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贾观和义利观

一、徽人重本轻末观念的演变

在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向来提倡崇本抑末。特别是 “贱商”思想，不惟举之于口，且又笔之于书，亦即通过法律条文，对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经营活动进行压抑，对商人的课税往往额外征收，对商人子弟参加科考和步入仕途都有限制，甚至对商人的衣著都作出硬性规定，等等。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八年曾谕户部臣僚曰： “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并提出： “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食在于禁华靡” (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五)。在这种重农轻商思想的影响下，人们羞于经商是很自然的。尤其在徽州这个山区，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更深，直到明初，人们依然认为商居四民之末，不屑为商，故 “里子不入城市”。这里民众，在家乡这个小环境里且耕、且樵、且读，似也怡然自乐。至于外出经商，则受人讥讽、耻笑。康熙 《徽州府志?风俗》载： “嘉 (靖) 隆 (庆) 之世，人有终其身未入城郭者，……有少与外事者，父兄羞之，乡党不齿焉”。甚至听到经商，都相互以为戒。所谓 “一闻挟薄赀，游都会，相戒摇手” (《黟县志》 卷一)。因此，这里的居民，安土重迁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在这个 “山限壤隔”之地，若外出经商，交通确实困难。故后来的一些商人通过从商实践，便深深感到： “经历险阻，跋涉山川，麋费金钱，牺牲时日，旅之往来，殊非易事”(《徽商便览?缘起》)。当人们的生活还可以自给的时候，如方西畴在《新安竹枝词》 中所云： “风味山乡人梦思，此君一见解人颐。晚菘早韭寻常甚，烂煮猫头饭渭匙” (按： “猫头”是一种竹笋名)。人们宁愿在故土过着“勤于山伐”的生活，又何必“跋涉山川”在外地风餐露宿、计较锱铢呢!此外，徽州的先民，“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他们遗留下来的 “武劲之风”，在唐宋时期还比较浓厚。“武劲之风”乃因 “守土”而起，由 “守土”观念而产生的留恋故土，“不欲轻去其乡” 的心理，也是很自然的。

基于上述自然的和社会原因，在南宋淳熙年间修的 《新安志》 中，还是这样记载的： 徽民 “力作重迁犹愈于他郡。”所谓“本富为最，末富次之”，大约在明代以前，还是如此。

但是，存在决定意识。即是说，人们的思想意识是由其经济生活决定的。前面提到，徽州是一个移民地区，自六朝以至唐宋，外来人口不断迁入，“客户”超过了土著。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便出现了“所产不足以自给”的情况。故方志载：“由于生齿日繁，则生计日隘，细民勤其职业者，为力最劳，为享最薄”(万历 《休宁县志?风俗》)。人们既然生计维艰，甚至难以生存下来，自然要另觅谋生之路。如何谋生呢?《徽商便览》的作者，介绍的比较清楚： “吾徽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遇山川平衍处，人民即聚族居之，以人口孳乳故，徽地所产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于是经商之事业以起。”一向安土重迁的徽民，转向 “经商事业”，乃是 “生计所迫” 之故，用 《歙问》 中的话说，“亦其势然也”。

徽州人重本轻末观念的转变，就时间而言是在明代中叶，这种转变是生计所迫的促使，又有理论为之先导。人多地少，为生存计，自然要“糊口于四方”。但要从理论上指出传统的重本抑末的错误，从而改变人们不耻经商的观念，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徽商的后代、明代著名文学家、剧作家官至兵部侍郎的汪道昆、大商人许大兴，都曾提出过否定传统观念的理论，这对徽人从 “贱商”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有着直接的作用。

汪道昆对传统“重本抑末”的批判，是从历史事实着墨的。他说： “窃闻先王重本抑末，故薄农税而重征商，余则以为不然，直壹视而平施之耳。日中为市，肇自神农，盖与耒耜并兴，交相重矣。耕者什一，文王不以农故而毕蠲; 乃若讥而不征，曾不失为单厚。及夫垄断作俑，则以其贱丈夫也而征之。然而关市之征，不逾什一，要之各得其所，商何负于农?”(《太函集》卷五十五)汪道昆在这里提到古代的“先王”，是市与耒耜“并兴”的，不存在厚此薄彼，而是农商 “交相重”。这对传统的思想、理论、政策，都是毫无隐讳的针贬，尤其是他以质问的口吻提出 “商何负于农”，这不仅反映了汪道昆的 “思想解放”，同时，对长期受传统文化思想的束缚和政策枷锁下生活的徽州人，开拓视野、转变观念，也是极为有用的。

在明代中叶，一些有文化知识的商人，也从当地的客观环境和经济理论出发，提出了本末并重的观点。商人许大兴说：“予闻本富为上，末富次之，谓贾不耕若也。吾郡保界山谷间，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且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贾何负于耕?古人非病贾也，病不廉耳”(《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卷八)。许大兴认为 “贾”未负于 “耕”，这无异是为当时 “经商之事业起”，造出了 “合理” 的舆论。

理论的启迪自是必要的，而汪道昆、许大兴的冲破传统观念的思想，也是明代中叶徽人纷纷 “转毂四方” 的思想观念的集中反映。要考察徽人在实践中改变传统本末观的时间界限，我们认为，万历 《歙志?风俗》 则是可为参阅的史料。它是分作几个不同的时间阶段叙述的：

先是介绍从明初到弘治时期的情况：“国家厚泽深仁，重熙累洽，至于弘治盖綦隆矣。于是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至，婚嫁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邻比敦睦，诚哉一时之三代也。”在这个时期里，没有 “弃本逐末” 的情况，故 “诈伪未萌，讦争未起，芬华未染，靡汰未臻”。这是把弘治以前，描绘出一幅升平景象。

到了正德、嘉靖间，社会风气有了变化：“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犍，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已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相互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 在这个时期里，人们由羞于从商而变为竞相 “出贾” 了，而且对 “本” 业也不重视了。

在嘉靖、隆庆之际，社会风气发生了大变： “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牟。于是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在这个时候，徽州已是本末倒置，以末致富者居多，以本致富者少了。

这部《歙志》修于万历年间，最后提到当时：“迄今三十余年则迥异矣： 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即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于是鬼域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

万历 《歙志》 的这篇记述，反映了它的作者依然是以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来描述明代徽州所发生的本末观的变化。他们把社会上的奸诈萌生、贪婪残暴的现象，归之于“末富居多”，自是十分荒谬的。但是，我们倒是可以从中理清明代的徽州人关于本末观转变的基本线索。《歙志》所反映的徽人“出贾”事实，正可作为传统的重本轻末观念转变的有力证据。

二、徽商既 “左儒右贾”，又 “右儒左贾”

说徽州是一个 “文献之国”，是因为这里 “彬彬多儒学之士”(乾隆《绩溪县志》卷三);说徽州是一个“商贾之乡”，则是因为徽人“业贾者十家而七” ( 《太函集》 卷十六)。那么，徽人究竟是“重儒”还是“重贾”呢?对此，汪道昆曾有一说： “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并又说： “吾乡左儒右贾，喜厚利而薄名高” ( 《太函集》 卷五十四和卷十八)。他是认为徽人把“从商”看得比 “业儒”还重要。小说家也是这样描述的： “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其实，这都是皮相之见，也是很片面的。

明清时期的徽州，人们的观念是“左儒右贾”，这似乎是一种社会现象。明代中叶以后，徽州人纷纷外出经商，所谓 “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一个地方，有十分之七的人外出经商，岂非“右贾”? 至于徽人从商的缘由，大致有三：

一是为生计所迫而经商，这是多数。明人归有光说：“歙山郡，地狭薄不足以食，以故多贾” ( 《震川先生集》 卷十八)。前面已经提到，由于山区人口剧增，所产不足以供衣食之需，便只好外出谋生。婺源 《敦煌洪氏宗谱》 卷五十七记述的更清楚，婺源“习俗，每喜远游异地，岂果轻弃其乡哉?亦以山多田寡，耕种为难。而苦志读书者又不可行。是以挟谋生之策，成远游之风，南北东西，本难悉数。”这类“远游成风”的事实，不独婺源，即在徽郡六县也是普遍的现象。

二是科场落第，转而从商。徽人大多自幼读书，其目的是想通过科场步入仕途。明清时期，无论会试、乡试大多是三年一次，且录取的人数有限，故“屡踬场屋”者多。既然科举之路走不通，于是多数人便只好转而从贾，谋生于商场中了。明代休商陈祖相，“七岁读书，十岁能文”，及因科场失利，“乃事贾” (休宁 《陈氏宗谱》卷三)。明末休商吴天衢，“初业制举，屡试郡邑弗售，乃弃儒而商” ( 《新安休宁名族志》 卷三)。就是清代有名的大盐商江春，因为他家上几代都经营盐业，所以“家颇饶”。江春生长在这种富厚之家，当然是 “少攻制举业，乾隆辛酉 (按： 六年) 乡闱，以兼经呈荐，因额溢见遗，遂弃括经商扬州” (民国 《歙县志》卷九)。所谓“额溢见遗”不过是县志的作者玩弄笔墨给江春留点面子，其实，也是乡试落第。这种因 “名落孙山”而来经商者，在徽商中不知凡几。

三是由于家道中落而弃儒经商。人生的生活旅途，变化莫测。徽州商人中，原来有些人是有志“习儒业”并“励志名扬”的。但中途家庭境遇发生了变化，于是不得已改变初衷，转而 “习贾”。徽商江人龙，幼读书，“以家业中落，决意弃儒业鹾广陵，家声由是大振”(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九)。婺商李得成“公幼业儒，甫冠而宗进公 (得成父) 见背，生计日落，因弃儒业商” (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两源公行状》)。歙商鲍志道，其先为盐业世家，当他成童时，“及是中落，……顾贫甚，无以为生”。他 “七岁读书”，因贫而辍学，“年十一即弃家习会计于鄱阳”，后在扬州“佐人业盐”，不数年，独自经营，成为两淮总商。

上述三方面的事实都告诉我们，徽人都是因生计所迫才走入商场的。“民以食为天”。人们生长于社会中，争取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当他们在为生存而 “奔走四方”的时候，当然把经商视为“第一等生业”，惟“商” 为大是很自然的。所谓 “右贾左儒”从现象上不能不是事实。但就商人来说，只是人生旅途中所要达到“贾为厚利”这一重要步骤，而不是终极目标。

徽州向为“文献之邦”，传统文化和“朱子之教”都昭示着人们重学崇儒，注重“谨庠序之教”，走“学而优则仕”之路，以达到“大吾门”、“亢吾宗”的目的。因此，怎么可能重贾而轻儒呢?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不少徽州商人，就是在从商过程中，还念念不忘“习儒”，甚至为不能“业儒”引以为憾。有些商人由于自己未能“服儒服”而不惜重资培养子弟走 “读书做官”的道路。类似这种记载，在徽州文献中。连篇累牍。

休商汪昂，曾“治鹾于江淮荆襄间”，家业日隆，但他“愤己弗终儒业，命其仲子廷诰治书，曰： ‘必以经时务，佐明时，毋徒委靡为也’”(《汪氏统宗谱》卷六)。汪昂希望通过读书“以经时务，佐明时”，就是勉励儿子读书做官。

歙商凌珊，“早失父，弃儒就贾。……恒自恨不卒为儒以振家声。殷勤备脯，不远数千里延师以训子侄，起必侵晨，眠必丙夜，时亲自督课之。每日外来，闻咿唔声则喜，否则嗔，其训子侄之严如此。”一日与室人曰： “儿虽幼已为有司赏识，吾与尔教子之心当不虚。异日者，尔随任就养，必教儿为好官，以不负吾志乃可”(《沙溪集略》卷四)。请看，凌珊教子侄读书多么严，“望子成龙”之心多么殷切。当他的儿子还在咿唔诵读的时候，他就预测到儿子将来上“任”为官，并且做了一个“好官”的梦。他的“儒贾观”孰轻孰重，无须饶舌了。

歙商汪才生，在两浙经营盐业，成为一名富商。于是便命两个儿子读书，且勉之曰：“吾先世夷编户久矣，非儒术毋以亢吾宗，孺子勉之，毋效贾竖子为也”(《太函集》卷六十七)。一位商人为了勉励儿子读书，竟自嘲是“贾竖子”，这还是“右贾”吗?

在徽商中，有一位 “右儒左贾” 的典型人物，那便是大名鼎鼎的程鱼门。鱼门，字晋芳，乾隆时人，与当时的大文豪袁枚、姚鼐为诗文之友。鱼门家世业盐于扬州，他承继家业。“时两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畜声色狗马，先生 (鱼门) 独??好学，罄其赀购书五万卷，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共讨论。先生不能无用世心，屡试不售。亡何，盐务日折阅，……家中落。”乾隆三十六年，举进士。“上开四库馆，诸大臣举先生为纂修官，议叙改翰林院编修，先生大喜过望” ( 《啸亭杂录》 卷九)。像程鱼门这么一位富商之后，且年轻时也曾 “治盐于淮”，但他却对经商不感兴趣，造成“盐务折阅”，家道中落。以致穷途潦倒，“负券山积”，后来竟客死于陕西。程鱼门的这种 “右儒左贾” 的思想和行为，虽然较为典型，但是，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又为“朱子阙里”的后代，这种弃贾归儒的举动，也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程渔门在商场中的损失，却在学海中捞回来了。他的诗词、古文、经学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也是一笔财富，而且是永久性的。从这个视角来评论程鱼门的 “耽于学” 而薄于商，他又是值得的。

上述事例，清楚地告诉我们，徽人“右贾”，不过是为了生计，但非追求的最终目的，并且是为 “右儒” 准备好物质基础。甚至可以这样说，只有富商在前，才有名儒、名宦在后。对此，清人沈尧在《落帆楼文集》中，就已说过： “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非兄老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代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沈尧在这里所阐述的有关贾儒关系的社会情况，比之汪道昆深刻得多，也符合徽州的实际。为了 “给朝夕”，“商贾之事”当然重视。因货殖致富了，子弟便才有可能通过读书而 “致身通显”。这是一条 “商――儒――仕” 的道路，而 “仕”是最后的也是最高的追求目标。

概括起来，徽州人儒贾观是： 在因生计所迫而经商逐利的时候，则是 “右贾”; 待到家业隆起之后，为了子弟的 “致身通显”或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则转而“右儒”。但归根结蒂，还是“右儒”以求仕。在明清两朝，徽州的登科场和为仕宦的人数之多，在全国也较突出。仅以北京歙县会馆所列歙县 (包括寄籍) 有清一代的数字，可见一斑：

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

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进士296人，举人约千人。

歙县是当年徽州府府治所在地，也是徽郡六邑中的首邑。在清代二百余年中，一个县境内出了这么多名卿，又有这么多人得以金榜题名，实属罕见。但根据方志、谱牒的材料，对照会馆“题名榜”上所列名单，他们大多是商人的后代，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沈尧所说的 “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 的论述是正确的; 同时也说明： 徽人也好，徽商也好，他们的思想深处，还是 “右儒”而不是 “右贾”。

三、徽商义利观的不同表现

经商是为了谋利，为了致富，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但采用什么手段和方式达到这个目的，在不同的商人中则表现有所不同。徽商是一个大的商帮，也是人数较多的商人群体活跃于明清商界的。在这个群体中，对取利的认识和实践也有两类，即一部分人能“以义为利”，而另一部分人则 “以利为利”。

所谓 “以义为利” 者，乃是受儒家教育的结果，这类人在历史上被称为 “儒商”。他们并非不言利，而要做到 “利” 在 “义”中，而不是见利忘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一句古训。这里的 “道” 是与 “义”相结合的，即是说，只要符合于 “道”或“义”，其财是可取的，就连 “君子”也是 “爱财” 的，何况企盼“财源茂盛” 的商人，谁不 “爱财” 呢! 徽商当然也是如此。

在以往的文献中，是把从商者分为“廉贾”和“贪贾”两种，认为古人 “非病贾也，病不廉耳” ( 《太函集》 卷十五)。徽州商人则致力“以廉贾称”。明代在南京城内有当铺500多家，大多为徽商和闽商所开设。闽商以高利取息，其利率为三分、四分; 徽商“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于贫民”，以致“人情最不喜欢福建 (闽商)”(《金陵琐事剩录》卷三)，而对徽商则怀有好感。这便是 “廉贾”、“贪贾” 的不同结果。其实，这种不同的结果，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曾提到： “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徽商有文化，有的人还喜读史书。那些在金陵从事典业经营的徽州商人，也许是得到 “史鉴” 的启示而成为 “廉贾”。

徽商中的“廉贾”，在经营其他行业中也所在多有。歙商洪自正 “孑身素手经营海宇，而囊日丰”。但他在经营商业中，“与人营什一，而不与人同趋鹜; 与人共征逐，而不与人争时命，盖得廉贾归富之术。”他的“归富之术”无他，那便是“日之所行，事事求合于义” ( 《歙西王充东源洪氏宗谱》 卷四)。洪氏的另一位商人洪茂芳商于临清，也是“财之取也，为合于义”(《歙西王充东源洪氏宗谱》 卷四)，故以 “廉贾称”。很显然，“廉” 与 “义”是相表里的。

“廉贾”在立身行事中，还包括 “非义之财不取”。商人许大明，遇事“每以义为先。”有一次，他与外地的一位王姓商人同住金陵一家旅店，王姓商人离店时“亡金十斤而去”。许大明拾得此金，便留在旅店等待拾者来取。不多久，失者焦急万分返回，且告之曰： “吾挟赀江湖，离父母求生计，今若此，吾何归焉，弗获则有赴水死耳!”许大明当即告诉他：“毋忧，吾待子来久矣。”遂将拾得之金如数交付。王姓商人感激之余，“愿以一半分之”。大明说： “吾素视不义富贵若浮云耳，吾何 (受) 汝金为哉!”(《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 卷八) 许大明视不义而富若浮云，这完全来之于儒家鼻祖孔子的说教。在徽商中，类似许大明拾金不昧的事还较多，不妨再举一例： 休宁商人程琼，在湖州北门外 “开铺卖饭招宿，畜马骡送行。然其人虽居市井，而轻财重义。有归安宗定者，携银百两来州买丝，丝未出，复归，饭于程铺，就雇其马，下梅溪，置其银于布囊，悬之鞍上，不意中途坠于地，不觉也。跟马僮拾之，瘗于路旁竹园内。而宗定至梅溪，解囊不见，初不意僮也，乃驰回程铺，榜诸途曰：得银者愿平分之’。程视僮面色可疑，遂密诱之，不伏，又威吓之，始吐实。遂押僮同至瘗所，取银还之，宗以其半为谢，坚持不受，减至二十两亦不受。然程之拾遗而非止一次，此其多者耳”( 《见闻纪训》)。程琼“拾遗而还” 的事实，颇为感人，他也是徽商中 “非义不取” 的一位典型人物。

所谓“以利为利”，即是见利必取，见利必争，乃至见利忘义。混迹于市廛的人，一般地说，正如司马迁说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徽州商人虽然文化素质的品位较高，但在对待义与利的关系上，也并非千人一面，思想一律。除了上面列举的那类 “廉贾” 的 “重义轻利”或 “义利双行” 的事例而外，在徽商中“重利轻义”或“以利为利”的 “贪贾” 尚属不少。不过以往的方志、家谱、文集、笔记大多只记述一些有名望、有德行的商人生平事迹，而对那些唯利是图的”徽狗”，却很少见之于载籍。所以，我们在研究徽商这个群体商业道理和评述他们的经商业绩时，根据有关记载，便是褒多贬少，甚至不乏溢美之词，这自然难免失之偏颇。但是，我们从商人 “快快发财” 的具体事实和明清时期一些文学作品所反映的 “现实”来看，徽商中一部分人的义利观同前述 “非义弗取”者还是有霄壤之别的。

首先，我们从徽州一些富商资本的积累来考察。徽人经商以“小本起家”者居多，但是，他们经过搏击商场，有些人竟能“??乎五年而中，十年而上矣”。所谓“中贾”其资本已有四五十万两，“上贾”则有百万两。试想，原来资本并不厚的商人，在五年十年的时间，其资本能增殖到四十万乃至百万，非“以利为利”者何能及此。尤其盐商是徽州中资本最殷实者。经营盐业本是一种垄断贸易，且盐业利润最高。康熙间，郭起元上奏：“臣在江南仪真、通州等处见鬻盐，每斤制钱二三文，至江西湖广省，民间买盐每斤制钱一二十文不等(《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一)。即以此“不等” 的数字测算，其利润大约高于成本的五六倍乃至七八倍。道光间，陶澍改纲法为票法，以打破盐商的世袭垄断地位，从而缩小买与卖之间的价格差距。当时的情况如何呢?陶澍说：“场盐一斤向卖制钱一二文、三四文不等”，而汉口盐价每斤需钱四五十文，迨分运各处销售，近者六七十文，远者竟需八九十文不等( 《陶文毅公全集》 卷十二、卷十一)。从陶澍所述当时盐价买卖“不等” 的数字中，可以得知盐商所获利润当是场价的十倍以上。当然，盐商还有国课、运输等的必要支出，尽管如此，其厚利也十分惊人。所以在清代有的盐商竟 “富以千万计” ( 《扬州画舫录》 卷十五)。这种丰厚的资财哪里来? 当然是高额利润的积累。确切地说，这是一种暴利。虽然，明清时期的盐业买卖是 “官督商办”，盐价制定也属 “官督”的范围，然而，徽州的盐商们，除一部分能从利润中从事“义举”、“义行”尚能表现出 “义”而外，有不少人则是用获得的暴利，畜声色狗马、奢侈享乐。这类商人恐怕只是为了图利而就顾不上义了。

徽商中的见利忘义的事实，虽然见之于文献中的极少，但见之于小说家笔下的却较多。

《儒林外史》第28回，提到 “扬州的大名士”辛东之对盐商的憎恶：“辛先生道，‘扬州这些有钱的盐呆子，其实可恶’”。“辛先生”之所以认为盐商“可恶”，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有钱”，而是因为他们的钱来之不 “义”。

《此木轩杂著》卷八叙述徽州典商的一则故事： 明弘治间，徽州在石门的典商，“倍取民息，捕之皆散去，阖境称快。徽人挟丹圭之术，析秋毫之利，使之甘其饵而不知。日以?，月以削，客日益富，土著者日益贫，岂惟石门一邑而已，盖所至皆然也。”这则故事反映徽州的典商虽 “倍取民息”，反而使人 “甘其饵”，这就是他们善于透过商人那虚伪的 “义”而牟取厚利的通常做法。

《云冈杂识》也记有徽州 “贪贾” 的一则故事： “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一老人踵门拜不已。宦骇，问故，对曰： ‘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今赖君返之，敢不称谢。’ 宦惭不能答。”故事所假设的时间，也许故意提早，但在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属于“五府”地区的松江府，确实是徽商的 “辐辏之地”。这则故事一箭双雕，即既讽刺了那些搜刮百姓的脏官，又鞭笞了徽商中唯利是图的 “贪贾”。

《三冈识略》卷八载：“新安有富人二，一程一汪，以贾起家，积财巨万。性鄙吝，虽产日广，而自奉弥俭。以重利权子母，持筹握算，辎铢必较。汪无子，病将革，族人争立，抢夺一空，奴辈各掠赀散去。汪卧床不得食，引首回顾，饮恨而卒。程三子，长子获与乡荐，贪济以横，田宅日广，遇乱，怨家群起劫之，被杀，余二子五孙皆死于兵”。作者对新安“程”、“汪”两商人如此刻骨咒骂，他们必是 “贪贾” 无疑。

《坚瓠五集》卷一《火焚米商》记述《桐下听然》中的一则故事，也是说徽州一位粮商因贪利而遭到恶报：“万历已丑，新安商人自楚贩米至吴，值岁大旱，斗米百五十钱，计利已四倍，而意犹未惬。请道士降乩问米价，南极上帝附乩判云： ‘丰年积谷为凶年，一升米粜十升钱，天心若与人心合，头上苍苍不是天’。又判：‘着火部施行’。道士未出门，庾火发，商人之米无遗粒。”像这样的粮商，哪里还有什么 “义”字可言呢!

小说、笔记中所塑造的人物事实，当然不能据以为信史。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当我们在研讨徽商义利观时，这类作品却又有某些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