绍：公元1694年，前后藏、西康、阿里、山南、塔工土区各教派寺院1807座，其中格鲁派寺院534座，而至公元1733年(仅40年)，达赖系统的寺院即增至3150座之多，格鲁派的僧人数也由原来的26789人，增至356230人，进入了鼎盛时期。民主改革前只有100万人口的西藏自治区，就有寺院2674座，僧人有15万众。

4. 以颂扬神佛、阐释佛理为主体的文学艺术。藏传佛教的这一特点十分突出。当我们步入藏传佛教的文化书院――寺院之中，就可以看到：佛、神、护法、度母等为主体的雕塑，以佛经故事为内容的绘画艺术，以阐释佛理为主体的诗歌、小说、文学理论和戏剧艺术。因为这些艺术的创造者是僧人，因此不少人也将藏族的文学称为“僧侣文学”;将美术、音乐、舞蹈等称为“寺院僧侣艺术”。然而，值得引起重视的是，此作为一重要特征是存在的，但不能将藏族文学(或藏族艺术)称之为“僧侣文学”(或寺院僧侣艺术)。因为，除寺院僧侣艺术外，藏族也存在着十分丰富的非僧侣的文学艺术;再则，僧侣(即佛教)的出现，在整个藏族历史中只是一个阶段(尽管这一阶段比较漫长)，但它毕竟不是藏人历史的全部。否则，倘若称藏族文学为“僧侣(佛教徒)文学”，那么没有僧侣的苯教文化时期将如何理解?

5. 以礼佛、转经为主体的民俗文化。在多彩纷呈的民俗文化中，礼佛和转经是一遍见的重要内容，也是藏传佛教生活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广袤的雪域大地上，从南到北，倘若仔细观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礼佛和转经占据了相当多的时间，有了初一、十五及节日的礼佛，有了平时和专门的转经礼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