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之禅

佛教是怎样以涅?解脱为目标而修持瑜珈禅定的呢?这主要表现在佛教把禅定当作树立佛教世界观的手段而不是取得神通的手段。比如佛教传说，释迦牟尼是通过禅定而在菩提树下成道的。根据佛教典籍记载，他在菩提树下所作的禅定，是四谛、八正道、缘起论。这些都不是神通，也不涉及什么神通，只是佛教的一些基本理论。又如部派佛教时期被整理为佛教徒修持纲要的“三十七道品”，其中有“四念处”一目。该四念处要求佛教徒通过禅观来念身不净、念受是苦、念心无常、念法无我，从而坚定对无常、苦、无我等佛教基本理论的认识，破除所谓“常、乐、我、净”一类错误的认识。很显然，这儿的禅定完全是为树立佛教世界观服务的。《禅秘法要经》中记载有“白骨观”等“念身不净”的修习法门，这些法门主要是让人们在意念中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看成是一具具狰狞的骷髅，或者看成一袋袋包裹着脓血的臭皮囊，从而达到使人们厌恶肉体、厌恶生命、抛弃现实世界、追求涅?解脱的宗教目的。

由于在初期佛教以及部派佛教时期印度佛教进行瑜珈禅定修习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佛教世界观，因此，虽说小乘以戒、定、慧三学为纲，但从其实际的地位讲，慧是目的，戒是保证，定是手段。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明白为什么在《长阿含?种德经》中，释迦牟尼表示：戒可助慧，慧可助戒，犹如两手相搓，才能把手洗净;在解脱的道路上，只有戒与慧才是绝对不可以缺少的。而丝毫没有提到定。到了大乘时期，进而把般若(智慧)看作是“佛母”，也就是成佛的依据，其他的一切，只不过是成佛道路上的各种“方便”，也就是各种随机应变的手段而已。

小乘佛教以“智慧”为目的而进行的各种禅观，若以中国气功的理论来衡量，它们大体可说相当于外意守。由于我们至今也说不清的机理，这种禅观也能触发若干特异功能。不过，正统的佛教徒从来不把这些特异功能当作自己追求的主要目标。初期佛教的经典记载，释迦牟尼不允许他的弟子们随意炫耀神通，要求他们把全部精力都用于精进修行，争取早日解脱。不过既然在客观上存在着这种惊世骇俗的特异功能，则一旦有人达成这些神通，自然可以取得世人的极大信仰，这也是为什么各类神异在佛教典籍中绵绵不绝的原因之一。

大乘佛教的基本理论是“空”。这一理论的产生看来与禅定有很大的关系。凡是练过气功且有一定功力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当练功练到一定的阶段，会感觉到全身骨骼关节处处是空，舒适异常，似乎连人本身也虚虚然融于一个大“空”之中，不复存在了。所以，大乘佛教所谓的“空”，最初大概就是从这种体验或类似的禅观体验中抽象出来的。当僧人们企图解释这种现象时，便把它当作世界的本源，并力求从理论上去证明它。这实际是大乘佛教构筑自己理论体系的主要方法。禅定体验本来是纯主观的，纯主观的东西本来就是很难用概念、语言等来表述的。试问，一个人，怎样才能向另一个从来不知道“甜”为何物的人解释清楚“甜”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但逻辑的证明又必须依靠概念与语言;禅定体验本来只是一种感受，由于每个人的文化背景、心理素质、体质条件各不相同，感受恐怕也不会一样，会带有相当大的个人成分、感情色彩，而逻辑的论证则需要理性与冷静，这才能达成普遍性的结论。因此，禅定体验与逻辑论证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这一点出发，大乘佛教的学说在理论上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自圆其说，完美无缺。

大乘佛教还按照自己的立场改造了小乘瑜珈禅观的理论。以前面提到的“四念处”为例，据《法门名义集》载：大乘、小乘各有自己的“四念处”。小乘的“四念处”是“观身不净、观受有苦、观心生灭、观法无我”。大乘的“四念处”是“观身如虚空、观受内外空、观心但名字、观法善恶俱不可得”。这实际是接过小乘“四念处”的名称，加上大乘自己“一切皆空”的理论而已。不仅如此，大、小乘的禅观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小乘从独善其身的立场出发，主张在“空闲山泽、旷远之处”独自进行禅定修习。大乘从普度众生的角度出发，认为修行不能脱离人世、超越人世;同时又不能执着人世、追求人世。也就是要求必须身在三界内而不执着于三界。《维摩诘经》记载这么一个故事：光严童子嫌毗舍离太吵闹，所以离开这儿另寻清净静修道场，正巧碰上维摩诘到毗舍离来。维摩诘严厉批评了光严童子的态度，并说，自己正是为了修习而到毗舍离这一道场来的。维摩诘的这一举动，充分说明了大乘佛教的立场。

综上所述，禅定在印度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作用大约可以分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通过禅定建立佛教世界观，争取解脱。

二、通过禅定建立与发展佛教理论。

三、通过禅定获得神通。

上述三个方面相互作用，相互支持，互为启发。不同的派别与个人在修持禅定时，各自的侧重面也许各有差异，但从佛教的根本立场来说，第一方面的作用无疑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