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蚕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养蚕取丝的国家。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有被人工割裂过的蚕茧壳，说明那时人们已与蚕丝有某种联系，也印证了螺祖始蚕的传说。在浙江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有丝织品，表明在四五千年前已有了较发达的蚕桑丝织生产了。在殷商甲骨文中已有大量有关蚕丝的记载。《诗经》中有描写妇女采桑养蚕情景的诗篇。在我国古籍中，有关蚕桑的专著和农书相当丰富，《中国蚕桑书录》就著录了自汉代至清末的著作达266种。长期以来，我国古代人民创造和积累了养蚕的丰富经验。反映夏末情况的《夏小正》载有夏历三月“妾子始蚕”、“摄桑”，说明当时养蚕已于室内进行，而蚕由野外到室内饲养，在技术上是重大进步。《礼记?祭义》：“使入蚕(种)于蚕室，奉种浴于川”，表明至迟在战国已将“浴种”作为养蚕的消毒防病的必要技术措施。《荀子?蚕赋》总结了养蚕技术，对三眠蚕的特性、习性及其化育过程的规律进行了研究。西汉初年已能“原蚕一岁再登”。晋代郑辑之《永嘉记》载录了当地“八辈蚕”的情况，其中反映出当时的蚕农已发明出人工低温催青制取生种的方法，利用低温抑制蚕卵，使它延期孵化，这样一种蚕就可以一年连续不断孵化几代。这种一年养多批蚕的技术，无疑是养蚕史上的重要突破。南朝时期，浙江民间出现“盐腌法”储茧，这使得一年一度紧张的缫丝工作得到缓解，此亦为养蚕生产上的重要进步。宋元时期，我国南方的养蚕技术进一步发展，不仅注意选择良种好茧，还讲求从生理上对蚕孵择优，冬天将蚕中置于户外，“任霜露雨雪飘冻”，这样的“天浴”实际上起利用低温对蚕卵选优去劣的作用;在蚕病防治方面，当时已能认识到气温及其变化、饲养环境、叶质等与蚕病有密切关系;这时期的农桑书籍还把养蚕经验概括为“十体”、“三光”、“八宜”、“三稀”、“五广”十字，反映古代养蚕技术的日臻完善;从王祯《农书》所绘蚕具看，这时的养蚕工具已相当完备了。明清时期，在制备蚕种上，更注重保存良种淘汰病弱蚕卵，《天工开物》就记有天露法、石灰浴和盐卤水浴，清代还用高温水浴法;这时期最引人注意的是，《天工开物?乃服》的一段记载：“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一异也，”，这是指通过用一化性雄蛾与二化性雌蛾杂交培育出新的良种，杂交优势的发现与利用，确实是我国古代蚕业科学的一大成就。总之，我国古代不仅在世界上最早开始养蚕，而且在养蚕技术上也一直居于世界前列，世界上的其他养蚕国家，其最初的蚕种及养蚕技术都是直接或间接从我国引入的。

此业罗田、英山、麻城盛行。罗田有“蚕乡”之誉。妇女主养，男辅之。原养一季夏蚕，暮春孵化，喂养一月，经过“三眠”，至落大“眠”时，用油灯“照蚕”（看成丝情况）。将成熟的（老蚕）送上蚕箔。蚕箔以稻草、麦草把、油菜熟秸、松树枝等为之。原无缫丝厂，自茧、自缫、自织、自卖。

蚕室不放牲畜，不置便桶，不让产妇及生疮的人擅入。蚕染上病毒叫“瘟蚕”、“倒筐”、“倒箔”。