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盟书

山西侯马晋国故城东南郊盟誓遗址出土的盟誓文辞。盟书集中发现于遗址西北部100多平方米范围内的39个坑中，其中30个坑埋羊，2个坑埋牛，1个坑埋马，6个坑无牲(可能专用于“歃血”)。文辞均以朱笔写于玉石片上(少数以玉器废料写成)，多为圭形，大者长32厘米，宽近4厘米，小者长18厘米，宽不及2厘米，计5000余片，能辨别字迹者600余片。主盟者称谓或作“嘉”，或作“某”，或作“子赵孟”，共出一坑，乃以“子赵孟”为一方的赵氏宗族所行盟誓活动。朱书盟誓内容约为4类：共同誓约，此类数量最多;诛讨已被驱逐之敌对势力，主盟人未直接参加此盟誓;禁止“纳室”(即擅自扩大范围);祷辞形式。此次盟誓活动尚不能与文献资料详细对照，众多人名均不见记载，主盟人尚待进一步探讨。盟书对于研究三家分晋前晋国历史、研究上古汉语等有重要价值。

春秋晚期晋国侯与卿大夫间的盟誓文书。1965年发现于山西省侯马晋城遗址。盟书，又称“载书”。春秋时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共同对敌，经常结盟宣誓，将誓文书写在玉片上，一式两份，一份在盟主手，另一份埋于地下，取誓于祖先神灵和让鬼神为证之意。玉片多为圭形，朱书，少数为墨书。字体为大篆，类铜器铭文。誓文的主要内容为：忠于盟约，共同对付敌对势力;分化敌对势力;盟誓者不得再扩充奴隶、土地、财产等。侯马盟书中的主盟人是谁，学术界众说不一，一说为世卿赵鞅，一说为赵敬侯章，还有一说是赵桓子嘉。侯马盟书已发现5000余件，字迹清楚可认者有656件，每件少者10余字，多者200余字。它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盟约制度、文字书法及晋国历史都有重要意义。

战国初期(约公元前五世纪)晋国古文墨迹。1965年山西侯马市晋国遗址出土的对天盟誓的誓文，分“自誓”、“反纳室”、“宗盟”等几类。以朱或墨书于石策和玉策上，总数五千余片;字数不等，多者达220余字;书体为古文，少数为籀文。是目前发现的我国较早的直接用毛笔书写的文字实物资料之一。书写风格不同，字的好坏差别很大。其中最好的字笔画浑厚劲健，颇得自然之趣。许多字都下笔粗重，收尾尖细，形成钉头鼠尾，可能即史书上说的“蝌蚪字”。

盟书即盟誓文书，亦称“载书”。

盟誓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具有浓郁的宗教迷信色彩。“约言曰誓，?牲曰盟”(《礼记?曲礼下》)。所谓盟誓，就是发生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或个人之间为了取得相互的信任，举行仪式达成某种协议，对天地神灵作出信守诺言的保证，并声明如果违约将受到严厉惩罚。在神学泛滥的古代社会，人们赋予子虚乌有的鬼神以种种奇特的力量，试图借助神力调解人类的诸多争端，维系社会的和谐。出于对神力的迷信和畏惧，古人非常看重盟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敢轻易违背誓言。盟誓中正式签订的协议具有约束力，其性质类似于法律，古代的法律与盟誓有密切的关系。

奉神约信的盟誓制度产生于原始社会，盛行于先秦时期，秦汉以降逐渐衰落，其遗俗则至今犹存，可谓源远流长。盟誓与宗教活动颇为类似，有一整套复杂的礼仪。其具体仪式因事而异，因时而变，历代不尽相同。据陈梦家先生考证，东周时代的盟誓礼仪及其程序约有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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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摘要列述于下：

1.书盟辞于策。盟辞即盟誓之言辞，亦称盟书、载书、载辞等。《周礼?诅祝》“为盟诅之载辞”注云：“载辞，为辞而载之于策，坎用牲，加书于其上也。”《周礼?司盟》“掌盟载之法”注云：“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行盟之前，由专司盟誓的诅祝用朱色或墨色将拟定的盟辞书之于策。盟书有一定的格式，具体内容因事而定。《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晋国纠集诸侯伐郑，郑人畏惧而服，晋悼公以盟主的身份与郑、齐、鲁、宋等12国诸侯同盟于亳，其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行文简明扼要，可视为春秋诸侯载书的基本格式。

2.凿地为坎。《礼记?曲礼下》正义曰：“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坎，杀牲于坎上。”在举行盟誓的地点挖掘方坑，以备用牲埋书之用。

3.用牲。盟必用牲，所用之牲以牛、豕、犬、鸡为主，选用何种牺牲视参盟者的身份而定，“天子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鸡”(《礼记?曲礼下?正义》)，贵贱有别。

4.盟主执牛耳。《周礼?玉府》注云：“古者以?盛血，以敦盛食，合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以盛牛耳，尸盟者执之。”诸侯之盟礼以牛为牲，杀牲时先割牛耳，主盟者执牛耳而取其血，盛于盘中，以备歃血之用。

5.歃血。“歃谓口含血也。”(《左传?隐公七年?正义》)杀牲取血后，主盟者先饮牲血，参盟者依次各饮一口，谓之歃血。

6.昭告神灵。“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左传?襄公十二年》)。盟誓是为了约信于神，以神灵为质证，故结盟时必昭告众神。据《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昭告的对象包括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以及同盟者的始祖等。

7.读载书。《周礼?司盟》“北面诏明神”注云：“诏之者读其载书以告之也。”将参盟者拟定的载书在盟礼上当众宣读，使明神察之，结盟者共同信守。

8. 加书。读载书完毕，将载书置于杀牲之上。

9.埋书。既盟之后，将载书与杀牲同埋于坎内。

10.藏载书之副于盟府。载书不止一份，有正、副数本。正本埋入地下或沉入水

中，副本由参盟者在盟礼结束后携带归国，收藏于盟府，作为存档，以备日后查证对质。

在历史急剧动荡、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春秋时代，盟誓之风尤为盛行，大到国际争端，小至个人纠纷，王室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卿大夫、卿大夫宗族内部以及个人之间的各类盟誓史不绝书。在国内政局频繁变动的晋国，宗族政治派系之间的盟誓活动此起彼伏。值得庆幸的是，晋国的部分盟誓遗址已被发掘出来。

1965―1966年，在侯马晋城遗址的东南部发现了一处盟誓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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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曾发现过埋牲的兽坑和埋有单人骨骼的葬坑，与盟誓遗址以半环形围绕着呈圭形。这里可能是晋国的宗庙或其他礼制建筑的所在地，因而留下了许多与宗教性礼仪活动有关的遗存。

盟誓遗址东西长约70米，南北宽约55米，面积共约3800余平方米。共发现竖坑400多个，其中的326个已经发掘。竖坑多为长方形，坑口的大小各有差异，最大的长1.6米、宽0.6米，最小的长0.5米、宽0.25米;坑的深浅不一，浅者仅0.4米，深者达6米以上。多数坑的北壁底部有一小龛，内置1件或数件玉器，器形有璧、环、瑗、?、珑、璜、圭、璋等，雕琢细致，颇为精美。坑底一般都埋有牺牲，大坑埋牛、马，小坑埋羊或盟书。这些竖坑即文献上所说的“坎”，坑内的玉器和牺牲是在盟誓时向神灵奉献的祭品。

埋有盟书的竖坑约40个，集中分布在遗址的西北部。这些坑没有壁龛和玉器，所埋牺牲以羊居多。盟书用玉石片写成，形状有圭、璋、璜等，绝大多数呈圭形，最大的长32厘米，宽近4厘米，小的长18厘米，宽不到2厘米。已出土盟书计5000余件，其中形体基本完整、字迹比较清楚的有600余件，每件少者10余字，最多的达200余字。文字多用毛笔朱书，少数为墨书。

侯马盟书的内容可分为以下5类：

1. 宗盟类。共514件，分别出土于34个坎中。宗盟即宗族盟誓，参盟者多系同宗同姓，亦可吸收异姓参加，“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这类盟书记载的是主盟人赵孟为加强晋阳赵氏宗族内部的团结，以齐心协力打击敌对宗族而举行的盟誓，参盟者包括赵孟的族人和部分异姓家臣等。盟辞的中心内容是参盟者发誓矢志效忠盟主，诛讨已被驱逐在外的敌对宗族并防止其重返晋邦。诛讨的对象有一氏一家、二氏二家、四氏五家、五氏七家等。如156 ：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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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辞云：“邶敢不剖其腹心以事其宗，而敢不尽从嘉之盟，定宫、平?之命，而敢或

改?及奂俾不守二宫者，而敢有志复赵尼及其子孙、先

之子孙、先直及其子孙、之子孙、史

其明亟视之，麻夷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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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说：我赵邶如不诚心诚意地效力于宗族，违抗宗主之命，失守宗庙，胆敢勾结赵庄等敌对势力，使其重返晋邦，啸聚私盟，请宗主明察，甘愿接受天诛地灭的严厉惩罚。

侯马盟书

2.委质类。共75件，分别出土于18个坎中。古人通过盟誓缔结君臣关系，臣服者向主君奉献“贽礼”作为信物，以示永远效忠，至死不渝，谓之“委质”或“委质为臣”。《国语?晋语九》：“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韦昭注云：“言委贽于君，书名于册，示必死也。”这类盟书是那些脱离旧宗族、投靠晋阳赵氏的人与新主君赵孟订立的誓约。其中心内容是参盟者甘愿效忠新君，发誓和流亡在外的旧主君彻底断绝关系，制止其重返晋邦。盟辞中涉及的诛讨对象达9氏21家之多。

3.纳室类。共58件，集中出土于一个坎中。在春秋时代，“室”并非单指家室，而是宗族或家族财产的统称，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单位，包括土地、奴隶、财物等。“纳室”即兼并或瓜分他人的财产。这类盟书的中心内容是禁止纳室，参盟者发誓不再纳室，对同宗中其他人的纳室行为也要反对和声讨，否则甘愿受罚。如67：6号盟辞云：“自今以往，敢不率此盟质之言，而尚敢或纳室者，而或闻宗人兄弟或纳室者而或弗执弗献，丕显晋公大

明亟视之，麻夷非是。”大意是说：从今以后，我如果违背誓约继续纳室，或者对同宗兄弟的纳室行为熟视无睹，不予制止和上报，祖宗神灵明察，天诛地灭。

4.诅咒类。共13件，集中发现在一个坎中。诅咒是古人为了祈求鬼神加祸于敌对者而举行的一种仪式。诅和盟有密切的关系。《尚书?吕刑》：“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诗经?小雅?何人斯》“以诅尔斯”注：“民不相信则盟诅之。”疏：“诅是盟之细，故连言之也。”严格说来，诅和盟是有区别的，属于两种性质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宗教迷信活动。《周礼?诅咒》注：“大事曰盟，小事曰诅。”疏：“盟者盟将来，春秋诸侯会，有盟无诅;诅者诅往过，不因会而为之。”也就是说，盟重诅轻，大事用盟，小事行诅;盟辞不计前嫌，是表示自盟会以后信守新约的誓文，诅辞则追究旧过，是对既往罪行的谴责和诅咒。侯马出土的这类盟书即属于谴责有罪者的诅咒文。辞中曾提到无?、韩子、中行寅等历史人物，有助于确定侯马盟书的年代和背景。值得注意的是，诅咒类盟书的文字均用墨笔书写，与上述几类朱书盟辞迥然有别。

5. 卜筮类。共3件，分三处存放在坎的壁龛内。亦用墨笔书写，文辞简约，不属于正式盟书，而是举行盟誓祭祀“卜牲”时使用龟卜和筮占的记载。如其中的303： 1号有“卜以吉，筮”等字样，显系卜筮文辞。

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卿族之间政治斗争的产物。据《左传》记载，公元前497年，赵氏宗族发生内乱，宗主赵鞅诛杀封于邯郸的支族赵午。赵午之子赵稷据邯郸以叛，和赵午有姻亲关系的中行寅、范吉射与赵稷合攻赵鞅，赵鞅逃奔封邑晋阳。智氏、韩氏、魏氏同中行氏和范氏有旧怨，三家奉晋定公之命讨伐中行氏、范氏，二氏败走朝歌。赵鞅在智氏、韩氏、魏氏的支持下返回晋都新田，“盟于公宫”，结为政治联盟。此后，赵氏屡屡讨伐中行氏、范氏及赵午之余党，迫使其逃奔于齐。这些流亡者得到了齐国和卫国的支持，试图重返晋国，并一度因此引发了晋和齐、卫之间的战争。这场以晋卿赵氏为主、牵涉诸卿族并波及异国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延续了数十年之久。侯马盟书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形成的。主盟者相继为赵氏宗主赵鞅和赵嘉等，参盟者前后多达100余人，多系赵氏的族众和家臣，盟誓的中心议题是如何齐心协力对付与赵氏为敌的流亡者，防止他们卷土重来。

侯马盟誓遗址的发现，揭示了古代盟誓礼制的真实面貌。遗址所展现的晋国盟誓与文献中记载的盟誓制度基本吻合，同时也有一些出入。例如：埋藏盟书的竖坑有两个呈椭圆形，不同于常见的长方形竖坑，说明除“方坎”外，还有“圆坎”。和盟书同埋的牺牲主要是羊，在出土盟书的40个坑中有30个埋羊，表明晋人盟誓多用羊牲，与文献记载的盟礼用牲(牛、豕、犬、鸡等)有别。部分用牲是活埋的，如311号坑的羊牲头骨高举，颈部直伸，呈挣扎状，显系活埋入坎，此类现象或可说明杀牲取血并非盟礼之通例。侯马的6个坎中仅出盟书，没有任何牺牲，而不是像古书记载的那样盟书必置于杀牲之上。此外，侯马盟誓遗址分为“埋书区”和“埋牲区”两部分，前者局限于西北一隅，坑位密集，以埋藏载书为主，少见其他遗物;后者范围广阔，坑位稀疏，埋有用于祭祀的牛、马、羊等牺牲品和许多玉器，有的玉器上还写有卜筮文辞。由此可以推知，晋人的盟誓相当隆重，场面宏大，行盟时还要举行卜筮吉凶、祭祀神灵等一系列配套的宗教仪式。这些场景在文献中也很少见到。总之，侯马盟誓遗址反映的诸多制度可补正文献记载的缺佚和舛误，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古代盟誓文化的认识。

侯马盟书对研究古代文字和书法艺术也很有价值。东周时代的文字过去主要散见于铜器、陶器、货币、玺印以及竹简、帛书等，像侯马盟书这样集中的大批玉石文书尚属首次发现，为研究我国古文字的发展历程增添了新的资料。盟书用毛笔书写，书法熟练，当是出自掌管礼仪和典籍的“祝”、“史”一类神职文化人员之手，属于晋国的官方文书。盟书的文字有些仍保持着殷商西周文字的传统形态，多数则已发生明显变化，出现了各种形态的异体字，别具风格。异体字主要是由于增减笔画或偏旁变位造成的，大部分字都有许多不同的写法，如“嘉”字的写法竟达百余种之多，“敢”字亦有90多种形态。使用通假字的现象在盟书中也屡见不鲜，如“腹心”常常写成“复心”，而“复入”则又每每写作“腹入”。异体字的大量存在和通假字的广泛使用，使这批盟书文字显得异常繁多和紊乱。这说明，在诸侯割据和宗族林立的春秋时代，国家之间的相对独立和政治上的多元化造成了严重的“文字异形”现象。即使在一国之内，文字的形体也极不统一，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文字差异更是可想而知。

字体由繁到简，是文字发展演变的规律之一。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古文字发生巨变的重要时期，字体有繁有简，繁简并存，展现出新旧更替的时代风貌。侯马盟书中有大量的简体字，书写者不受传统章法的约束，施展其书法艺术才能，兴之所至减笔省旁，发明了许多无规范可言的简体字。随心所欲地创造和使用简体字，表明当时人们已有简化文字的强烈愿望和趋向。此外，侯马盟书的书写者为省便起见，沿用了传统的合文和重文符号。合文者如将“子孙”写作“孙：”、“大夫”写成“夫：”等;重文者如将“所所”写为“所：”等，以省繁就简。不少盟辞还在篇末结尾等处标有句号，共发现47例。这些标点符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晋国文书的格式和晋人的书写习惯。

相传我国古代曾流行过一种形似蝌蚪的文字，即所谓的“科斗文”。西汉孔安国《尚书序》说：“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这种文字在《说文解字》、正始石经和《汗简》保存的古文中可以看到。然而，由于这些古文的源流不详，曾被视为伪托之作。晋人手书的侯马盟书，文字的特点是笔划中肥末锐，恰似蝌蚪之形，有些字的特殊写法同传世古文如出一辙。在与侯马盟书同时代的晋国铜器上，也有类似风格的铭文。因而有的古文字学家认为：“根据目前材料了解，所谓科斗文的字体流行于晋人活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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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马盟书的发现，使科斗文的来源等学术悬案得以解决，意义重大。

晋国的盟誓文书除侯马盟书外还有发现。自本世纪30年代起，河南北部沁阳一带曾多次出土墨书盟辞的圭形石片，流传于世，学术界称之为“沁阳盟书”。1979年，在河南温县西张计村发现了盟誓遗址，传世的沁阳盟书就是从这里出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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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址位于温县城东北12.5公里的沁河南岸，附近有州城遗址，与盟址仅隔一条护城河。在已发掘的594平方米的范围内，共发现土坑(坎)124个，有16个出土书写盟辞的石片，达万余片之多。其中8个坑单出石圭，5个坑单出石简，另外3个坑中石圭堆积在石简之上。有的坑仅见玉璧、玉兽等玉器。有35个坑出土羊骨架。这些坑绝大部分为长方形，个别为椭圆形。

从已经发表的资料可知，1号坎底长2.04～2.08、宽0.96～0.98米，距地表深1.26～1.30米，埋藏盟书近5000片。盟书文字用毛笔墨写，字体风格迥异，系出自多人手笔。盟誓辞文的大意是：“圭上有命，从今以后，某不敢不心悦诚服地忠心服侍主君，如果敢参与乱臣一伙，伟大的晋国先公在天之灵，仔细审查你，灭亡你的氏族。”其内容和体例与侯马盟书颇多相似，两者之间当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据初步考证，1号坎盟书的纪年为晋定公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公元前497年1月16日;主盟者系晋国卿族中的韩氏。

温县盟书目前尚在整理之中，详细材料有待发表。这批盟书是继侯马盟书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其数量已超过侯马盟书一倍以上，为研究晋国历史文化增添了新的资料，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