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船舶

先秦是指从周朝立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这个时期，历史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初期阶段，即封建领主制阶段。自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222年，大约经历了800余年。这个阶段习惯上又分为西周、春秋和战国。关于造船技术的发展，文献记载逐渐增多，通过出土文物，更可较深入地了解古代造船技术的发展脉络。

(一)西周的船舶

西周时期与船舶有关的文献，值得注意的有周文王用船舶搭成浮桥迎娶新娘的故事。《诗经?大雅?大明》：“迎亲于渭，造舟为梁，丕显其光”。用船搭成浮桥，很难说是周文王姬昌的发明，但经他在结婚时用了一次，便成了我国以船搭浮桥的最早记录。“丕显其光”，说这是一次煊赫、显耀的盛事。不过自此以后就制定了一种按官阶等级乘船的制度。《尔雅》中说，“天子造舟(指用船搭浮桥)，诸侯维舟(并联四舟)，大夫方舟(并二舟)，士特舟(单舟)，庶人乘?(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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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直接造船的平民百姓连船也不能乘，只好乘木筏子了。

在周朝时曾专设主管舟船的官员，叫做“舟牧”。舟牧大约要执行类似于今日的船舶检验局的职责。《礼记?月令》：“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从这段记载看，舟牧主要是为了保证周天子乘船的安全，要翻来覆去检查五遍，然后报告是否合于天子乘坐的安全条件。对于庶民乘船的安全保障问题，大概就不是舟牧的职责了。尽管这样，舟牧毕竟是作为舟船的安全检验员而出现在我国早期的历史舞台上了。

说到要建立对帝王所乘的舟船进行安全检验的制度，就要联系到周代的第四个帝王周昭王的死。按《通俗文》的记述，当周昭王攻楚时，有人向楚王献策，令船匠大造王舟，用胶粘合船板，泊在汉水渡口，待周昭王到达汉水，由越君假意相迎，请周王登胶合舟使其与舟共溺中流。《史记?周本纪》则说：“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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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说法怎样，上述故事都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楚国具有高超的造船技艺水平。

(二)春秋、战国的船舶

春秋，是封建地主制经济萌芽时期，战国时则开始向封建地主制经济过渡。春秋末到战国初，开始广泛使用铁工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铁制的斧、凿、锯等木工工具和测垂直的悬锤，测平面的水平仪等都已出现，并且发明了曲木压直和直木弯曲的方法，对造船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船舶因航区不同或运输要求各异，也逐渐出现了特点不同、形状不一的各类船舶。

民间有以快速为主的轻舟、扁舟，还有适用于短途交通的批船。屈原在《楚辞?九章》中唱“乘批船余上沅兮”，就指这种有棚有窗的小船。余皇则是大舰，又称王舟，专供国君乘坐。《墨子》说这类船建造坚固，航行轻快，并且雕刻华丽，技术工艺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人们在春秋时就认识到，船舶在运输中承载量大，且有不费牛马之力的优点，特别是在运输粮谷时，船的效能是车辆所无法比拟的。春秋时期，在我国的黄河、长江，都有相当规模的水上运输，文献上多有记载。例如《左传》就载有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秦国赈济晋国粮食的“泛舟之役”的纪事。“十三年冬，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秦伯乃向左右征询意见。有的同意，说：“救灾恤邻，道也。”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请伐晋”。秦伯则说：“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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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是秦国都城，在今陕西省凤翔县，临渭水。绛是晋国都城，在今山西省绛县，傍汾水。自雍到绛的水道，先是沿渭水东下，入黄河则逆流北上，再东折入汾水，航程六、七百里。船舶能前后“相继”，那真是相当庞大的船队。运粮的船称作漕船，“漕”字原来就是水运的意思，后来演变成水运粮食的专用词了。自此，历史上把泛舟之役看做是漕运之始。春秋时，即使是中原地区，比起西周来，船舶也有了很大发展。沿黄河和汾水逆流而上的航程是很艰难的，划桨和拉纤当是并用的，当时是否有橹还不得而知。

再如，《史记》还记载有战国时长江水运的规模和水运优越性方面的资料。这是以秦惠王的使臣张仪(?～公元前310年)到越国游说时向楚怀王介绍的形式记叙的。文曰：“秦西有巴蜀，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扦关(今湖北长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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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黄河和长江的水运情况有这样一些重要的记载，但是，在这样两条大河中怎样解决舟船的操纵问题，尚未得其详。长江上游的航道，历来滩多流急，前人必然积累有操纵舟船的技术和经验，这是有待进一步探索的。

在西周时期只有作为大夫这一等级的官员才能乘坐的舫船，到了战国时期则变成了实用货运工具，可见造船业发展之迅速。

战国时期，楚怀王赐给鄂地封君名启的金节，1957年于安徽寿县城东丘家花园出土。此种青铜器共两种，一为车节，一为舟节。舟节是一个特准的水路运输免税通行凭证。节上铸有：“大司马邵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查《史记》卷40载，楚怀王“六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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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断定此金节为越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所铸。可能是这位叫做启的鄂地封君随军战晋有功，因而获得楚怀王的恩赏。这里的战晋与攻魏，并不相悖。因为到公元前377年，韩、赵、魏“灭晋侯，而三分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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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君启金节刻有节文，规定了舟船数目：以3艘船为一批，每年以50批即百五十艘为限。还划定了通航路线：自武昌出发可通行长江、汉水、湘、资、沅、沣和赣江以达汉口、南昌、沙市等处。在上述任何地点均准免税通行并可得到食宿优待。

舟节的制度，似可以从侧面说明，当时楚国已经设立了官办的水路驿站，更可窥见当时长江中游广大地区舟船往来的盛况。

春秋、战国距今已两千多年，人们只能通过有关文献、文物去了解当时船舶的概貌。若想得到古船的实物，是很困难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对于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1974年到1978年于平山县三汲乡战国墓中发掘出随葬的2300年前的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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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特别珍贵。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平山县三汲乡发现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一座，即中山国都城灵寿。古城内外有战国墓30座，埋葬时期约为公元前310年前后。陪葬的除车马坑以外，还有葬船坑。葬船坑内有船数只，经考证是中山王(公元前344年～公元前308年)生前所用的游艇。游艇的船板虽已朽毁，但在坑底坑壁却残留有许多灰痕漆皮，其木纹及漆仍清晰可辨，犹如留下了一具实尺的彩绘浮雕。

经复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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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船身总长13.1米，最大宽度2.3米，最大深度0.76米，吃水为0.6米，则排水量为13.28吨，方形系数为0.74，菱形系数为0.78。

随船出土大桨5只，桨叶长141厘米，桨柄残长17厘米，宽19.5厘米;小桨2只，桨叶长58厘米，宽9.5厘米。大小桨均有褐色及朱色彩绘，图饰瑰丽。

出土文物还有篷杆铜帽30只，铜帽还带有钩，铜环用以结篷并套在篷杆铜帽的钩上，可推知此船无上层建筑。还有错银铜饰4只，下口与桨柄直径相合，疑为桨柄端的铜饰。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艘古船用铁箍连接船板边缝的技术为前所未见。铁箍为宽20毫米、厚约3毫米的长铁片绕制而成。用肉眼看几乎与现代锻打的熟铁无异。联拼船板的方法是，在船板的边接缝处，距边缝40毫米～50毫米处各凿一20余毫米见方的穿孔，以铁片经穿孔绕三四道，相邻两船板即为之联拼，然后将穿孔之间隙以木片填塞，再注以铅液封固。铁箍的形状不一，均按外板的型线而定。船体平直部位的铁箍呈矩形，高100毫米～150毫米，宽80毫米～100毫米。

当时为什么不用铁钉而用铁箍? 可能是在铁器应用之始，尚缺少对铁钉功效的认识。现代木船在重要部位使用的“蚂蟥钉”，实际上就是半个铁箍，显然是铁箍的继承和发展。

中山国是北方小国，地处华北平原的西北边陲，无江河之利，竟有如此纹饰瑰丽的游船和这般技艺高超的造船能力，那么齐魏大邦定会更有甚之。南方的吴越濒海滨江之地，舟楫之盛更非中原所及。

从平山县一带的考古发掘中，获得战国中晚期的大量的铁制生产工具如镢、锛、铲、锄、镰、斧等。中山国冶铁技术的发展和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看来，在中山国王的墓葬中发现如此先进的游艇，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与当时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一致的。正因为在战国时期的舟船技术有了坚实而广泛的基础，所以才有可能使我国从秦汉时代开始发展海洋船舶，并且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

(三)春秋、战国的水战及战船

春秋战国期间，各封建领主的兼并战争激烈而频繁。从田亩辽阔的中原到江河交错的江南，战争四起。中原争战用车，江南水战则以舟船为主。战争的需要，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船型的多样化。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水战，是公元前549年夏，楚康王以舟师伐吴。《文献通考?兵》载：“用舟师自康王始。”说的是楚康王十一年“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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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之间的水战相当频繁。到了公元前525年，又发生一次激烈的水战，是吴国派公子光率舟师逆长江而上攻打楚国，结果反而被楚国俘去王舟余皇。这就是《史记》所载“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败而亡王舟。光惧，袭楚，复得王舟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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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水战频仍，不仅在江河作战，甚至发展到海上作战。吴王夫差十一年(公元前485年)，“徐承率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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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春秋》记述着吴楚水师的大小战例20余次。吴越之间的争夺，水战也很频繁。吴国的战船有大翼、中翼、小翼三种，另外还有楼船、突冒、桥船。《越绝书》、《武经总要?水战》对各船的尺度均有记载。大翼长10丈，阔1.52丈，官兵桨手总共93人;中翼长9.6丈，阔1.35丈;小翼长9丈，阔1.2丈。据考证，晚周到战国时的尺度，每尺约相当0.23米，折合成米制，大翼长23米，阔3.5米;中翼长22米，阔3.4米;小翼长20.7米，阔2.8米。其长宽比值各为6.6、6.5和7.3。这些翼都是吴国在长江中下游活动的军事船舶，船体修长，速度较快，若顺水而下，再用50名桨手奋力操桨，则船行如飞。

战国早期水战与战船的情况，在出土和传世的铜鉴和铜壶上得到了生动的反映。有关水战图像的青铜器共获有三件：1935年在河南汲县山彪镇一号墓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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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传世文物晏乐渔猎攻战纹铜壶;1965年又在四川成都百花潭中学战国时期十号墓中出土了一件嵌错耕战纹铜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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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件文物的水战图像，其构图和技法几近相同。船形明确，战斗形态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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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鉴上的水战画面，描绘了左右向对驶的两艘战船，形制相同，都是船身修长，首尾起翘，分上下两层，战士在上面作战，桨手在下面划桨。划桨手也身佩短剑，站立划桨。虽只绘出4人，但左右舷当为6人。看来这种战船并没有风帆，完全以人力划桨作为动力，也没有尾舵。

战船所用武器，在类型和形制上与当时战车所用者相同。指挥系统有战旗立于船首，而指挥水战的将领则站在鼓架后面，击鼓鸣金以节制舟师的进退。指挥的位置设在尾部，较能避开敌方武器的攻击。

图像中的战船是当时大型战船的图案化的概括。三名桨手只是象征性的代表而已，真实的数字当几倍于此数。据《越绝书》记载，当时的战船大翼，全船的93人中，桨手就有50人，船头船尾操驾3人。由此可见，驾船人员几近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